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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毅表示，设置“离婚冷静期”在民法典的起草过程中就有很大争议，客观上也确实会对离婚自由造成一定影响，但民法典最终还是从社会总体利益出发明确规定了“离婚冷静期”。

“离婚不仅会对夫妻双方造成重大影响，还会对子女、家庭、社会造成巨大影响。离婚冷静期虽然在一定程序上影响离婚自由，但却有助于避免草率离婚，维护社会稳定。对双方感情确已破裂的情形，离婚冷静期也仅仅是将离婚的时间推迟了30天而已，负面影响较为有限。”蒲毅说。

蒲毅表示，户口簿对防止骗婚的作用也极其有限。首先，父母通过控制户口簿来为子女婚姻把关，防止“骗婚”的出发点不错，但这涉嫌干涉婚姻自由，与法律规定与理念严重不符，最终实际效果也未必好；其次，防止骗婚主要还应通过家庭婚恋观教育，社会媒体宣传等途径解决；最后，针对使用伪造的离婚证等实施婚恋欺诈行为，可以考虑通过婚姻登记信息在线核验等方式来解决。

例如，其中第十六条规定：“自婚姻登记机关收到离婚登记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任何一方不愿意离婚的，可以向原申请离婚登记的婚姻登记机关撤回离婚登记申请，婚姻登记机关应当终止离婚登记程序。”

对于“离婚冷静期”的相关规定，网上有观点认为其会妨害离婚自由。对此，杜志红表示，《征求意见稿》是对民法典规定的衔接，并非新增设“离婚冷静期”。民法典设立“离婚冷静期”是为了防止草率离婚和冲动离婚，降低离婚率，促进家庭和谐和社会稳定。“根据民政部的官方统计数据，2021年是民法典实施的第一年，这一年我国的离婚人数为283.9万对，比2020年下降34.6%，降幅超过三分之一。可见，离婚冷静期实施后社会效果明显。”

此外，杜志红认为，虽然“离婚冷静期”给了当事人反悔的机会，但也给一些当事人转移、隐匿财产提供了更多可乘之机。有的当事人利用“离婚冷静期”的规定，将自己名下的财产通过各种方式大量转移。例如，全职太太通常对男方的收入情况不了解，会导致事后无法追回财产的风险或者增加额外成本。

民政部有关司局负责人表示，这次修订《婚姻登记条例》取消当事人需要出具户口簿的规定，主要是从人口流动客观规律出发，推动相关公共服务随人走。

西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理事、北京市京师（重庆）律师事务所婚姻家事与财富传承中心主任杜志红对红星新闻记者表示，有没有户口簿，重婚和骗婚一直都存在，是多种原因导致这种现象一直存在，取消了户口簿实际上是便民之举，让民众结婚更自由，手续更简便；《征求意见稿》关于离婚冷静期的规定是对民法典规定的衔接，并非新增设离婚冷静期。民法典设立离婚冷静期是为了防止草率离婚和冲动离婚，降低离婚率，促进家庭和谐和社会稳定。

第十七条规定：“本条例第十六条规定期限届满后三十日内，男女双方应当持本条例第十五条规定的证件和离婚协议共同到原申请离婚登记的婚姻登记机关申请发给离婚证。”

“当事人如果有条件的，可以委托专业人员对结婚对象做一个婚前尽调，对其有没有婚史、有无小孩、有无违法违纪行为、有无贷款等做一个全面的调查，以减少上述现象的出现。”杜志红说。

杜志红表示，结婚登记不再要求提供户口簿，受影响最大的可能是年轻人的父母。“一些人认为，结婚登记不再要求提供户口簿，父母就失去了尚方宝剑，无法对子女结婚进行有效把关。我认为，没有父母祝福的婚姻，往往很难成为幸福的婚姻。而家庭关系的处理，应通过加强家庭教育来实现，不应寄希望于户口簿上。《征求意见稿》这次取消了户口簿，实际上是便民之举，让民众结婚更自由，手续更简便，值得点赞！”

杜志红表示，“离婚冷静期”有其积极作用，但现实层面也应该注意其带来的一些其他问题。“作为一名代理了大量婚姻家事案件的律师，在接受当事人委托后，自己会对其基本情况做一个研判，如果当事人的情况不适宜走协议离婚，会马上带其向法院立案。让案件快速进入诉讼程序。但这对当事人而言，可能会付出更长的时间成本和更多的经济成本。”

