“用法律为百姓撑腰，让群众敢于为自己做主”——遵循着这样的工作法和价值观，韩旭辉用生命和热情，守护着法律的公平正义，也守护着人世间的公道人心。

原来，纸上签的，是包工头上初中时的曾用名！韩旭辉马不停蹄，找到了被告的初中班主任。在班主任和老韩的耐心调解下，案件得以圆满解决。

2021年，马厂镇上韩村因城市扩容改造，被列入整村拆迁范围。令人始料未及的是，不少村民在配合拆迁上挺主动，回家后却因财产分配闹起了矛盾。

从一名工人到考入法院，通过刻苦自学，从最基层的书记员到一名人民法官，从执行局、立案庭再到法庭庭长，每一步，韩旭辉都走得坚实有力。

公开审理此案的当天，泽头村里的老百姓，把村小广场挤了个满满当当。前文提到的郝大哥正是老人的小儿子，在老韩的劝说鼓励下，他才紧张地拖着颤抖的双腿，坐上了被告席。

调查结果出乎意料。原来，这位老人先后嫁了三任丈夫，育有五个子女，其中一个儿子已经离世。眼看老人时日不多，其他四个同母异父的子女，便各自打起了算盘：名义上是争夺老人的赡养权，实际上，是想让老人离世之后“与自家父亲合葬”。

2012年，一名年近八旬的农妇将自己的四个子女告上法庭，起诉他们不尽赡养义务。令韩旭辉意外的是，收到传票后，老人的四个子女竟不是为“推脱”，而是为“争夺”老人的赡养权而僵持不下。

王良芝的案子并不复杂，难在是怎么真正帮她要到钱。为了这个系列案件，韩旭辉几次往返临汾监狱、相关企业，反复核实情况、沟通协调。

“旭辉工作法”又名“五先”工作法，哪“五先”？先坐旁听席再坐审判椅，先敲农家门再敲小法槌，先断家务事再释法理情，先摸准良心再倾听民心，先上公正轨再开效率车。

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通知，号召全国政法机关和全体政法干警要认真学习韩旭辉同志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凝心聚力、忠诚履职、担当作为，全面推进新时代新征程政法工作高质量发展。

“他常常说，这些离老百姓很近的事虽然很小，但每个人都把小事办好，合起来就是在办大事。”站在路的这一端，女儿仿佛看到了韩旭辉依然昂首阔步、扎扎实实地走在这条路上。

关注“小案子”里的“大民生”，把老百姓的难事当自己的家事，韩旭辉“五先”工作法的第三“先”：先理家务事再释情与法，就是这么做的。

比如，一次保险理赔纠纷，大家记得“韩庭长”会要求早排期、尽快下判决，“老百姓等不起”。开庭前，他会跟保险公司的代表唠嗑：“你们看看那些拄着拐杖、打着石膏、戴着护颈仪的当事人，因为事故遭了多大罪？家里还‘上有老、下有小’需要人照顾，别让等着‘救命钱’的人再作难。”

农民工们怎么也想不到，钱会回来得那么快。但熟悉韩旭辉的人都知道，这是他“五先”工作法的第五“先”：先上公正轨再开效率车。

“再小的案子和事，对老百姓来说都是百分之百的大事！我要在法院工作一辈子，但老百姓可能一辈子只来一回！”这是韩旭辉生前常挂在嘴边的话。

“咱老百姓，真上了法庭，谁不紧张？”村民郝大哥曾亲历过韩旭辉开庭，对此赞不绝口，“老韩和大家想象得不一样，不是高高在上地讲法条。他会先和你坐在一起聊天，听你真实的想法和委屈，然后才会开庭审案。”

隔天，他就前往被告所在的监狱开庭审理。判决后，韩旭辉还及时联合执行局，利用被告所拥有的一块商业用地的租金，来支付农民工的工资。

老人说：“小儿子待我最好，还是和小儿子一起生活安心，百年之后，想和最后一任丈夫合葬。”了解完老人的心里话，韩旭辉也有了底。

直到前年，王良芝听说和她情况一样的其他工人，在马厂法庭的帮助下“讨回”了工资。她便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态度，到法庭立案、起诉。

比如张大哥家兄弟三人共有一处老宅院，在分配补偿款时，就出现了问题。按各自原有的房屋面积算，有人觉得不合适；按补偿款平均分配，也有人觉得不合理。于是便要求村干部出面解决。

眼看农民工们多次寻找证据无果，“维持日常生活都困难”。韩旭辉就和他们一起去包工头的户籍地“想办法”，可惜也碰了壁。就在一筹莫展之际，在被告所在村走访时，当地村民无意中提了一句话：“这是我们初中同学，他上初中时就叫这个名。”

天天好彩二四六2023年3月8日晚，原山西省长治市潞州区人民法院马厂人民法庭一级法官韩旭辉，在准备第二天的开庭工作时，突发心脏疾病，经抢救无效于3月9日不幸去世，生命永远定格在59岁。

扎根基层法院27年，韩旭辉审理了一系列事关群众“鸡毛蒜皮”的民事案件。他每次开庭前，都有个“习惯”：一定要坐在旁听席或者书记员的位置，以唠家常的方式，帮助打官司的双方缓解紧张情绪，尽可能地去缓和中间的分歧和矛盾。

“有与他一起奋斗多年的同事，有他曾经为之排忧解困的老百姓，有当地乡镇基层的工作人员。借着大家的眼睛，我暂时放下那些他疏于陪伴的日子，第一次去回望爸爸走过的路。”

韩旭辉说：“人的尊严，生前死后都应得到尊重，但生前的生活幸福更重要。子女孝顺不孝顺，取决于父母生前感受和广大群众的评价，不是子女的面子。”

“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二十多年里，韩旭辉将大量矛盾化解在基层，努力在人民群众身边创新实践着新时代“枫桥经验”。

“都是一家人，想要绝对公平，太难。我觉得把各自原有面积加起来，用补偿款去除一下，用这个平均数再乘各自的面积，最后就是各家分得的钱数。‘各退一步，海阔天空’，告上法庭也大致这么判。”

那是2012年，临近年关，9名农民工起诉包工头欠薪。唯一的书面证据，是一张由包工头签字的欠条，但是，署名却与其身份证名字不符。

对这类案件，他的思路清晰：“公司资金周转困难是钱多钱少的问题，农民工拿不到工钱是生存问题，这个案子的判决是显而易见的，关键是农民工什么时候能拿到工钱？”

“等我忙完这一阵。”“快退休了，以后有的是时间。”“等退休，我把阳台收拾一下，咱多养点花。”“等我闲了，我这相机可就要忙了，咱走哪儿拍哪儿……”骑行、自驾，跨越江河湖海，透过镜头看四季轮回，这是韩旭辉和家人们对他退休后生活的憧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