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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最高检印发了《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网络法治工作的意见》，就全链条惩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作出全面部署，还单独或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多个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为解决跨境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办理中的重点难点问题，最高检牵头制定了“两高一部”《关于办理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并编写典型案例，联合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于7月26日召开新闻发布会予以发布，扎实织密反诈法网。

在办理詹某帮信案过程中，山东省检察机关发现9个对公账户均由某银行网点开设，通过进一步调查发现该银行网点工作中存在漏洞，遂提出落实风险防控责任、筑牢反诈防线的检察建议，不断推动源头治理，延伸办案成效。

“对于从境外陆续抓获的犯罪分子，我们加强办案指导，依法及时准确批捕起诉，依法从严提出量刑建议，会同公安机关深挖彻查、追诉漏犯，加大追赃挽损力度。”最高检经济犯罪检察厅检察官侯若英告诉记者，检察机关坚持依法从严惩治境外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同时依法从严惩治境内协同犯罪，打击惩治为诈骗集团提供各类支持帮助的犯罪分子。

检察建议也在惩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检察机关聚焦案件背后反映的社会治理漏洞和短板，通过制发社会治理检察建议，协同相关部门加强诉源治理的做法，在司法实践中取得了良好成效。

带着这一问题，记者采访了多位检察官，从一起起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的办理中探究检察机关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努力与成效。

2022年12月1日，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开始施行。该法第47条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履行反电信网络诈骗职责中，对于侵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公益诉讼。”

在山西省太原市检察院办理的梁某等人跨境电信网络诈骗一案中，梁某等人在缅甸木姐地区设立诈骗窝点，招揽电信网络诈骗等犯罪团伙入驻。检察机关经审查发现，梁某虽未直接实施诈骗犯罪，但其组织招揽电信网络诈骗等犯罪团伙入驻，对各犯罪团伙进行管理，向犯罪团伙收取房租、水、电等“物业”费用，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短信群发技术设备，并帮助联系“洗钱”团伙，以此获取巨额非法利益，应当认定为诈骗犯罪集团的组织者、领导者，遂依法对其提出从严惩处的量刑建议。2021年12月15日，太原市中级法院以诈骗罪、偷越国（边）境罪判处梁某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为诈骗团伙提供帮助的境内协同人员亦以诈骗罪共犯或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乐开宝官网每一起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背后，都充满着被害人懊悔的泪水和难以言说的苦楚。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关涉的不仅仅是某个人、某个家庭的幸福，更是全社会的幸福感和安全感。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营造清朗网络空间环境，检察机关责无旁贷。检察机关是如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充分发挥检察职能，有效惩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加强网络空间法治建设，健全网络生态治理长效机制。惩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事关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

四川省检察院在省、市两级检察机关专门成立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办案指导组，完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动态监测制度，统筹指导案件办理。各基层检察院充分发挥一体化办案机制优势，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做到全程介入、同步监督，切实提高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工作质效。

山东省检察机关在办理许某等人诈骗案时，发现许某等人冒充网络金融平台客服人员，长期按照上线提供的信息拨打电话进行“引流”。检察机关认为，许某等人明知他人从事诈骗活动，仍在较长时间内相对稳定地为诈骗团伙实施犯罪提供帮助，应该依法认定其构成诈骗罪共犯。然而，一审法院却判处三名被告人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为防止重罪轻判，检察机关依法提出抗诉，二审法院采纳抗诉意见，改判三名被告人构成诈骗罪。

当前，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多发高发，社会危害严重、影响恶劣，人民群众反映强烈。2023年，电影《孤注一掷》也让更多人看到了境外电信网络诈骗全产业链的骇人内幕。面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呈现跨境化、集团化和产业化态势，检察机关如何有效应对？

记者采访了解到，一直以来，检察机关在发挥刑事检察职能、从严惩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同时，也综合发挥公益诉讼检察、检察建议、纠正意见、检察意见等职能作用，不断推动诉源治理，全力挤压涉诈违法犯罪活动生存空间。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当前网络犯罪仍呈现多发高发态势。以2023年为例，检察机关起诉电信网络诈骗犯罪5.1万人，同比上升66.9%。

“面对仍然严峻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形势，我们将持续加大惩治力度，强化追赃挽损，推进诉源治理，突出预防为先，全力推动共建清朗网络空间。”张建忠表示，检察机关将深入贯彻落实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全面履行法律监督职能，为网络法治建设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在上海，各级检察机关主动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依照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相关法律立案办理173件公益诉讼案件，对非法处理个人信息、提供通信传输、线路出租、支付结算服务等行为加强治理，直接援引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检察公益诉讼条款立案办理案件10件。

面对严峻复杂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活动形势，在谈及检察机关工作举措时，最高人民检察院经济犯罪检察厅副厅长张建忠说：“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严重影响国家政治、经济、网络安全和社会稳定，严重危害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此，一方面我们不断加强检察机关惩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工作的顶层设计，另一方面坚持以‘三个善于’做实高质效办好每一个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依法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犯罪。”

为切实贯彻落实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赋予的公益诉讼职责，检察机关围绕重点行业个人信息保护、“两卡”管理、企业反诈义务履行等方面，积极开展公益诉讼检察工作。

山东省检察院联合该省公安厅等单位共同组织开展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三年行动，按照“坚持依法严惩、突出大案攻坚、坚持全链条打击”的思路，协调发挥各方作用，共同推动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工作走深走实。

江苏省昆山市检察院在办理一起跨境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时，从“小案”入手，钓出背后“大鱼”。办案团队从诈骗集团的底层人员入手，通过深挖彻查，充分挖掘上下游犯罪线索，勾勒出该犯罪集团的组织架构、犯罪模式、人员情况和地位作用等，全面查明犯罪事实，发现案件遗漏关键犯罪嫌疑人及犯罪事实。在引导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后，办案团队不仅对犯罪嫌疑人追加认定7笔诈骗事实，更是成功揪出幕后主使，追诉包括隐藏幕后的“金主”在内的4名漏犯，使该诈骗团伙14名成员全部落网。

上海市检察院围绕惩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等制定工作方案，指导全市17家基层检察院全部成立网络检察办公室，探索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犯罪案件集中统一办理的综合履职新模式。

在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办理的以“盲发快递”方式实施的诈骗案中，该院针对非法买卖寄递信息等问题，依法向物流公司制发检察建议，督促相关企业完善公民个人信息保护措施，促进物流寄递行业落实反诈主体责任。

比如，贵州省检察机关针对某涉案企业用于电信网络诈骗的营业执照未被撤销登记的问题，向市场主体登记机关制发检察建议，督促其落实监管责任，依法启动营业执照撤销登记程序，杜绝风险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