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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有了行业标准之后，中国文物数字化成果不仅是通用的，而且真正实现了永久保存、永续利用。”丁晓宏表示，数字化不存在伤害文物本体的风险，可围绕其做各种加工利用的拓展尝试，不仅传播和使用范围不再受地域时空限制，也实现了文化资源的安全高效流动，是中国文博领域内一次全新的探索。(完)

1809422440皇冠千万年以后，丝路沿线的珍贵人类文化遗产，如受不可控的自然灾害而毁于一旦，其留存的大量数字化资源可让它完整复原。这一“复活术”是敦煌研究院基于“数字敦煌”项目30多年探索实践，编制完成的中国文物数字化行业标准(以下简称“标准”)，并形成丝路文物数字化成套解决方案和装备体系。

同时，敦煌研究院近年在为新疆克孜尔石窟、山西芮成永乐宫、四川阿坝州甲扎尔甲山石窟等中国9省区市22处文物保护单位，以及受邀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文化遗产，提供数字化技术支撑和工程实施中，亦为制定“标准”积累了更为丰富的实操经验。

2016年“数字敦煌”资源库上线，30个洞窟整窟高清图像和全景漫游实现全球共享，用户遍布78个国家，累计访问量超过2000万人次。2022年“数字敦煌·开放素材库”上线，莫高窟等石窟遗址及敦煌藏经洞文献的6500余份高清数字资源档案向全球开放。2023年“数字藏经洞”让海内外的敦煌文物得以新的方式重聚、重塑、重现、重生。

丁晓宏说，“数字敦煌”被提出后，几代莫高窟人都一直在与时间赛跑进行抢救性保护，把敦煌石窟里的壁画、彩塑等空间信息尽快采集下来。直至十年前举办首场“数字敦煌”展览，让不可移动的敦煌文物从莫高窟走了出来，“数字敦煌”项目在加速数字化的同时，更加注重数字化技术研究和成果转化利用。

“数字化的过程，既要保证采集图像的清晰精度，又要保证光线均匀、色彩高度还原，还要让单幅原始图片能拼接成一个整幅壁画，最后还要能整窟复原出来。”丁晓宏分析说，尽管数字化采集设备已升级至第四代的自动化，但根据洞窟形制的不同和墙壁曲率变化，“文物悉数走出洞窟”仍是一个漫长过程。

20世纪80年代末，时任敦煌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的樊锦诗提出“数字敦煌”的概念。敦煌研究院与国内外科研院所合作，经过三十年的探索与研究，研发了一整套适合不可移动文物的数字化关键技术和工作流程，实施了“数字敦煌”项目。

此后多年，敦煌研究院利用海量数字化资源，通过深度挖掘文化内涵，创新设计理念，将科技与艺术融合，在世界各地举办了30余场次的“数字敦煌”展览。为了让更多敦煌文化爱好者一睹真容，针对世界不同人群差异化的文化需求，该院还于近年通过线上密集分享各类数字化成果。

中国文物数字化建设未来都将采取的这一“标准”，是在敦煌石窟295个洞窟的壁画数字化采集，186个洞窟的图像拼接处理，162个洞窟的全景漫游节目制作、7处大遗址三维重建，45身彩塑的三维重建，5万张历史档案底片的数字化扫描等工作中，逐步探索总结和研究所得。

“多年来，中国文物数字化行业的数字化建设是五花八门的，彼此之间的格式数据或采集数据很难形成兼容、互通或共享。”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晓宏15日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时介绍说，由该院主导完成的文物数字化规范工作流程和行业标准，将加快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信息的抢救性科技保护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