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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1日，建湖县文旅局将检察建议落实情况回复检察机关。6月8日，国家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前，该局又向社会征集花炮制作老物件。在文化馆非遗展厅的改造规划中，建湖花炮将成为重要内容。近日，记者来到建湖，一探究竟。

在检察机关建议下，建湖县文旅局采取一系列的项目保护措施，进行非遗记录，并将建湖花炮纳入到年内启动的口述史项目中。同时下发通知，启动非遗传承人申报工作，陶东军进行申报。

一周前，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矣六街道党工委书记周明泽接到了监督检查组的电话，官渡区纪委干部询问街道下周的主要工作安排，接洽督查相关事宜，减少街道各项工作出现“时间撞车”的情况。

因为要为刚出生的孙子办理新生儿医保，山东省青岛市平度市南村镇瓦子丘新村村民侯锡丰骑着电动车来到村委会。没了往日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类牌子，侯锡丰直接走进便民服务办公室，很快办完了业务。

“咱们一会再去星宇社区看看廉洁文化示范点整改情况，安全问题可马虎不得。”张锡成说。原来，社区此前在示范点摆放了金属制的莲花装饰物，但莲花造型尖锐，又没有围栏保护。这次，监督检查组到现场确认金属装饰物已被拆除才放心。按照预定的检查项目，监督检查组用半天时间完成了既定任务。

今年3月中旬的一天，高享柏在某工作群里收到了一条新通知：“本群解散！”3月，孝感市委明确由市纪委监委负责监督推动“清群”行动。市纪委监委随即成立监督工作专班，督促全市各级党委(党组)“一把手”跟踪督办。清理平台包括微信群、QQ群、钉钉群、腾讯通(企业微信)，主要针对“随意性”建群、“强制性”打卡、“过度性”留痕等突出问题进行全面监督。孝感市、县、乡、村干部手机中的工作群明显减少。

如今的瓦子丘新村村委会，门口只有“瓦子丘新村党委”“瓦子丘新村村民委员会”“瓦子丘新村股份经济合作社”3块牌，保留了“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退役军人服务站”等必要标识。

义堂镇按党政分口，整合建立两个工作群与村干部进行日常工作沟通，重复通知、重复开会的情况少了，高享柏一天因两个通知来回跑的情况很少出现。“即使有时会因某项工作临时建群，工作一旦结束，也会立即解散。”义堂镇党委书记宋金玲说。

乐虎儿歌贝乐虎儿歌一边是数百年的文化根脉，必须传承；一边是新形势下的环保安全要求，也必须执行。怎么办？没想到，当地的检察院却在探索中走出了一条新路。

“各类牌子多，不仅困扰办事群众，更加重了基层负担。”刘卫强说，牌子挂上了，就要承担相应的表格填报和统计工作，有的单位还制定了相应的评优标准，与考核挂钩。青岛市纪委监委开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调研后，与有关负责部门进行会商，明确“挂什么牌子”“挂在哪里”“有什么作用”等标准，推动相关部门主动认领、清理牌子。青岛市委社会工作部推动严格落实部门归口规范挂牌、建立提醒通报机制等措施，持续巩固村(社区)挂牌问题整治成效。

“群和群不打通，还容易发生同一件事发好几次通知、开好几次会、布置好几次的情况。”高享柏说。今年春节前夕，湖北多地遭遇大雪天气。高享柏先是接到镇里组织口工作群的通知，开车到镇里领了村务日志。没想到刚一回村，镇里农业口的干部又通知他去领融雪剂。据镇里干部介绍，当时，每个工作群对应着不同条线，有时候任务紧急，各条线干部来不及沟通，便会出现上述情况，让基层干部多跑路。

“考核中，有报表的不必提交报告，有电子版的不用打印纸质文件。”周明泽告诉记者，“现在督查检查和考核，大多数时候，我们只需要提供日常没有电子化的会议记录。”

建湖县检察院初步走访调查发现，由于产业转型，不少法定的保护和传承措施没有得到落实，当年“申遗”时制定的传承保护计划也没有执行下去。

平度市纪委副书记刘中华表示，我们推动相关部门整合了文化活动中心、志愿服务中心、公共服务中心等功能相近的挂牌，摘除并撤销了标识与功能不符、无实质性业务或已失效的牌子。

