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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A是co-living(共享居住)和co-working(共享办公)的结合体，这里设计更像一个扁平的广场，而非狭窄的楼房，为数字游民提供一个自由、松弛、有机的社区氛围。”DNA数字游民公社主理人梭梭介绍。

“DNA选址在安吉，就是吸引更多有知识、有技能的数字游民来到乡村；我们希望留给乡村的不只是一堆钢筋混凝土，而是有人气、有生命力的社群。”梭梭说。

来自河北的小张原来是某互联网大厂的产品运营，后来辞职当一名自媒体博主。最近，账号新发的帖子曝光率下降了不少，这让她失眠了好几晚。

如果说，曾经，大理、景德镇等知名旅游城市才是人们心中“诗与远方”的化身；那么如今，浙江安吉、河南光山等县城乡村“异军突起”，涌现出不少数字游民线下社区。一个床位一天只需几十元，数字游民便能在“绿水青山”间解锁“潮工位”。

和她一样，许多数字游民都感觉自己更忙了，虽然没有固定的“上班时间”，但也因此没有了明确的“休息时间”。《中国睡眠研究报告2024》指出，互联网数字工作者的办公地点、时间、方式相对灵活，工作与生活界限不清晰，不同程度涉入互联网的职业群体，每晚平均睡眠时长在8小时及以上的比例均低于50%。

“在DNA，所有的活动都是数字游民自发组织的，我们从不刻意设计，只是提供一个土壤，一切便会自由生长出来。”梭梭表示，自由而温情的社区生态可以帮助线上工作者弥补人际交往的缺失，让数字游民减少孤独和焦虑。

沙垚认为，“数字游民”概念虽然是一个舶来品，但在中国已经过本土化调试。许多数字游民基地从乡村孵化，探索出兼具城乡要素的融合式生产生活新方式，为解决青年入乡的“最后一公里”问题做出了有益尝试。

小潘和小丁是典型的数字游民。简单来说，数字游民泛指不受固定地点限制，可以通过互联网和数字技术进行远程工作的群体。为了能够“自在游牧”，数字游民主动放弃对传统办公室工作模式的依赖，程序员、插画师、远程翻译、自由撰稿人……各式各样的职业都可以在网上生存。据估算，到2023年底，中国大陆地区的数字游民和潜在数字游民人数大约在7000万到1亿人之间。

窗边落了层薄灰，日历纸边缘也已泛黄。打开柜子，看见满满当当的衣服、整齐排列的游戏光盘，夫妻二人有些恍惚，心里盘算着怎么处理掉。

“一开始我们心里也打鼓，过惯了精致生活的数字工作者，真的会选择来一个小村庄吗？”梭梭记得，DNA公社发出内测邀请的第一晚，团队中有人甚至担心得一夜无眠。没承想，公社的邮箱叮咚叮咚响个不停，不断有数字游民发来邮件期望入住DNA。从组装第一辆自行车、第一次集体包饺子、第一个跨年篝火夜，再到自发组织骑行、桌上的零食角、成立的木工小组……一个同频同好的数字游民社区在DNA逐渐形成。

一是劳动工具的升级。有网络，就能传输通信；有电脑，就能打字办公；有“云空间”，就能存储……数字化使移动办公不再是梦。数据显示，截至去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已达10.92亿人，5G基站总数达337.7万个，新时代的“游牧”已从“逐水草而居”，变为“追信号而行”。

二是经济趋势的变革。据测算，2022年，中国共享经济市场交易规模约为3.8万亿元，灵活用工市场规模已突破1万亿元。网络众包、在线零工、自主经营体等新职业类型不断涌现，人的时间和技能也可以通过网络共享，实现“人人服务人人”。

如今，数字游民正在全球范围内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据报道，日本、西班牙、爱沙尼亚等国已推出“数字游民签证”，吸引更多外籍人士长期旅居。越来越多人跳出单一的生活模式，利用网络实现个人的自由发展，在工作与休闲之间保持动态平衡。

据统计，2022年全球数字游民数量已达到3500万人，预计到2035年这一群体规模将超10亿人。人们为何选择成为数字游民？ 这到底是怎样一种生活方式？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

