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原副理事长卢迈看来，城市托育机构的主要作用是减轻家庭负担，而在农村地区，特别是脱贫地区的父母的想法完全不同。“要是不花钱，也许还可以送去（托育），如果要花不少钱，基本就没可能。”

林毅夫说，今日少年的智、少年的富、少年的强影响到国家未来的富强繁荣，从其落后农村婴幼儿早期养育的帮扶抓起，对国家长期的富强是投入最小效益最大的。

王路的提案引用了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2020年开展的脱贫地区调查数据：脱贫地区5岁以下儿童的发育迟缓率为全国平均水平数倍。在贵州省松桃县，6-36个月儿童发育迟缓率达到34.8%，是全国常模的7倍。这里的发育指标包含儿童粗大动作、精细动作、语言、社会行为、适应能力等方面。

卢迈正在把在毕节试点的项目推广到更多的地方，这个名为“阳光起点”的项目计划让10万个孩子受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毅夫，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白重恩等专家也是“阳光起点”的发起人。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在2015年拍过一部纪录片，对比3个孩子的一天。这3个孩子分别来自青海省乐都县（现为海东市乐都区）的县城和当地的两个村子。其中黑沟顶村的孩子当时约4岁，这个村子地处山区，居住分散，全村只有两个同龄段的孩子。被拍摄孩子的家庭年收入只有3000元，一天下来，照顾这个孩子的爸爸妈妈彼此之间几乎不说话，也不怎么和孩子说话。家里最值钱的是一台不足20英寸的电视机，看电视是这个孩子了解外面世界的唯一方式。

毕节受帮扶孩子的灿烂笑容让张军扩印象深刻。我国目前缺乏针对农村婴幼儿早期发展的顶层设计，但农民群众对于儿童早期发展服务的需求很大。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张军扩把关于农村婴幼儿养育问题的提案提交后，全国政协的相关工作人员联系他，有另外一份提案和他关注的问题很相似，询问他是否联名提案。因为工作的原因，张军扩和王路本就相识，提案想到了一块去，就十分高兴地改成了联名提案。

这个项目会从当地村里招聘育婴辅导员，为村里0-3岁的孩子提供每周一次、每次一小时的入户早教服务。育婴辅导员会带着彩色的积木、蜡笔、套环等教具走进村民家里。村民家里条件有限，在育婴辅导员的陪伴下，孩子们就趴在床边画出一幅幅彩色的涂鸦作品。

张军扩认为，推进现代化最重要的是人力资源，人力资源除了需要高精尖人才，还需要提高整体人才素质。“村子路边流鼻涕的小孩儿，长大之后有可能就是建设国家的栋梁之才。”

为了让更多脱贫地区的孩子获得科学养育支持，张军扩和王路建议财政部、教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设立“欠发达地区农村婴幼儿早期养育项目”，明确政策目标、受益人群、资金投入、实施方案等，推动儿童早期养育的落实。

张军扩和王路都曾去贵州毕节调研过。王路的另外一个身份是农工党中央副主席，毕节是农工党的定点帮扶地。2017年，在张军扩担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之前，该理事会就开始在毕节试点对0-3岁婴幼儿的帮扶项目。

作为项目发起人，卢迈曾多次去过毕节，在谈及对当地印象最深刻的情景时，他说：“毕节特别美，沿途山上云雾缭绕的风景特别像一幅中国画。”

鸿博股份被警示养育支持是今年全国两会的热词，和关注城市儿童养育工作的委员不同，全国政协常委王路更关注农村婴幼儿的养育问题。他说，农村留守儿童中有大量孩子不满3岁就与母亲分离，在大脑发育最敏感和脆弱的时期，缺乏母亲的陪伴和早期刺激，将对婴幼儿的认知和心理发育造成不可逆的消极影响。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毕节的美得益于当地近20年封山育林的成果，曾经被破坏的林木如今已郁郁葱葱。卢迈觉得，在这个地方成长的孩子应该更美。

卢迈认为，偏远山村更适合这样一对一的养育服务，有的村子里可能只有三五个孩子，在这些村子里建托育机构，不仅成本高、山高路远，孩子的家长也不一定愿意送过来，而且越困难的家庭送过来的成本越高。

经过测算，这样的入户辅导，每个孩子每年成本约3000元，包括教具、育婴辅导的培训与工资等。当不少人觉得每个孩子3000元是一笔高额成本时，毕节市通过统筹当地卫健委、妇联、民政等部门的可用资金，再加上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投入的钱，让这个项目覆盖的孩子从当初的不足1000人扩展到去年年底的9000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