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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舒然提交之前，她的一个室友先进行了AI检测。结果是查重率13%，AI检测“中风险”。室友对此结果并不意外，她告诉舒然，自己的论文有一部分是AI代写的。

未来，古思琪打算读研究生，她认为之后的论文可能都会进行AI检测，检测是必要的，“因为现在的确有很多人直接用AI代写”。但是她自己写的内容，也被判定为AI代写，说明系统还不完善。

降AI率成功的喜悦没有持续几分钟，舒然开始感到失落。自己用尽心思写出来的论文，经过“缝缝补补”，最后变得“支离破碎”，并没有达到她想要的目标。

林天乐学校要求，AI率要低于30%。超过这个比例，论文盲审不能通过，就无法毕业。他上传论文后，查出来的结果是37%。林天乐表示，标成AI的那些内容，都是他自己写的。

去年12月，古思琪完成了毕业论文的开题报告。今年2月，她开始写初稿。查阅资料、构思和写稿，大概花了两周时间，她把论文初稿交到老师手中。之后再根据老师的建议修改，一篇本科毕业论文便算完成。

姚永玲在区域与城市经济学领域深耕多年，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提出了许多具有前瞻性和实践性的见解，为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建设、现代化都市圈发展等提供了重要智力支持。她主持了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建设现代化都市圈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城市群网络外部性传导路径与机制研究》等20余项研究课题，发表了近百篇学术论文，出版了《城市经济研究方法》《城市管理学》等多本具有广泛影响的学术著作和教材，研究成果不仅为学术界提供了宝贵的理论支持，也为政府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荣获中国人民大学2022-2023学年智库工作优秀个人称号。

随着AI的流行，不乏学生会在论文写作时借助AI生成。根据一些高校的官网消息，针对2024届毕业生，这些学校首次发布了有关AIGC（生成式人工智能）检测的通知，明确学生在进行毕业设计（论文）时，应严格遵守学术规范和学术道德，避免过度依赖智能生成内容，确保毕业设计（论文）的独立性和原创性。

她舒了一口气，迫不及待跟同学分享自己降AI率的方法，熬夜帮室友的论文改至“低风险”。“室友开心得不得了，说你就是我们宿舍的神。”

截稿时间越来越紧迫，他只能继续删掉标红的几千字。他知道这对论文内容有一定影响，“观感没有之前那么好，但是没有办法，至少能顺利毕业了。”

于是她不得不把逻辑词去掉，让前后句子的关联度变弱，或者调换段落顺序，或者把几段内容压缩成一段。打乱之后，“反而更像是机器写的了。”不过改了半天后，论文的AI率的确降了下来。

一个月后，舒然开始写论文初稿。撰写论文期间，她已经进入一家公司实习。每天下班后，她趴在电脑前绞尽脑汁，写到半夜才休息。周末两天，她把所有时间都投入到论文写作中。

写完论文初稿一个星期后，舒然发给导师。导师提出修改意见后，她从标题到框架全部“人工”修改了一遍，直到对自己满意为止。在答辩前两周，她将论文提交到AI工具里检测。

反反复复修改之后，林天乐已经降低了自己的“学术要求”。强行改变行文逻辑，也让他感到“错乱”。“从小到大一直使用的连接词，可以让文章比较通畅，现在都不能用，好像已经变成AI专属。”

和舒然一样，四川大学生林天乐的毕业论文也被判定为AI代写。今年毕业前两个月，林天乐突然接到学校要求查AI率的通知。交论文截止日期的前一天，他才知道学校要求学生使用维普论文检测系统，系统显示，可以用AI语言模型检测AIGC实现快速、准确识别学术文本中的AI生成内容，可有效识别文本是否部分或全部由AI模型生成，检测结果与论文质量无关，仅表示论文中内容片段存在AI生成可能性的概率。

她的具体修改方式是，用同义词替换，或者调整一下句子的顺序，或者用一些更“高级”的词汇，以此对抗“AI给出的机械和低级的词句”。但她没想到，再次检测的结果竟变成了“高风险”。