针对这一条款，有网友觉得没有户口本，会导致重婚、骗婚等现象发生。对此，杜志红表示，有没有户口簿，重婚和骗婚一直都存在。这样的现象之所以屡见不鲜，一是因为我国的性别比例失衡，男多女少。在一些地方，特别是农村或经济相对比较落后的地区，男人娶不到老婆，就靠媒人介绍。而这些媒人也没有审查女方的实际情况，男方为了尽快娶到老婆，也忽视了查询婚姻情况；二是，未婚男女缺少这方面的教育，不知道如何避免上述情况。国家在公民法治宣传教育特别是学校法治教育中，可以加强这方面的内容，这需要国家尽可能倡导大学开设相关方面的课程。

这位负责人还介绍，现行的婚姻登记制度下，提供户口簿主要是为了明确婚姻登记的管辖权，如果当事人无法出具居民户口簿的，当事人也可以凭公安部门或有关户籍管理机构出具的加盖印章的户籍证明办理婚姻登记。

第十九条规定：“本条例第十六条规定期限届满后三十日内，男女双方未共同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发给离婚证的，视为撤回离婚登记申请，离婚登记程序自行终止。”

蒲毅同样认为，户口簿对防止重婚的作用极其有限。首先，重婚包括法律上的重婚（多重结婚登记）和事实上的重婚（未办理结婚登记但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显然，户口簿至多对防止法律上的重婚有一定的价值而对事实上的重婚没有任何作用；其次，户口簿本身缺乏防伪措施，十分容易伪造，专业人士都很难辨别真伪；最后，从实务中的重婚案件来看，法律上的重婚主要还是当事人使用虚假身份证件、多种身份证件，利用婚姻登记信息化滞后的制度漏洞造成。现在婚姻登记已经完成了信息化，实现了全国联网，这种漏洞已经被堵上。

此外，有人觉得“离婚冷静期”内存在家暴的风险。对此，蒲毅表示，根据法律规定，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申请为独立程序，与离婚程序无关。因此，针对家暴风险，受害人完全可以通过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等方式保护其合法权益。

8月17日，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会员、四川恒和信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蒲毅同样对红星新闻记者表示，户口簿对防止重婚的作用极其有限，对防止骗婚的作用也极其有限；对于离婚冷静期，离婚不仅会对夫妻双方造成重大影响，还会对子女、家庭、社会造成巨大影响。离婚冷静期虽然在一定程序上影响离婚自由，但却有助于避免草率离婚，维护社会稳定。

易世博8月12日，民政部印发通知，公布《婚姻登记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下称《征求意见稿》）全文，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包含结婚登记、离婚登记、婚姻登记档案和补领婚姻登记证等内容，其中取消了内地居民结婚、离婚登记须出具本人户口簿的要求和离婚冷静期等内容引发热议，相关话题登上热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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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四川邛崃市委编办的消息称，通过全覆盖摸排全市情况，共梳理出市级议事协调机构168个，并将市委、市政府、长期性、临时性等类别分别建立管理台账，逐一分析研判，综合论证，分别提出撤并去留建议，并充分征求各议事协调机构办公室所在部门（单位）和市领导意见，确保减量增效。

另外，来自湖南安化县委编办的消息称，当地核减乡镇机构避免机构臃肿和职能重叠，聚焦基层党建、经济发展、民生服务、平安法治等乡镇主要职能，按常住人口数量将全县23个乡镇的内设机构和事业单位分为三档统筹设置，累计核减乡镇机构37个。当地撤销乡镇设置的各类议事协调机构。充分发挥党委和政府职能部门作用，依法依规从严控制议事协调机构的设立，明确乡镇一级不再设议事协调机构，撤销原设的乡镇议事协调机构115个。安化还清理规范乡镇挂（摘）牌。以机构改革为契机，规范乡镇机构挂牌工作，明确严禁以资金、项目、考核等要求乡镇对口设置机构或加挂牌子，累计清理乡镇各类牌子543块，并适时组织开展挂（摘）牌工作事中事后监管，切实为基层瘦身减压，让乡镇轻装上阵。