“火树银花不夜天，万家灯火笑声传。通过检察公益诉讼和地方传统非遗的碰撞，相信在不远的将来，建湖花炮这个传统技艺一定能够再次焕发生机，让人们在绚丽光影中感受非遗魅力。”盐城市政协委员、“益心为公”志愿者唐晓斌说。身处改革发展稳定第一线，基层是抓落实的“最后一公里”。持之以恒为基层减负，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实问题整治。山东、湖北、云南等地采取系列举措，清理基层组织“滥挂牌”，纠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解决督查检查中的问题。记者探访三位基层干部，看“滥挂牌”整治进度、看工作群清理情况、看督查考核之变。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对非遗的法治化保护措施有着具体明确的要求。对列入代表性项目名录的，可以认定保护单位和代表性传承人。对濒临消失的非遗项目，地方政府应当采取抢救性保护措施，及时记录和收集有关资料、实物等。

“现在，除了我们村自己的群外，我加入的工作群只有两个：一个是义堂镇关于党建工作的微信群，一个是义堂镇关于政府工作的微信群。群少了，但村里工作都没耽搁。”高享柏说。就在4个多月前，高享柏手机里的微信工作群还有30多个。

现在，高享柏有更多时间忙村里的事儿，工作效率提高了不少。如今，村党群服务中心旁，改造一新的标准化村卫生室已经投入使用；为村里老人提供供餐服务的幸福食堂也正式开业了。“这些都是最近两三个月做成的。”高享柏说，“工作群减到两个，干实事的时间更多！”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烟花爆竹跟春联、年画、灯笼一样，是千百年来人们最熟悉的，也是最传统的祈福仪式，是中华文化古今传承的生动体现。但作为省级非遗，建湖花炮现在举步维艰……”今年春节刚过，建湖县政协领导为检察机关“出题”，希望围绕建湖花炮传承保护开展公益诉讼。

“以前，村委会挂了很多牌子，我们来办事有时候不知道该往哪走。”侯锡丰说。瓦子丘新村驻村第一书记刘卫强介绍，以前村委会门口悬挂着各式各样“室”“所”“站”“中心”“之家”“协会”等牌子，大门口挂不开，就挂到办公室门口，所以村民不知道该进哪个门。

尽管有了文旅部门的高度重视。但缺乏产业基础的建湖花炮，又如何“活下去”“火起来”呢？在走访中，陶东军向检察官坦言，花炮生产制造的“产业链”在当地已经断裂了，也没有比较优势。

没有了花炮厂、花炮人，建湖花炮的非遗传承保护刚刚起步便戛然而止，渐渐被时代所淡忘。2013年，原有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原建湖县花炮商会会长商岳新去世后，始终没有确定新的传承人。到2022年，建湖烟花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也被注销。

过去，上级多个条线的干部分别组建了工作群，每个村的党组织书记都得加入。有时，围绕修路建桥等某项具体工作，也会建立临时群，工作群就这样越加越多。“每天我都要留意各个群里有哪些通知、工作部署，晚上睡前把所有群浏览一遍才安心。光‘收到’就要发好几遍，有些工作完成了还要拍照‘晒图’留痕。”高享柏说。

3月14日，建湖县人民检察院决定公益诉讼立案。3月22日，检察院向县文旅局发出检察建议，建议落实法定职责、开展抢救性保护，完善档案和数据库，并按照规定条件和程序重新认定代表性传承人。

“建湖花炮既是一个产业符号，也是一个文化符号，它是建湖人民共同的记忆，共同的乡愁，应该通过非遗保护留下文化的根脉，让建湖花炮与淮杂非遗交相辉映、共同传承。”建湖县政协委员、文史专家彭淑玲说。

一次走访时，刘卫强来到村民于晓滨家，于晓滨提到这几天家门口的路灯坏了，不仅自己晚上出行不方便，连原来在门口玩耍的孩子和散步的老人都少了。刘卫强第一时间联系了电工，对路灯进行了维修。看着亮了的路灯，刘卫强打心里高兴：“村里只挂3块牌，有更多精力扎到群众身边。及时给群众办点事，挺有成就感。”截至目前，青岛全市共清理村(社区)各类牌子14万余块。