虽然最后林天乐的论文如愿以偿被评为优秀毕业论文，但他仍有种无处诉说的冤屈感。“根本没用过AI写，难道要让人承认没做过的事情吗？”他为此难过了几天。

论文上传到检测系统后，古思琪发现，她自己写的某一段话，“一个逻辑性很强的结论”，却被认定为是AI写的。虽然没有具体的比例要求，但老师说尽量把论文的AI率降下来。降之前，古思琪论文的AI率是38%。

舒然通过上网查询得知，这款软件能够提供论文查重、格式检测、格式校正、论文管理等功能。论文查重主要通过与期刊数据库比对，找出论文中内容的重复率。

在这之前，他已经在知网上查过一遍，查出来的重复率是百分之零，所以他对自己的论文比较放心。直到要交初稿的当天，老师建议他再加新的内容进去，他又继续修改，到下午才定稿。“感觉自己这么努力，到交之前还手忙脚乱， AI率却被判为37%，内心挺气愤的。”

林天乐曾将自己的困惑告诉论文指导老师。老师觉得，检测系统目前的确不太智能，但学校已有相关规定。除了鼓励他加紧修改外，也没有其他办法。

但是舒然感觉，她把室友的论文也改得“难以入目”。为了降AI率，她和其他同学一样，不再顾及论文内容的通顺和流畅。不过，最后她还是顺利通过了答辩。

刚开始改论文，舒然根据软件里标红和标黄的提示，自己琢磨修改。对于那些跟其他内容相似的句子，“看着它有点像AI”，便逐字逐句地改。

他指的是在2023年8月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草案）》中，草案明确学位论文或者实践成果存在抄袭、剽窃、伪造、数据造假、人工智能代写等学术不端行为的，经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决定由学位授予单位撤销学位证书。

她听说可以用AI降AI率后，也尝试过用ChatGPT和其他软件。当时她想清除关联词的部分，但最后的结果和她自己想写的“完全无关”。

因为提前和导师商量好了论文的结构框架，写作过程中，舒然的思路较为清晰和顺畅。除此之外，导师对她的论文格式，包括目录、字体、表格的线条等都提出了更细致的要求。

林天乐就读的学校今年是第一次进行AI检测毕业论文。虽然系统还在公测阶段，但已经开始使用。“之前不是说《学位法》要检测AI，但是最终法律把AI那条删掉了。因为它本来就只能根据简单的措词来判断，而且是疑似。”

大概过了半个月，她写完论文初稿。按照学校的要求，她的毕业论文字数要在两万以上。一遍遍修改后，舒然的论文字数停留在两万三千字。

论文被判成“高风险”之后，舒然先冷静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她开始上网到处搜索降低风险的方法。刚开始，她尝试了几款可以降AI率的AI工具，“但都没啥用。”

部分学校的通告显示，人工智能工具仅可用于文献检索、数据处理等辅助工作，严禁直接应用于论文撰写。但是，不同学校对于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比例的要求并不相同。

古思琪就读的学校今年也有新的规定。不同于往年的纸质版定稿，学生需通过知网系统上传论文。定稿之后，到了5月，学校才通知学生，要查AI率。古思琪心想，我都写好了，不会再改了吧。“老师只说如果评优的论文（AI率）需要在10%以下，但没有说合格的论文AI率要低于多少。”古思琪回忆。

因为已经保送了研究生，林天乐对自己的论文要求较高。每天早上9点，他就跑到实验室打卡写论文，一直写到晚上八九点，有时候熬夜写到十一二点。持续了一个学期，论文写了近四万字。