一出站口，便看见一片非机动车的"车海"。整段金海路，从龚华路口到凌空北路口，超过500米的范围内，马路两侧的人行道、非机动车道、甚至绿化带里都停放了大量的非机动车。

17个议事协调机构并不算多。江苏昆山淀山湖镇人民政府公布的议事协调机构清理名单有102个，包括淀山湖镇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淀山湖镇既有多层住宅增设电梯工作领导小组、淀山湖镇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建设联网应用工作领导小组、淀山湖镇建设局（绿化路灯）园林绿化危险化学品安全工作领导小组等。

邛崃市委编办介绍，清理规范议事协调机构是本次机构改革的重要内容，中央要求，省级议事协调机构要严格控制在中央规定数额以内；区（市）县原则上不设议事协调机构，确需设立的要按程序报上级党委审批；乡镇（街道）不设议事协调机构。省委编办要求，县级可设置议事协调机构限额不超过40个，原则上需预留3个机构限额。对标中央和省、成都市，结合邛崃实际，对现有议事协调机构优化调整后，市级议事协调机构由168个精减为37个，共减少131个，精简78%。

非机动车停放已经饱和了，我们希望用共享的形式，我们也与共享单车公司沟通过出优惠的月卡，希望老百姓改变出行方式。负责人介绍，由于轨交9号线是周边三镇中最方便的出行线路，曹路站又是终点站

曹路镇城运中心负责人瞿晓庆表示，这块场地原先是做非机动车停车，我们现在对这块停车做调整，会作为共享单车蓄车池，能解决1000辆共享单车的瞬时停放。

例如，不再保留灶市街街道湘商回归和返乡创业专项行动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相关工作由灶市街街道经济发展办公室承担；不再保留春运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及其办公室，相关工作由灶市街街道社会事务综合服务中心承担。

易世博近日，家住上海浦东新区曹路站附近的市民向《新闻坊》同心服务平台反映，由于曹路站是附近三个街镇唯一的地铁站终点站，因此每天停放在站外的非机动车是"车山车海"，规模一直绵延至500米开外。

所以，不仅曹路的居民高东、合庆的居民也会来乘坐，巨大的客流带来了巨大的停车需求。据统计，目前每天停放在站边的非机动车达到7000辆左右。虽然镇里已经在周边的所有人行道划出了停放区域，但还是远不能满足停车需求。接下来，除了更好地将地铁站南侧的绿地利用起来，镇里也正在从地铁站北侧的商业用地中，挖掘停车资源。

一位社恐小哥前脚才拒绝了坊记的采访，想溜之大吉。但是不一会又折回到坊记面前，原来出去的路已经被堵住了。有路人称，确实不方便，电瓶车真的太多了，被堵住出不去。

通知还称，充分发挥党工委和政府职能部门作用，按职责分工抓好落实，街道一律不再设立议事协调机构，不再以议事协调机构名义开展工作。

行人和骑行者，只能利用车辆之间的一线空间进行混行，最窄的地方仅容一人侧身而过。路人说，在早高峰时，一些人为了赶时间，甚至选择在机动车道通行，非常危险。

曹路镇规建办主任叶菁表示，马路东北角目前是临时的公交首末站，接下来我们也在研究这块区域本身是商业用地，怎么结合区域实际的停车需求，机动车、非机动车怎么来满足，尽量扩容。8月13日，湖南耒阳市政府网站发布的一则通知显示，根据《耒阳市机构改革方案》《耒阳市议事协调机构优化调整方案》和省委、省委编委关于县市区议事协调机构优化调整相关精神，按照《市县议事协调机构优化调整有关具体问题的政策口径》中“乡镇（街道）不设议事协调机构”的要求。经党工委研究，将灶市街街道现有的17个议事协调机构及其办事机构予以撤销，具体业务由相关职能部门相应承担。

车主所说的，就是金海路南侧的这片绿化。据曹路镇城运中心负责人介绍，此处的确曾做过停车场。但由于它在规划中是"绿地"，对绿化面积有要求，因此，无论是之前的非机动车直接停放，还是后来设计过的立体绿化与车库相结合的方案，最终均未能真正落实。