当了4年数字游民之后，夫妻二人逐渐有了新的认识。“也许有些网上的视频会把数字游民的生活包装得时髦又华丽，但其实，没有所谓的完美生活，并不是说当了数字游民，原来的问题就会自动消失。”小潘认为，游牧人生是一段再教育的修炼之旅，最重要的还是在拥有各种可能性的海域中，找到属于自己人生航程的“锚”。

乡村之于数字游民，不只是休憩的“后花园”和消费的“背景板”。在河南光山数字游民基地，运营团队组织了40余场乡村产业对接活动，有机稻米、小龙虾等当地特色农产品得到推介；在浙江安吉，数字游民也为当地白茶品牌升级贡献了许多“金点子”，借助这股东风，当地衍生出乡村咖啡馆、音乐酒馆、窑烤面包店等丰富的配套产业……越来越多的“数字游民”变身“数字乡民”，激活了乡村发展的一池春水。

此时，距夫妻二人离家已经整整3年半了。之前，他们一个是知名咨询公司研究员，一个是互联网公司的UI设计师。后来，夫妻俩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双双辞职，开始环球旅居。在危地马拉约4000米高的火山顶，轰隆隆的岩浆声伴着他们入眠；在一片橙色的万寿菊海里，与天南海北的人共度墨西哥传统节日“亡灵节”；在泰国清道的竹屋里，感受椰风、晚霞，还有满院的向日葵花……生活骤然改变，从城市的“两点一线”，变成了“诗与远方”。

“工作后我和爱人压力很大，我的免疫系统出了毛病，耳朵和眼睛总是发炎。终于有一天，我们想停下来，趁年轻出去看一看，探索不一样的生活。”谈及成为数字游民的原因，小潘如此告诉记者。

如今，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开始关注数字游民的生存状况问题。广西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陈丽平呼吁，针对数字游民组织化程度低、社会保障弱等问题，可以成立行业协会帮助个人维权，同时在法律层面明确劳资关系认定标准，保障远程工作者劳动权益。

“拒绝KPI(关键绩效指标)和内卷”“不想当大企业的‘螺丝钉’”“追求‘诗与远方’”…… 很多数字游民都有同样的动机与感受。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副教授沙垚认为，数字游民群体厌倦固定工作，由于其掌握某项特定技能，拥有对垄断大平台的逃离和协商的能力，从而踏上灵活办公的游牧之路。

登录克罗地亚上世纪90年代，日立公司前首席执行官牧本次雄提出一个大胆预测：未来，人们在线办公，就业地点不再受限。有时在草木葱郁的山间，有时在阳光明媚的海边，人们跳出格子间的禁锢，成为数字游民，像古老的游牧民族一样在全球自由地流动。

“我们常常在朋友圈分享生活的‘高光时刻’，比如住进精美的民宿，游览各地美丽的风光。但其实，不上班不代表不工作、不熬夜；世界变化太快，我们也会有不安全感，不知道下个月到底能赚多少钱。”小潘向记者坦言。

在浙江省安吉县溪龙乡横山村，有一座废弃厂房改建的特殊建筑：这里墙体斑驳，木梁裸露，颇有工业的“拙感”；窗外满目青翠，一垄垄绿油油的茶树和一块块齐整整稻田，又带来大自然的清新。仔细看停车场的车牌，沪、苏、浙、闽、赣、蒙……方寸之地，车辆竟来自五湖四海。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姚建华认为，数字游民很可能有更多的孤独感。他们虽然也会在线下社区中建立联系，但往往只是因为一个活动而暂时产生交集。这种“事缘型”交往模式呈现出“接入—拔取—再接入”的特征，形成“U盘式”人际关系，而不是一种长期稳定的情感连接。

数字游民可能承担更多的“不确定性”。在豆瓣、小红书等社交媒体上，关于数字游民点击率较高的帖子，大部分都与就业机会和财务收入有关。不少人在“月亮”和“六便士”之间摇摆，享受自由游牧的同时，也忍不住焦虑下一份工作在哪。

“我们一边旅游一边工作，小丁在网络上做设计师，我则在网上寻找自由撰稿机会，我们还建立了名为‘游牧夫妻’的自媒体账号。旅行途中，打开电脑、架上小灯、带上降噪耳机，就可以移动办公。”小潘说。

这里是中国首个专门针对数字游民的社区——DNA数字游民公社。社区大厅有一面墙，贴着上百张入住游民的资料卡，大家彼此以网名相称，汇聚了设计师、程序员、摄影师、自媒体人等各色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