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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安杰：我认为在某些方面中国是世界银行与各国合作的典范。40多年前，中国曾是国际开发协会的信贷接受国。世界银行下属的这一机构向最需要资金的国家提供贷款，包括赠款或者是非常优惠的贷款。中国获得了这样的贷款。时至今日，中国已成为世界银行最大的捐款国之一。这完美地展示了一个国家从向世界银行寻求资金支持到发展起来后帮助其他国家的过程。这是我们合作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从一开始，中国政府与世界银行的合作重点就不仅仅是资金，还有知识。中国将世行的资金、世行的人员、世行的专业知识用于促进中国的项目和发展，现在我们又把中国的经验用在其他地区。这样的合作也是世行的典范案例。例如，中国的绿色可持续发展理念、在铁路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经验都可以在其他国家得到应用。双向学习和资金支持同等重要。我告诉所有人，世界银行既是一个资金银行，也是一个知识银行，而中国充分利用了这两个方面。

邹韵：如果您仔细观察中国经济，您会发现一个新兴热词——“新质生产力”。这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强调了高科技、高效率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您如何理解这种模式转变的重要意义？

威廉希尔体育大厅关注国际焦点，洞察世界风云。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高端访谈》。今天我们要对话的嘉宾是世界银行第14任行长彭安杰。作为全球最大的多边开发机构，世界银行如何看待中国的发展成就，如何解读未来的全球发展趋势？在过去的40多年间，中国与世界银行走过了怎样的合作历程？双方在未来又能如何继续深化发展伙伴关系，拓展务实合作呢？今天，我们一起在对话中寻找答案。

彭安杰：我认为一切与创新和科技相关的都将拥有巨大的机遇。中国在科技和创新方面具有巨大优势，我认为在这两方面中国应该继续推进。就绿色能源而言，中国在过去15年、20年里大力投资太阳能和风能，所以，全球可再生能源的新增产能里中国占到一半，这绝非巧合。我认为这是好事。

彭安杰：我觉得有两点。首先，这个理念明显与绿色发展相关。中国在过去7到10年里一直在努力改善空气、水和土壤的质量，为子孙后代留下更好的环境。中国正在努力证明，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可以承担起生态责任。第二点，我认为讨论高质量发展是要确保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适应中国的人口状况。我认为这需要了解中国的人口结构，需要了解中国通过培训劳动力所获得的技能红利。目前中国每年有1500万人进入劳动力市场，他们接受了培训和教育，这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增长。所以，高质量发展是着眼于生态的发展，同时也是与中国人口状况相适应的发展。

邹韵：行长先生，我们来谈谈中国的经济增长。在中国的两会期间，中国将2024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定在5%左右。您如何看待这一目标？

邹韵：我做足了功课。您在商界时使用过这个词，现在到了世界银行也曾提及。“仁商”到底什么意思？为什么除了智商和情商之外，“仁商”也很重要？

彭安杰：我认为，中国这样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经济体，在世界经济增长中必然发挥重要作用。像中国、欧盟、美国这样的大国和经济体，其经济增长及变化会影响到所有人。这也体现了相互依存的全球经济。我认为，从长远来看，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对世界其他国家至关重要。

世界银行行长彭安杰在论坛上发表讲话称，所有经济体的发展之路都充满挫折、失误，是渐进式的发展，但中国的非凡历程证明了一切皆有可能。

在专访当中，彭安杰赞赏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他说这个拥有14亿人口的经济体在世界经济增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彭安杰的眼中，中国与世界银行的合作堪称典范，而中国也在过去的四十多年间完成了从受援国到最大捐款国之一、从取经者到经验传播者的转变。他表示，期待中国和世界银行未来继续在应对全球挑战、推动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加深合作。

邹韵：您在早些时候的演讲中提到，我们曾面临挑战但共同克服了困难，您还说，“中国的非凡历程证明了一切皆有可能”。能请您进一步解读一下吗？您认为中国发展过程中的哪些经验和做法可能对其他国家有借鉴和启发意义？

彭安杰：这是我时隔两三年再次访华，我以前经常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我认为该论坛是私营部门与中国政府及其政策展开互动的一种方式，讨论中国新的发展理念和目标。中国一段时间以来采取了一种特定的增长模式，并且成效显著。我认为我首先关心的是将来会怎样。第二个我关注的议题是绿色发展，如何在注重环保的同时实现经济增长。这是我关注的两个议题。

彭安杰：其次，中国拥有大多数国家所没有的基础设施，中国拥有全球30%的制造业产出。中国有资产、有熟练的劳动力。同时也面临挑战。中国人口正在老龄化，因此需要采取相应的措施。正如其他国家一样，中国也面临挑战。我相信，中国不仅会努力改变经济增长模式，也能应对人口结构的变化。