路人1：（高峰时间）就会堵住，而且后面还有更多电瓶车和自行车，如果有时很赶时间并且人很多的话，我也可能会从下面（机动车道）走，但是可能有车，就会比较危险。

过来时抢停车位自不用说，有时要离站了，好不容易在茫茫车海中找到自己的座驾，却发现要开出去也很难。采访间，一位大叔甚至是在摄像的帮助下，才勉强把车抬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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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算过这样一笔账，上海天文馆每天接待观众约4500名，那么要让中国14亿人都能参观一次天文馆，几乎是“千年大计”。怎么让更多的人能认识和了解天文馆呢？刘健说要“打开博物馆的天窗”，做更多的延伸工作。上海天文馆，不仅仅是地域上的一个点，更重要的是它的科学传播以及辐射能力。

从2010年起，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原台长叶叔华就曾多次向上海市委市政府建言，在上海选址兴建一座天文馆，她的建言得到了上海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经过调研和论证，上海天文馆项目于2014年1月由市发改委立项，2016年11月正式开工。

从周遭一片农田到如今高楼林立，临港的发展速度是肉眼可见的。人气快速聚集，“年轻的城，年轻人的城”也不再是单纯的口号。刘健家住上海虹桥区域，去上海天文馆的通勤几乎横穿整个上海，往返不少于4个小时。但他觉得自己还是很开心。这三年里他至少有一半时间在临港工作，与天文馆的团队一起，在不断的磨合中见证着天文馆和临港的发展。

刘健觉得，开馆伊始就进入上海天文馆工作的人员可以称为“第一代天文馆人”，因为热爱，这支年轻的团队得以实现专业与爱好的双向奔赴。他们和临港这片热土是绑定的，和临港的发展是休戚相关的。在“年轻的城”的“年轻的馆”里，年轻人和激情自是不缺，刘健以为更需要的还是经验的沉淀，需要大家沉下心来，把每一件事情做得更好，做出精品。

从推进天文科学教育进课堂到科学教师培训，刘健认为天文科学教育是多学科交叉的，在基础教育阶段，它可以以多学科联动教学的形式呈现，让孩子能够从多个维度来理解天文。而对科学教师来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科学教师会在教学中承担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未来的需求量会进一步扩大。培养更多的科学教师，对提升公众科学素养至关重要。

占地面积约5.86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约3.8万平方米，傲视全球，这是规划设计者的魄力，也是承接落地方的魄力。临港能够划出如此空间，更有甚者，在其周围进一步配备了总占地面积54公顷的星空之境海绵公园，极力扩大天文概念的辐射范围。如此规模，在任何地区都是有些难以想象的。

如果现在把选址的决定权交到刘健的手里，他说他依然会坚定地选择临港。叶叔华院士也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落地临港是“无意中捡了个大幸运”，早年立项时只觉得风景不错，且当地政府非常热情，没想到新片区成立后一下子成了发展的热土。

又值暑期，“大客流”日复一日。上海科技馆副馆长、上海天文馆管委会主任刘健坦言天文馆的每位工作人员肩上都有压力，但每当看见来馆的孩子发出的惊奇赞叹和好奇目光，也就充满了动力，“到天文馆来，最重要的是激发大家的好奇心，让每个人参观后都有所感悟。”

除此之外，早年尚未充分开发的临港有着较好的“暗夜”环境，具备进行天文观测的条件，也能够支持上海天文馆在科普和科研等多方面的需求。纵向发展上，临港新片区近年来在科教文卫等方面的项目落地，以及人口人才导入方面的政策倾斜，都为天文馆的发展提供了绝佳土壤。资金方面，临港新片区管委会更是对天文馆的展示和数字化提升给予了大力的支持。

“非常幸运，能参与世界最大天文馆的开馆筹备。”刘健说。但他心里深知这座天文馆的来之不易，也更能理解公众期盼开馆的目光。在上海建设一座天文馆，凝聚了众多天文学家和爱好者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梦想。刘健常说，上海天文馆的建成，最需要感谢的是叶叔华院士。

这是当之无愧的“十年磨一剑”。从建筑结构到展示策划的设计，“磨”是贯彻始终的关键词。模拟天体运行轨道和“三体”结构的主建筑外形，彰显设计美的同时斩获无数专利。在鲜有参考的情况下，展示团队以近5000页的设计方案打造出国际领先的天文馆应有的展陈规格。开馆仪式那天，叶叔华院士站在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身旁，与多位领导共同启动了“宇宙之眼”开馆装置，也为自己圆了一个跨越时间长河的梦。那时，她已94岁高龄。

