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碑文记载，郑和下西洋旨在“赍币往赉之，所以宣德化而柔远人也”。《天妃灵应之记》碑载“大小凡三十余国”，郑和足迹遍及亚非，形成密布于“海上丝绸之路”的交通网。

5年后，湖南湘乡人王伯秋担任福建省第一区行政督察专员兼长乐县县长时，偶然在县署档案中看到有关碑刻的史料记载，于是立即派人四处寻找，最终在草丛中发现它。后续王伯秋对碑刻进行摹拓，分寄国内外学者鉴定。

2014年3月27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时提到，中华文明是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的文明，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而形成的文明：“15世纪初，中国明代著名航海家郑和七次远洋航海，到了东南亚很多国家，一直抵达非洲东海岸的肯尼亚，留下了中国同沿途各国人民友好交往的佳话。”

郑和下西洋期间，不仅通过多种形式与当地开展双边贸易，还向海外传播中华文明，将中国多领域文化和技术带入亚非国家，向当地人民传授凿井、筑路、捕鱼技术，推广农业技术和农作物栽培方法，推行货币、历法、度量衡等。同时，亚非国家文明成果也传入中国。中外文明实现双向交流与共同进步。(完)

《明史》中关于郑和七下西洋的记载有不少错误。比如《明史》认为，郑和下西洋旨在寻找建文帝并展示大明兵力。但据《天妃灵应之记》碑记载，郑和下西洋是为了“往诸番国，开读赏赐”。前者的说法是出于政治目的，为后来学者所编撰，后者则是郑和亲自刊记，可信度更高。

石碑里记载，《天妃灵应之记》碑是明宣德六年十一月，由郑和亲自撰文。在第七次下西洋前，郑和组织整修圣寿宝塔(又名三峰寺塔)、天妃宫，并在天妃宫左侧修建一座三清宝殿。南山上，塔、寺、宫、殿俱全，依照郑和的话来说，便是“画栋连云，如翚如翼”，并刻下这块石碑。

由于原始档案被毁，有关郑和下西洋的往返年代和意义，过去一直以乾隆年间张廷玉等人编修的《明史》为准，而这一编纂时间远在郑和下西洋之后的200多年。

我们现在见到的这块《天妃灵应之记》碑，实际上历尽艰辛才来到众人面前。1930年，福建长乐一位农民在南山天妃行宫遗址(现郑和史迹陈列馆)挖土时发现了此碑，当时的长乐县县长吴鼎芬深知石碑弥足珍贵，遂派人将碑移到县署“思善斋”侧。吴鼎芬离任后，此碑因无人看管继而被乱草掩盖。

因此《天妃灵应之记》碑成为研究郑和下西洋最为确凿可靠的直接“证据”，它的发现在当时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学者们纷纷写文章进行评述、考证，掀起了以实物资料与文献资料相结合进行研究的新热潮。

郑和下西洋是世界古代航海史上浓墨的一笔，比哥伦布到达美洲大陆的航行早了87年，比达·伽马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的航行早了92年，比麦哲伦的环球航行早了114年。郑和下西洋时的船舶建造、天文航海、地文航海、季风运用和航海气象预测等方面的技术和航海知识，更是在当时处于世界前列。

出于安全的需要，船队配备了大量武器，曾击溃过由数千人、数十条战船组成的海盗船队。但是，郑和七次远洋航海，却没有占领一寸土地，只传播文化与技术，促进交流与繁荣，留下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佳话。

《天妃灵应之记》碑高162厘米、宽78厘米、厚16厘米。碑以黑色页岩为料，碑额正中篆书“天妃灵应之记”，周边饰以祥云捧月(日)图案，两旁阴刻如意云水纹，碑体边框饰一周缠枝花卉纹。碑文楷书直下计31行，全文1177字，除其中有若干字磨损外，碑文清晰，至今基本完整可读。

《天妃灵应之记》碑文分前后两个部分，详细记载从明永乐三年至宣德六年(1405-1431)，郑和前六次下西洋的经过和结果，以及第七次下西洋的任务等。

人人体育app陈列在福州市长乐区郑和史迹陈列馆中的一座石碑做到了。这块《天妃灵应之记》碑由世界著名航海家郑和在第七次下西洋前命人所刻，因此又叫“郑和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