和舒然一样，林天乐也上网搜寻了各种降AI率的方法。同学建议他用AI软件降AI率，他拒绝了。自己又重新写了三遍，最后一气之下直接“爆删”。

她听有同学说自己在致谢里感谢某位老师的话语，也被标成AI写作了。她不知道自己的论文被判为AI代写的原因，改起来也无从下手。最初改完之后一查，只下降了1%。

之后，她又搜到一些大学毕业生降AI率的经验分享帖，说要去掉论文中“首先”、“其次”、“和”等字词，以及调换语句和语序等等。她用这种方法再次修改了一遍论文，论文又变回到“中风险”。

古思琪同组内有一个同学，论文的引言和致谢都是AI写的，就这样直接发给老师后，老师把学生“痛批”了一顿，“这样的行为肯定是学术不端。但是如果自己的想法大于人工智能的参与，AI就只是一种工具。” 

为了更快速和高效，被检测标红的部分，林天乐全部删掉，直接再重写一遍。改了三遍之后，论文中仍然有标红的地方，他继续改写一遍，最后AI率只降了不到7%。

她念的是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论文中涉及不少专业术语的概念解释。但令她苦恼的是，这些固定的解释最容易被AI系统标红，而她又无法“创造出一个新的概念”。

最后有几段内容，她实在不知道怎么修改，也不能删掉。于是她用降重的方法，先翻译成英语，再翻译回中文，AI率最终降到学校要求的15%。她身边有同学为了降AI率，先把中文翻译成爱沙尼亚语，再翻译成中文。

起初，学校通知是这天零点前交稿，由于AI检测系统不稳定，很多同学没有成功交上去，学校不得不把截稿时间推迟到第二天的中午12点。

接受采访的学生们都认为，AI检测某种程度上的确可以防止学生用AI代写论文，但是目前的AI检测功能尚不成熟。“很难理解它是怎么判断为AI写作的，因为就算是人工写作，或者经过修改，也会再次检测成AI代写。”舒然说，用科技制裁科技的结果，会导致跟论文的要求相反。

这也让她思考，当AI越来越智能化，它写出来的东西“很高级、很专业，越来越接近人类时，又用AI检测系统让我们去降低AI率，那不就是把我们自己变得不像人类了吗？”舒然觉得，这是一个悖论。

学校虽然提供了一次免费的检测机会，但舒然想用在最终稿上，因为检测报告一出来，系统会直接提交给老师。她先后自己花了200多块钱，购买了四次检测机会。

真人赌钱网站澎湃新闻记者从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方面获悉，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姚永玲，因病医治无效，于2024年7月20日15点15分在上海逝世，享年58岁。

原本信心十足，读博士的师兄也夸赞他论文内容丰富，图表画得好看，查重率从来没超过3%，却被检测出AI代写，林天乐心情跌落谷底。

不同的查重系统算法和数据库大小不一样，比如知网查重的规则是13个字符，即6.5个字连续重复就会被标红。而AI检测的目的在于识别出哪些内容是由AI生成，通过分析语言风格、检测重复内容、语法和逻辑进行判断。

古思琪觉得，“AI的逻辑和人的逻辑有一定的差距。它会带有一些人的想法，但是没有我们人写得那么顺畅，看着很别扭。”她说，AI只会抓住一些关键词，识别论文是否是AI写的。所以，用AI来改AI率就显得很矛盾。

在学校要求开始查AI率之后，古思琪跟导师交流过。她的导师平时很喜欢使用AI辅助教学，也不限制学生使用AI。导师觉得使用AI能帮助学生拓展思维，“比如AI给出了三种想法，如果你能不限于AI的想法，拓展出四五种，就掌握了和AI互动的主动权。”

学校的另一个要求是，除了一般的查重外，学生需使用一款叫“格子达”的AI工具作为论文引用检测系统，检测的结果必须是“低风险”。

改了一天后，又回到起点。舒然觉得这样的修改方法太慢，于是继续上网搜寻。这次，她通过提炼其他人降AI率的经验，总结出一句她背得“滚瓜烂熟的法则”，即“复杂变简单，正话反说，主动变被动，简单变复杂”。