元宇宙、天文数据可视化技术亦是未来场馆科学教育的有效手段。当下，上海天文馆也正与相关领域的头部企业合作，希望能够从数字化领域推动上海天文馆的提升，让上海天文馆的展示和教育通过数字化的翅膀飞得更高更远。

上海天文馆开馆后收获的反响可以用“轰动”来形容。这座世界上最大的天文馆，远在市中心80公里开外，筹建时难免有参观人数不足的顾虑。所幸现实没有那么骨感，开馆前最大一次压力测试时，从馆领导到每位员工，都在一线维持秩序。后来的日子里，比起“无人问津”，上海天文馆更需要担心的是被“踏破门槛”。

在科普这件事上，这座全球最大场馆的“野心”是不言而喻的，全馆的设计包含太阳及太阳系、恒星及星系、宇宙起源、生命起源、天文学史、未解之谜、航天和地外生命等8个类别的内容，是现有天文馆中展示内容最全的。

2021年7月17日，上海天文馆正式开馆，次日起面向公众开放。此后至今，“一票难求”成了这座全球最大天文馆的常态，即便距离上海市中心近80公里，它所勾勒出的沉浸式太空遨游体验仍然牵动着无数观众飞驰的好奇和浪漫的遐想。

天文馆会根据天气情况不定时地举办“路边天文”观测活动。把望远镜拿到路边，欢迎市民一起加入观星。刘健记得曾有过近千名市民聚集的盛况，大家对于天文所表现出的热情和好奇心一直令他不能忘怀。与此同时，随着城市发展的脚步不断加快，他也期待着临港能够推进“暗夜社区”的建设，为天文爱好者营造一个友好的观测环境。

回顾上海天文馆在临港的落地，无外乎是“空间”二字。既是地上的空间，又是天上的空间；既是横向的地理空间，又是纵向的发展空间。

匆匆三年，上海天文馆伴随着临港这片热土成长，放眼望去，中国航海博物馆、上海海昌海洋公园、朵云书院、耀雪冰雪世界……临港文旅发展已成生态，上海天文馆在刘健看来也是临港的“一颗珍珠”，他所希望的是，让这颗珠子再亮一些，让它发出的光能够照得再远一些。

刘健说：“上海天文馆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第一代天文馆人立下标杆，十年、二十年后又将会有下一批人继续接棒。而对于临港来说，他觉得上海天文馆所能做出的最大贡献就是把自己的光亮度发挥得更好，“我们越亮，临港就会更亮”。

易世博8月20日，中国（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将迎来挂牌五周年。五年来，临港聚焦开放、创新两大使命，全力担负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和全市经济发展增长极的重任，为国家试制度、补短板、探新路，奋力走在全国改革开放前列。

在上海天文馆里，除了“看”之外，刘健更希望大家还能“悟”到什么。天文馆不仅仅是一个“网红打卡地”，更是一个提供互动式科学教育的场所。三年多的工作中，他看到了公众日益增长的科普需求，也看到了天文馆对广大爱好者的强大吸引力。

这里是上海第一缕阳光升起的地方，有年轻的创业者和科学家，有国际化的企业及平台机构，也有土生土长的临港人，他们将用自己的故事，讲述如何遇见临港、选择临港、扎根临港。

天文或许是无限神秘的未知，但星空同样也是极易共享的浪漫。在刘健看来，天文学是一门基础学科，在基础教育中应占据更多的比重。孩子吸收知识的能力很强，加上他们的好奇心，天文科学教育对扩展孩子们的眼界，完善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以“连接人与宇宙”为设计理念，以“激发人们的好奇心”为使命，以“为人们塑造完整的宇宙观”为愿景，这些是上海天文馆写给自己的注解。

FAQ

“广濑薰雄先生最早对此提出疑问，他指出写有‘大一祝曰某今日且’八字的残片上下皆有残断，因此并无法确定‘大一祝’是否为题记的开头。我本来也就有同样的疑问，在读过广濑薰雄先生的文章后这个问题更是时时萦绕在脑海中。”郑健飞讲到，某日因为随手记录、搜集出土秦汉简帛材料中祝祷辞辞例，将这些材料全部罗列在一起时，非常直观地看出这些祝祷辞在动词“祝”之前通常会伴随有“禹步三”的动作。

