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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刊发的评论文章认为，“禁改限”政策的出台，无疑是对既有政策的一次重要修正和补充。它不再一味追求“堵”，而是更加注重“疏”与“堵”的结合，既考虑了环境保护的需要，又兼顾了农民的实际利益和农业生产的特点。

据九派新闻近日报道，今年7月，江苏省生态环境厅就在答复省人大代表《关于探索有序有条件开展秸秆焚烧，科学推进秸秆综合利用与处置的建议》时透露，尽管江苏省秸秆禁烧及综合利用工作虽然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在推进过程中，一些问题也日益显现。如长期大量秸秆还田后，使农田更容易滋生杂草和病虫，并使作物扎根不牢、抗倒伏性下降，冬季作物更易受冻害影响。夏季秸秆还田后，经过沤水，污染物大量析出，可能影响水环境质量。此外，秸秆能源化利用进展不顺。

该文提到，从环保角度来看，“划区限烧”政策通过科学划定禁烧区和限烧区，实现了对秸秆焚烧的精准管控。在禁烧区内，全时段禁止露天焚烧秸秆等，有效减少了空气污染物的排放，保护了周边居民的健康和生态环境。而在限烧区内，则根据气象条件和空气质量状况，灵活调整焚烧时间和区域，既满足了农民处理秸秆的需求，又避免了因集中焚烧而导致的空气污染。

在近期湖南部分地区的探索中，湘西州凤凰县秸秆禁烧区划定主要由城镇开发边界禁烧区、高速公路禁烧区、铁路禁烧区、国道省道公路干线禁烧区、县交界禁烧区、机场边缘区域禁烧区、自然保护区禁烧区、危险化学物品储存设备禁烧区、其他禁烧区组合叠加而成。秸秆禁烧区以外的其它区域属于限烧区，在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防止大气污染、保护广大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前提下，充分考虑气象条件、焚烧地点和方式，可开展有序焚烧。

《农民日报》 2023年曾刊发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张海林的解读文章称，全国一半以上的作物秸秆被直接或间接还田利用。秸秆还田提高了土壤肥力、可以改善土壤结构与功能、有利于农田系统固碳减排、有利于提升土壤健康。

在《南方周末》近日刊发的《多地探索秸秆限时焚烧，应尊重农民的历史传承与真实需求》一文中，作者认为，秸秆焚烧和还田，究竟哪种方式对农业有利，本质上是个科学问题。双方的支持者都需要拿出有说服力的证据，进行对比。现在支持焚烧的一方拿出了禁烧后秸秆还田导致农作物病虫害发病率上升的数据，支持禁烧的一方，也应该拿出相应的科学依据进行反驳。至于生物质发电等其他的综合利用方式，也需要考虑经济效益问题。如果禁止就地焚烧最有利于农业生产，成本最低，农民自然会选择不烧。

张海林认为，我们应当肯定秸秆还田技术的重要价值。诚然，生产上也出现了秸秆还田增加了病原微生物与杂草、影响下茬作物播种等不利影响。但是，这并不是秸秆还田技术不可避免的“先天不足”。研究发现合理调整秸秆还田量、频率、方式，采用合理防治技术与其他配套田间管理措施等能有效规避不利影响。 

划定秸秆的限烧区并非鼓励焚烧。新湖南客户端10月28日的报道透露，常德市汉寿县全面落实“低茬收割是基础、综合利用是关键、禁止焚烧是常态、少量焚烧是例外”的管控举措。为确保秸秆焚烧得到有效管控，汉寿县坚持秸秆综合利用和禁烧“疏堵并举、标本兼治”原则，划定了秸秆禁烧区、限烧区。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方面的应对举措是：立项研发秸秆流动焚烧车，在田间地头将秸秆在缺氧状态下进行高温裂解，产生生物质炭还田，作为秸秆还田和离田利用的辅助手段，并对污染物排放状况进行监测，在污染物降排有效可控的情况下，在全省推广应用。

该文还呼吁，秸秆还田，必须尊重科学，必须符合实际，还要多帮农民算算账。有的地方创新托管服务，把专业事交给专业人，运用精细化技术提高作业效率。有的地方推行秸秆覆盖还田条带耕作技术，农艺农机相配套，有效解决了地温低、大小苗等问题。我们常说，种地得用养结合。期待各地革新技术、优化机制、创新治理，真正用好农业的“另一半”，为耕地保护，粮食安全，提供更有力支撑。

长沙晚报网10月30日评论文章分析称，种田是辛苦活，农民不愿耗时费力去处理秸秆，觉得一烧了之最划算，减少了病虫害，产生的草木灰还能肥田。但大规模露天焚烧秸秆会造成大气污染、火灾隐患。于是，各地纷纷出台禁止焚烧秸秆的政策，试图一禁了之，虽然下力颇多，却效果有限，因为忽略了广大农民的现实困难和实际需求。

银河官方网站在线近日，微信公众号“人民日报评论”刊文指出，秸秆禁烧，一纸禁令，未必奏效。干部蹲点，可能也难守住四处火起。一些地方因地制宜，开始探索化“秸秆禁烧” ，为“秸秆限烧”。综合平衡大气环境治理和农业生产，统筹考虑保护土壤 、防治病虫害，实事求是、堵疏结合，才能找到最优解。

该文最后回顾道，从烟花爆竹节庆燃放到农忙时节秸秆焚烧，不难发现，一禁了之的做法往往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它忽视了传统文化的价值与农民的实际需求，也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有必要重新审视这些禁令的合理性与可行性。在追求环保与现代化的同时，应该广泛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特别是农民和市民的真实需求，避免一刀切的做法。任何一项公共决策，都需要科学论证与人性化管理相结合，尤其不应单方面增加民众成本，唯有这样才能找到最合适的解决方案。

“推行一项禁令，光堵是不够的，关键还靠疏，找到新的出路。如今，一些地方渐渐放开了管控，变禁烧为限烧，终究是次优解。”在这篇文章看来，如何让秸秆重新变得有用，是解决秸秆难题的窍门。长沙通过采取肥料化、饲料化、燃料化、基料化、原料化等“五化”利用技术对秸秆进行还田和离田利用，让秸秆从 “问题” 变成 “资源”，从 “负担” 变成 “财富”。同时，构建起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种植户广泛参与的秸秆综合利用体系，广大农户直接享受到处理秸秆的实惠。如此一来，农民就从“不让烧”的外部强制变成了“不愿烧”的内在自觉，禁烧秸秆不令而行。

从农业生产角度来看，“禁改限”政策也更具可操作性。秸秆作为农作物生产过程中的副产品，其处理一直是一个难题。在全域禁烧政策下，农民往往面临秸秆无处堆放、难以处理的困境。而“划区限烧”政策则允许在限烧区内有序组织焚烧，为农民提供了一个更为便捷、经济的处理方式。

前述“人民日报评论”文章表示，秸秆还田好处多，有实打实的数据：相关技术能提升作物产量超7%。但不能 “为还田而还田”。不规范的作业方式，不仅不能实现资源再利用，还可能影响下一茬作物生长。而且，秸秆还田须深耕。有的区域耕层较浅，追求还田为哪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