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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日本制造“济南惨案”，新加坡怡和轩召开大会，号召全体南洋华侨赈济难民。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新加坡118个侨团联合成立以陈嘉庚为主席的“新华筹赈会”。随着战事扩大，1938年10月10日，南洋各地区45埠168位代表齐聚南洋华侨中学礼堂，成立“南侨总会”，推陈嘉庚为主席，庄西言、李清泉为副主席。

1999年，新加坡怡和轩俱乐部将这套家具捐赠给华侨博物院，华侨博物院原院长、研究员、中国博物馆协会理事刘晓斌全程参与交接工作。刘晓斌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讲述了这套红木螺钿家具背后的华侨抗日往事。

华侨华人是弘扬中华文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力量，华侨博物院作为联系华侨华人的重要窗口和精神家园，在传承弘扬嘉庚精神、华侨精神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

星际国际注册入口华侨博物院是由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在厦门倡办的以华侨历史为主题的综合性博物馆，也是中国博物馆史上第一座由华侨集资创建的博物馆。在华侨博物院的展厅里，陈列着一套二几二椅四件套的红木螺钿家具，大气典雅，引人注目。

每谈起陈嘉庚，孙炳炎先生的敬意和感激都溢于言表。他说，年轻时自己常到怡和轩向陈嘉庚先生汇报工作，得到太多关爱和帮助。身为富翁的陈嘉庚，始终保持勤劳和简朴本色，不抽烟，不喝酒，连茶都不喝。抗战期间，陈嘉庚长年居住在怡和轩，早上5点多起床，深夜12点才休息，夜以继日领导南侨总会的工作，最喜欢吃地瓜粥配小菜和花生米，读书是闲暇时间唯一的消遣，阅读《三国志》一类的历史书。

时任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名誉会长、新加坡怡和轩俱乐部主席孙炳炎，是当年创办华侨博物院的32位捐款人之一。他从年轻时就追随陈嘉庚。在他的推动下，怡和轩俱乐部董事会1999年决定，将陈嘉庚先生任怡和轩俱乐部主席时期的红木螺钿家具捐赠给华侨博物院。

自1928年“济南惨案”到1942年日本占领新加坡期间，陈嘉庚以怡和轩为大本营，领导海外华侨华人发起山东惨祸筹赈会、马来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简称“新华筹赈会”)、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等，支援中国抗日救亡；以怡和轩为总部，进行保卫新加坡的战斗。

华侨博物院是陈嘉庚晚年亲自捐款倡办的文博机构，也是中国第一座由华侨集资兴建的博物馆。他亲自撰写《倡办华侨博物院缘起》，对博物院的性质、作用、机构、展馆设置、建设步骤均有论述，并发出号召。

以陈嘉庚为首的南侨总会支援祖国抗战的又一壮举是组织南侨机工回国服务。从1939年3月至1942年5月，3200多名南侨机工回国服务。

刘晓斌：这套二几二椅四件套的红木螺钿家具是陈嘉庚领导千百万南洋华侨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时期使用的，见证了南洋华侨的感人往事和历史功绩，是弥足珍贵的华侨历史文物。

刘晓斌：成立于1895年的怡和轩俱乐部，被称为“百万富翁俱乐部”，一度曾变成吃喝嫖赌抽鸦片之地。陈嘉庚先生1923年担任该俱乐部总理(后改为主席)后，整顿会风，严明纪律，禁抽鸦片，禁止赌博，大胆革除几十年来只限闽帮富侨才能入会的旧规，欢迎各帮帮领或名流入会，鼓励各帮帮领成为怡和轩的董事主席或委员。此举使新加坡各帮华侨领袖或名流逐渐集中于怡和轩。

南洋华侨在物力方面对祖国抗战贡献也甚为可观。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40年10月，共捐献飞机217架，坦克27辆，救护车1000辆，大米、药品、雨衣、胶鞋等物资多数亦为南洋华侨所捐献。

我们坚持公益开放属性，早在2007年就实行免费开放；深入挖掘文物藏品价值，策划多个以华侨文化、嘉庚文化、红色文化为特色的原创性主题展览，每年送出和引进的展览数量持续增加；着力打造研学和文旅融合平台，通过馆内外、线下线上结合、科技赋能等数字化手段和志愿者队伍建设、强化科普工作等举措拓宽社会服务的渠道，取得明显成效。(完)

1999年，我和一位同事专程前往新加坡进行为时10天的家具捐赠和其他文物资料整理交接工作。当时，孙炳炎先生已九旬高龄，却天天和我们一起加班工作。对于自己所做的一切，孙炳炎先生表示是受嘉庚精神影响的结果。小学时，他就读于陈嘉庚先生创办的乐安学校，从小受到嘉庚精神的熏陶；抗战时期，他紧紧追随陈嘉庚，加入南侨总会，并担任芽笼分会主席。

孙炳炎当时说：“我这样做，仅表达我对世界伟人陈嘉庚先生的无限崇敬之情，表达对陈嘉庚先生集资创办的华侨华人自己的博物馆的一点爱护之心。”朴实的语言，表达了广大华侨华人的心声和为此作出的努力。

南侨总会最大的贡献是募集巨款援助祖国抗战。当时，华侨捐献情形正如陈嘉庚描绘的那样：“对祖国战区的筹赈工作，风起云涌，海啸山呼，热烈情形，得曾未有；富商巨贾既不吝啬，小贩劳工也尽倾血汗。”陈嘉庚在所属企业已经收盘的情况下，自己仍带头认捐每月2000元(“国币”)，直到抗战胜利。据“南京政府”财政部统计，华侨自1937年至1945年捐款超过13亿元(“国币”)，其中南洋华侨捐献比重最大。以财力支援祖国抗战的另一项是侨汇。1937年至1943年，通过银行途径的侨汇达55亿元(“国币”)，其中南洋侨汇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