2022年10月至2023年8月，《集成》修订稿的初稿陆续完成。为提高修订质量，2023年8月23至27日又在复旦大学召开《集成》修订审稿会，修订组成员历经五天逐篇审读所有修订稿，针对疑问一起讨论，一条条过，一篇篇审，直到所有篇目审读完成。

至今，距离马王堆汉墓完成考古发掘已倏然50载。从20世纪70年代唐兰、张政烺、朱德熙等老一辈学者在北京沙滩红楼进行马王堆汉墓简帛文献的初次整理，到今日白发苍苍的裘锡圭先生带领着60、70、80后学者扛起修订研究工作的大梁，学术信念在青春燃烧中薪火相传，马王堆汉墓帛书的珍贵素材得以经历时间的淘洗而光亮常新。

据《集成》修订组秘书张传官介绍：“古文字学界素有团队合作审稿的惯例，所有编纂成员在一定时间内将精力集中到这一件事情上，免除其他工作或事务的打扰。此次修订，学者们都尽力协调时间，争取更久地参加审稿会。团队高效合作之下，《集成》审稿会比原定的结束时间提早三天完成。”一众学者的凝心聚力，让《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修订本得以与读者如期相会。

“马王堆简帛原来被存放在一个长方形的盒子里，帛书大都以折叠状态被放置，有些字被印到相叠的页上去，我们把这种被印的字叫印文。”目前就职于岩手大学平泉文化研究中心的日本学者广濑薰雄曾是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员，参与过《集成》初版整理，也是此次修订组中的一员。他介绍了如何充分利用各种印文完成《经法》《五十二病方》《导引图》的修订整理：“这些印文在整理帛书时发挥很大的作用。我们把原来的字和印文一一核对，有时候原来的字被残缺，但印文还存在，据此可以释出已经残缺了的字并且能够找出残片的位置。”

记者从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方面了解到，《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的修订计划早已有迹可循。由湖南省博物馆、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中华书局合作编纂的《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自2014年6月由中华书局出版以来，便得到广大读者的关注认可、获得诸多奖项。但因该项目的初版编纂存在时间限制，资料的利用并未做到“尽善尽美”，一度成为编纂小组成员心中的遗憾。

2014年面世的《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初版，让1974年即已发掘完成的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文献首次集中完整公布。在初版基础上，新版本修订工作由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组织团队开展，著名古文字学家、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裘锡圭先生担任修订本主编。

20世纪70年代初，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大批帛书、帛画、简牍震惊世界。马王堆汉墓所出有字简帛文献总计达五十余种，如同一座“微型图书馆”，为世人打开通向汉代思想世界的大门。

据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陈剑补充，由于长期浸水粘连，马王堆帛书的字迹向上、向下或透过帛向上或向下沾染浸润，分别会产生“倒印文”“反印文”“渗印文”等不同现象。

“这时我的脑海里立即浮现出秦汉文字中‘大一’二字的字形写法，再考虑到有些时候由于帛片的皱缩、断裂、变形等原因容易造成帛书文字尤其是残字的误释，几乎是在一瞬间我就有了个十分大胆的猜想：‘祝’字之前的所谓‘大一’二字有没有可能就是‘三’字的误释呢？”带着这样强烈的预感，他找寻出这幅帛图的高清图版进行核对，当看到所谓“大一”这两个字在帛片上的真实形态时，便知猜想和假设被证实。

“裘先生很早就把修订工作提上日程。2021年9月13日列出修订计划，此后约从2021年9月23日开始到2022年9月。其间，除了修改《从古汉语中“善”的用法谈到〈老子〉中的“善”》，基本是全力以赴。”与裘锡圭共事修订的修订组成员刘娇介绍，裘先生十分重视吸收新见，2022年五六月间，修订组成员郑健飞的博士论文《马王堆帛书缀合研究》还在写作阶段，针对《老子》拼缀的单篇文章尚未发表，裘先生特别关照要先从他那里要来word稿，逐条对照修改。“修订工作进行的两年间，一度受到疫情影响。当时我们的工作方式以微信语音通话为主，我读2014年《集成》本《老子》释文注释，裘先生提出修订意见，再由我记录下来。”刘娇回忆起与裘锡圭先生共事修订的经历如是说。

