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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更进一步指出，“如果救人者事后不是得到了褒扬，而是受到了处罚，那么很多人在救人前，就要考虑会不会被罚、值不值得，越来越多的人会因为顾忌，在最后一刻犹豫了，社会的良知底线也必然节节退后。”

极目新闻《极目锐评|医生因救人上课迟到被处分，说“已是最轻处理”实在荒谬》则从行政理念与实际操作之间关系的角度作了分析。

比如澎湃新闻6月16日刊发的《马上评｜教师因救人迟到受处分？校方需给出合理解释》一文指出，“对教师作出处理，还应该举行听证会，听取当事教师的申辩。那么，学校在对当事教师作出处理时，听取过当事教师的申辩吗？既然校级层面开展调查了，不妨回溯这一决定做出的过程是否具备程序正义。”

文章强调，“无论如何，校规之上应有人性，有良知，也应有普遍的公序良俗。这名老师是否真的受到了委屈，乃至遭到不公平对待？期待调查还原真相，用彻底而全面的调查给出答案。”

文章写道：“一所医学院，除了培养学生精湛的医术以外，医学伦理、价值观与职业操守也都是重要的教学内容。可以说，俞莉老师用亲身经历为同学们示范了何为‘救死扶伤、济世活人’的医者天职，这是一次成功的、生动的医德教育。反之，医学老师若是为了完成教学任务放任病患不顾，一旦出现意外，会让同学们如何看待自身的职业呢？”

对此，不少网友认为教师迟到的原因是临时抢救病人，这比上课更为重要，校方不应予以如此之重的处罚。随后，南方医科大学也在6月16日公开回应质疑称，已关注到该校第一临床医学院教师被通报的网络信息，正在核实情况，后续将跟进处理。

“对于学生来说，老师迟到，他们也许缺的是一节课，但对于患者来说，如果医生临阵离开，也许会因此丧命。无论作为一个人，还是作为一所医科大学，其价值排序都应该是生命排在最前面。这是大众的朴素认知，也应是涉事机构所应具有的价值坐标。”

文章称，“医疗系统里临床、科研和教学三方面任务的矛盾由来已久。虽然一般说‘医教研’，教学排第二位，但众所周知教学产出最少，又耗费时间，在人员和资源不足的情况下是排在末尾的。大医院知名专家走穴讲课越来越多，学校授课越来越少，医生授课积极性都不高。很多医生上课就是为了完成职称评定的指标，一旦指标完成，授课热情就会急降，找下级医生或者门徒（毕业留院的研究生）代课早就不稀奇。”

一加app网传学校发布的查处通报显示，2024年5月10日上午，2019临床医学（英语授课）班级《Pediatrics》课程上课前，授课的俞莉老师发现其科室的患儿病情危重，疑似脑出血，死亡风险高，遂留下来紧急处理，导致未能及时赶到教室，上课迟到29分钟。最终被认定为教学差错，予以扣除当月奖金2000元、全校通报批评以及取消年度考评评优评先资格。

“这次南方医科大学发生的事件很可能不是孤立的，也不是偶然的。它不是一个科室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医学院校及其附属医院的问题，很可能是一个全系统的问题。”文章从更高层面抛出了质疑。

而科普微信公众号“返朴”则刊发了一篇来自执业医师视角的论述《先救人还是先上课？医生不该面临如此选择》，指出“南方医科大学发生的事件很可能不是孤立的，也不是偶然的，而是多个环节都存在问题的结果”。

文章认为，“或许，做出这一处罚决定的相关人员，还觉得学校已经充分体恤了俞医生的难处，还生怕举报她的人不服气，所以才在通报里非常详尽地记录了俞老师因为救人才迟到了29分钟，并且之后还妥善安排了授课的全过程，无论从通报的字里行间，还是从这位工作人员‘真诚’的回应来看，都可以感觉到，学校行政理念之僵化，处理问题思维之机械，与社会大众观念之严重脱节。”

在作者看来，“一所医科大学究竟应该向学生，向大众传递什么样的价值观，应该如何从制度到行动去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光靠嘴巴说还不够，得拿出实际行动来。”

6月16日，红星新闻刊发的评论文章《教师因救患儿上课迟到被罚，校规之上应有人性良知》在诸多媒体评论中颇具代表性。该文指出，尽管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仍有待调查，“但整体看，再复杂、再曲折的事件，也不能脱离情、理、法（规）视角”。

文章称，“或许在校方看来，已经把对教师责任的认定从‘严重教学事故’降低为‘教学差错’，对当事教师进行处理，体现了相对宽容的原则。然而，扣发奖金之外，还取消评优评先资格，无疑意味着学校否定了当事教师在面对‘救人还是上课’时的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