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结婚年龄推迟有一定的积极影响。南方周末曾采访一位长期关注婚姻关系与婚姻纠纷的律师方洁。在方洁代理的婚姻纠纷案件中，不少是因为结婚时年龄比较小，对于婚姻中产生的矛盾没有足够的解决能力而引起的纠纷。

这主要是因为，东北地区存在城镇化早、体制内人员占比大、传统的宗族观念较弱等现象。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教授衣保中曾对第一财经分析道，东北城镇化较早、程度较高，城镇化会带来思想观念的改变。而且由于东北体制内的人员占比较大，计划生育执行较好，容易形成晚婚晚育的观念。另外，东北地区本身就是个移民区域，没有什么宗族观念，受传统的生育观念影响较小。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副教授陈建伟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随着年轻人的学历提高，一些人在年轻时专注于学业和职业发展，选择推迟结婚时间。婚育生育观念的改变，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接受不结婚生育或推迟结婚生育时间的观念，以更好地保护自己的个人事业和生活质量。

意大利塞班官网根据人口普查数据，从 2000 年到 2020 年，30-44 岁未婚女性的比例从 0.8%上升到 5.6%，增加了 7 倍。而相同年龄段下未婚男性的比例从 5.5%上升到 12.7%。

他们发现，在不婚晚婚群体中，仅两成受访者未来不打算结婚，大部分人仍有进入婚姻的意愿。然而对这些有意愿的人来说，谈恋爱和结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38.16%的受访者认同没有时间谈恋爱或结婚。

而如果想看更多人是否不结婚了，通常要看终身不婚率——50岁及以上从未结婚人口占该年龄段人口的比例。在统计学上，这是判断一个社会“普婚”程度的重要标准。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杨凡等人关注到晚婚不婚的现象，并基于 2023 年 7 月 -9 月中国不婚不育少育群体专项调查数据展开研究。

大龄不婚的情况与多重因素有关，包括适婚年龄人口的减少和性别比失衡等。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原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提到，1980 年代到现在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 40 多年，直接后果就是目前 45 岁以下中国人口男性比女性累计多出生了 3400-3500 万，因为这种性别比先天性的失衡，有一部分人可能很难结婚。

“很多不着急结婚的情侣，来做婚前咨询的时候状态和咨询结果都是比较好的。”杭州婚姻家庭辅导师高丽燕对媒体表示，“他们经历过了比较长时间的磨合，在双方出现分歧的时候，能理性地解决问题，这比较能让婚姻保质。”

在中国传统观念中，30 岁是一道结婚的坎，但如今已经有越来越多人在迈过这个坎之后继续保持单身——20 年间，男性在 30-34 岁的未婚比例从 7.5%上升到 20.5%，女性则从 1.3%上升到 9.3%。

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30-34 岁的未婚人口比例要更高，比如 2020 年北京在 30-34 岁间的未婚比例高达 23.9%。而海南、广西在该年龄段的未婚比例也不低，分别为 23.8%和 21.9%。

除了时间成本，还有经济成本。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许敏波等人通过实证研究，检验了城市房价上涨对城镇居民未婚比例和初婚年龄的影响，提出房价上涨主要使得 30 岁以下年轻群体推迟了初婚时间。

此外，尽管 2020 年处于疫情时期，但未婚比例增高的趋势在疫情前就已经形成。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数据实验部研究员张翠玲等人在研究中就提到，20-35 岁女性有配偶比例持续下降的趋势在疫情之前就已经形成，因此疫情起到的是加快作用，就算疫情结束后也很难扭转下降的趋势。

然而，中国 2020 年男性终身不婚率与日本 2000 年的男性终身不婚率差距不大，分别为 3.1%和 4.9%。20 年过去，日本男性的终身不婚率已经涨至 14.1%，进入“婚姻冰河期”。

从 2010 年到 2020 年的各地平均初婚年龄数据来看，黑龙江的初婚年龄是最晚的，为 31.48 岁。而吉林和辽宁也能列入前四，均为 29.79 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