从残片拼缀到文字释读，整理修订的每一步都考验着学者的脑力、功力与眼力。修订组成员之一、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郑健飞博士向记者介绍了在修订本中有关《太一将行图》的一处新发现。这幅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帛图上绘有七个神祇和三条龙的形象，其中六个神祇和两条龙的图像旁有题记，帛画最右侧也还有一行总题记。2014年6月出版的《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一书最早指出，写有“大一祝曰某今日且”八字的残片原本应该在帛画的右上方，即“大一祝曰某今日且”成为了总题记的首句。

据裘锡圭回忆，马王堆帛书整理至今，编纂团队众多研究者都为《集成》的诞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陈剑教授除了主导《周易经传》的整理与修订，每看到其他人在整理时可能有字释错或可拼上一个碎片，都会马上和同事分享；刘钊教授参与全部流程的安排和指导，有力推动修订工作的进展；中心研究员张传官担任修订工作秘书，协调各项修订事务；郑健飞博士整理、制作修订本部分图版并校勘全书图版，付出大量辛劳……

据承担修订本组织统筹工作的中心主任刘钊教授介绍，经修订后的《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相比初版呈现如下变化：一是重写若干篇目，包括《丧服图》、《老子甲本》、《阴阳五行甲篇》、《去谷食气》、《养生方》、《太一将行图》（原名《太一祝图》）、遣册签牌等；二是公布湖南博物院新发现的帛书、帛画残片230余片（包括帛上无字、无图者），附于第七册图版之末；三是调整《集成》一书整理图版中的帛片60余处，新缀《集成》一书原始图版中未能缀合的残片（包括《集成》整理图版已收录的残片和漏收的残片）约230片；四是对全书图版加以调色处理，以期更为清楚地展示简帛上的文字和图像；五是除去前述重写的篇目之外，修订组共对《集成》进行了近千处修订。

以拼缀整理《集成》中的帛书《周易》经传部分为契机，陈剑教授曾将拼缀、整理的范围扩大至马王堆帛书的其他篇目，撰写完成五万多字的《马王堆帛书“印文”、空白页和衬页及折叠情况综述》，首次对马王堆帛书中的“印文”作了全面而彻底的梳理，利用这些“印文”校补了有关释文，新缀、改缀了大量的帛书残片，并对马王堆简帛中疑难字词的考释提供重要意见。

在裘锡圭心中，“马王堆帛书、简牍的整理工作没有止境。”此前，主持初版编纂工作时裘老年事已高、青光眼严重，但仍坚持全程参与。而今现年已89岁高龄的裘老仍躬耕于研究一线，亲自操刀《老子甲本》《老子乙本》的修订工作。

易世博2024年8月18日，适逢马王堆汉墓完成考古发掘50周年之际，最新修订出版的《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七大册）与读者见面，收录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13万余字简帛文献图版及释读。这也是继2014年《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初版面世之后，首次对最新研究成果进行集成再编纂。

《集成》初版刚面世时，新的修订计划便已在酝酿之中。2015年6月三方编纂单位合作举办“《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修订国际研讨会”探讨《集成》存在的一些问题；至2020年，编纂团队考虑到学界新成果不断涌现、初版在释文、注释、缀合、排版、调色等方面均有瑕疵，《集成》修订工作正式由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组织团队开启，基本由原整理者承担相应修订工作，少数由原整理者推荐相关研究人员进行修订，在初版基础之上精益求精。

在裘锡圭先生看来，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蓬勃的中青年研究人才是编纂修订《集成》最不可忽视的主要力量，“他们对这份外人眼里看起来很枯燥的工作充满了感情”。

新版本修订工作由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组织团队开展，著名古文字学家、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裘锡圭先生担任修订本主编。

马王堆3号墓出土的简牍帛书，是马王堆出土文物中的重中之重。马王堆帛书分篇、卷抄写，包括约24厘米的半幅帛和约48厘米的整幅帛，仿自竹简所以有纵向朱丝栏，再以墨书。除了四种讲养生和房中的简书外，3号墓的简帛书籍共有五十余种，囊括“六艺”“诸子”“兵书”“术数”“方剂技”五类。简帛书籍有相当一部分是经历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尚存、已湮没两千余年的古佚书，也有一部分为现存古籍如《周易》《老子》的不同版本，为学界带来诸多新知新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