距离交论文定稿的时间只剩下两天，舒然和室友们的论文都被判为“高风险”或者“中风险”。“她们有的是用AI代写的，有的是从别人论文里面抄的，也有自己写的”。舒然说，她们检测结果相似，都是查重率不算很高，但是AI率很高。

六月，舒然通过了论文答辩，顺利拿到了毕业证。毕业论文躺在她的电脑中。偶尔，她会回想起降论文AI率的“痛苦过程”，好像只是“稀里糊涂”完成了一个任务。

姚永玲治学严谨，诲人不倦，注重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创新思维。她开设的课程深受学生欢迎，其中区位决策与营商环境互动虚拟仿真实验课程获第二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为培养我国区域与城市经济领域的专业人才作出了重要贡献。近日，河北保定高阳公安网络发言人锦华街道派出所民警在处置一起警情时，发现一名男子和嫌疑人极其相似。民警立即对该男子进行盘问，该男子撒腿就跑，民警街头上演“狂飙”抓捕，1分多钟将嫌疑人摁住，动作干净利索，一气呵成！在舒然两万三千字的论文中，有几十段文字被检测出“中风险”和“高风险”。舒然解释，这意味着自己的毕业论文虽是原创的，却因为“AI率较高”无法达到学校论文过审的要求。

舒然内心彻底“破防”。她并不知道其中的算法和规则，只知道软件会标出不同的风险段数，标红的是高风险，标黄的是中风险，标绿的是低风险。第一次检测结果中，她论文中的“中风险”有35段，改完之后变成了五十几段。

针对被误判的行为，受访大学生们的共同疑问是，程序是怎么判定的？“很多人用AI是为了将自己的口语变得学术化，现在为了避检，却要故意将学术化语言改得更口语化。”浙江一所高校的大四毕业生古思琪说。

对于那些被误判为AI写作毕业论文的学生，机器反馈给他们一个数字，他们没有申诉途径，只能按照机器的运行逻辑修改。一个明显的悖论是，当人工智能越来越像人类时，人类自己写的句子也越来越像人工智能。此时，用AI检测是否使用AI代写，他们的论文被误判为AI代写的可能性就越高。

天快亮的时候，舒然不记得是第几次改完整篇论文。再次检查，虽然报告上仍有几段显示是“中风险”和“低风险”，但整体结果是她无比期待的“零风险”三个字。

当时舒然觉得“还挺新奇”，但她心想，这样的论文肯定重率高，自己的论文都是一个字一个字写的。当舒然把论文提交后，出现在她眼前的查重率只有1%，但AI报告也是“中风险”。

但在今年4月最终颁布的《学位法》中，人工智能代写并没有被纳入学术不端行为的考量。“不过一些学校目前已经开始进行AI检测”，重庆一所高校的老师说，高校引入“AIGC（生成式人工智能）检测服务系统”，多是出于学术诚信的考虑，确保论文的原创性，并以此抵制人工智能代写论文的行为。

一篇论文生产提交的前后，AI作为使用的辅助工具，再用作检测AI代写的系统，之后再成为降AI率的工具，“AI主导了一切”，林天乐说。

林天乐的专业是自动化方向，有时他会使用AI询问某句代码的相关含义，“AI会给出比人更加耐心和详细的回答”。他认可AI是一种实用工具。但是对于通过AI查论文的AI率，他觉得检测标准和准确率并不能令人信服。

但论文查出来的AI率仍有30.13%，他觉得自己可能要延期毕业了。他记得那个夜晚，班里几乎所有同学跟他一样，因为AI率通宵熬夜修改论文。

姚永玲一生致力于区域与城市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她于1966年1月11日出生在山西省稷山县，1987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4年7月参加工作。1994年7月-1998年3月，在国家计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工作；1998年3月-1999年9月，在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信息部工作；1999年10月-2001年10月，在瑞士联邦工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2002年5月起在中国人民大学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工作。工作期间曾赴荷兰奈洛德大学、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世界知名学府学习与交流，学术造诣深厚，国际视野开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