在世界经济整体疲弱的背景下，中国2023年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26万亿元，比上年增长5.2%。中国经济如何实现持续发展？中国发展新机遇将如何增益世界？在北京召开、一年一度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聚焦这些议题，吸引了国际组织、中外商界领袖和专家学者的热烈讨论。

彭安杰：我之前在万事达工作时，试图向公司的员工解释这个概念。我年轻的时候，人们看重的是智商。在我进入商学院后，人们开始谈论的是情商。你无法选择你的老板、同事，但你应对困难的方式能决定你能否成功。在当今世界，我认为真正重要的是“仁商”。我的意思是不要曲解“仁善”这个词，你要让对方感觉到平等，感觉到你会支持他，而不是针对他，让对方感觉到你想给他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这样人们就可以通过努力取得成功。

彭安杰：我认为数字并不那么重要。目标定的是5%左右，也就是说，有可能比这个数字略低或略高一点。我觉得重要的是两点：首先，对中国这样的经济体量来说，5%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字了。的确如此。中国的经济规模和分母效应已经和二三十年前大不相同。其次，我认为中国正面向未来进行经济转型。中国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增长模式在当时是行之有效的。现在，中国正尝试转向未来的经济增长模式。这需要创新技术、绿色产业和消费增长。我认为，这是一种不同的增长方式，转型期需要一些时间，但你们应当记住两件事。首先，即便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只有5%左右，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还是高达30%。

世界银行成立于1944年，现有189个成员国，5家下属机构。世界银行通过提供贷款、信贷和技术援助，来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卫生和农业等领域的发展，多年来在减少贫困、推动可持续发展和解决全球性挑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邹韵：正如您刚才提到的，中国一直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和贡献者。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表明，2013至2021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超过38%，超过七国集团国家贡献率的总和。全球经济充满不确定性和挑战，您认为中国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彭安杰：我认为可以在很多地方运用中国的经验。因为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涉及方方面面，不仅仅是在家里做饭或取暖的方式，还包括农作物秸秆燃烧、交通和工业污染，以及全面处理区域内的空气污染问题。因为空气是流动的，对吧？你不能只治理头上的空气，而是必须治理整个区域的空气。我认为这个项目在这些方面都做得非常好。第二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是监测和跟踪排放的能力。通过这些技术监测问题、派人解决问题，形成一个闭环。这类项目在任何地方都适用。因此，这不仅限于中国，而是可以在任何地方推广。

彭安杰：归根结底，气候变化关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人们生产生活所需消耗的能源及其排放，毕竟随着国家发展和中产人士的增加，消费在增加，对能源的需求也会增加。3月23日，我去了河北省，在一个村子里看到，以前用于做饭和采暖的燃煤已经被天然气取代。

1980年5月15日，中国正式恢复在世界银行的合法席位。1981年，世界银行及其下属的国际开发协会向中国提供了第一笔合计2亿美元的混合贷款，以支持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40多年来，中国成功完成了从单纯向世行借款到主动为其捐款、从向世行引进“外脑”到共享中国经验、从普通成员国到第三大股东国的转变。中国与世界银行的合作见证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也推动了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彭安杰：是中国政府项目。中国政府补贴电费，也补贴天然气、灶具。但最重要的是，政府的补贴让消费者不用担心燃煤和天然气的价格差异。真正有意思的是，人们的生活发生了改变。首先，他们被告知使用清洁燃料的重要性。其次是一个小细节，他们都在房屋的空旷区域盖了顶棚。以前用煤炉的时候不能这么做，否则烟雾无法散开。现在他们的房屋干燥封闭，密闭性也好，所以冬天供暖效果更好，夏天也更凉爽。除了健康状况和空气质量的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也在提高。我观察到，这些措施不仅拉动了家庭消费，在农业、交通和工业方面也发挥了作用。我们还去了一个监测中心，那里有几十个监测站在跟踪检测空气质量。我所举的例子包含了一整套综合措施。我为什么要说这些呢？因为我认为，随之而来的是这些村子可以进一步提高生活水平。例如，现在他们正在发展旅游业，靠旅游业提高收入，农民也从中获益。所以我认为，繁荣与共享繁荣是一个重要议题，但它不仅仅关乎金钱层面，还关乎生活品质。

邹韵：您此次来中国是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此次论坛中国政府高层领导、全球商界领袖以及像您这样的国际组织代表汇聚一堂，探讨世界和中国发展中一些最紧迫的议题。您最关心哪些问题呢？

邹韵：自您上任以来，应对气候变化一直是您的关注重点之一。在迪拜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八次缔约方大会上，世行制定了一些非常雄心勃勃的目标。您也曾表示，“我们不能光说不做，因为留给我的孙辈的时间不多了”。请您谈谈采取行动的紧迫性，如何确保这不是空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