“预计21日至22日，全县有大到暴雨，请积极防范应对。”6月18日下午，湖北省孝感市云梦县义堂镇黄土坡村党支部书记高享柏的工作群里收到了一条“专题气象服务”信息，他连忙转发给村干部，提醒大家注意。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产业基础没有了，建湖花炮还有没有继续保护的必要？而《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也规定了申请退出非遗的动态调整机制。对那些因客观环境改变、无人传承等原因，或者经抢救性保护仍不能活态存续的，经批准可以退出。

围绕建湖花炮要不要保护、怎样保护两个主题，3月13日，建湖县检察院和文旅局共同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益心为公”志愿者和花炮从业人员召开座谈会。

“当时十多家企业都关门了，一大批懂技术、有经验的花炮从业人员或者另谋职业，或者背井离乡，到湖南、江西谋求发展。当年芦沟花炮厂创新生产的‘小蜻蜓’，至今也没有人能够复制。”陶东军惋惜地说。

然而那时花炮生产离不开黑火药和工人们的“手工操作”，安全问题一直困扰当地政府。2009年，当地就曾发生一起3死4伤的重大爆炸事故。

以前，单项检查多，甚至有时同一个局的三四个科室也要分别到街道开展检查，周明泽要花大把时间陪同。“耗费时间的不仅是陪同，还有准备台账。”周明泽说，“往往至少提前半个月就要开始准备材料，提前一周研究对具体台账进行修改完善。”今年以来，官渡区一级到矣六街道现场检查的次数，较去年同期减少了53.32%。

督查检查有了变化，考核也较以往有所不同。官渡区考核的主要依据调整为按照季度上报的各项数据，原本就要填报的数据自动归拢到区里。今年初，周明泽只接待了一次考核组。“区领导带队，各相关部门‘打包式’考核，减轻了我们的压力。”周明泽说。

今年62岁的陶东军，是建湖的“老花炮人”。曾经参加过2008年北京奥运会等节庆花炮燃放的他，是全国大型焰火燃放专家组观察员、第五届江苏省工艺美术名人。陶东军见证了建湖花炮从发展、繁荣再到转型的整个过程。

2011年“禁炮令”后，陶东军带领重新组建的江苏省建湖爆竹烟花实业有限公司成功转型，并研发出定向、无烟、冷光等一批科技含量高的安全环保烟花，成为烟花消费热门产品。公司还拥有江苏省唯一的甲级大型焰火燃放资质，烟花艺术表演的编排设计是他们的一项重要业务。“对建湖花炮的非遗传承保护，不是要重新恢复生产，而是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努力走出一条新路来。这条新路，就是把建湖花炮当作文化艺术产业来做，更侧重于做设计、卖创意，利用非遗资源进行艺术创作，赋予非遗新的生命。”陶东军说。

“产业转型是必须的。当年我们花炮厂的窗户都是朝外开的，就是为了第一时间能够跳窗逃生！”江苏省建湖爆竹烟花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陶东军表示。

建湖县人民检察院把这个观点吸收到了检察建议中，建议探索产业转型条件下非遗传承保护方式转变。文旅局也对传承保护计划进行了优化，对保护的方向提出新的思路，更多侧重于花炮制作和燃放的设计领域，并支持传习、交流等活动。

“建湖花炮并没有走到‘宣告死亡’的时候，当年那些到湖南、江西的老师傅们到了退休的年龄，不少也都回到了建湖老家，他们就是花炮非遗传承最宝贵的财富，可以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建湖县人大代表、“益心为公”志愿者孙蕾提出建议。

牌子少了，取而代之的是“说事墙”。在“说事墙”上，群众的意见清晰可见：农作物被路边大树遮盖，影响生长；广场的围墙出现裂缝，不好看……整改情况紧跟在后：路灯闪烁是接线氧化造成，已经维修完毕；墙面已经先用水泥加固，将进行进一步修缮……“群众反馈意见的渠道很多，设置‘说事墙’，一方面是公开公示，另一方面也是对干部的提醒、督促。”刘卫强说。

一到街道，官渡区纪委副书记、监委副主任张锡成便说：“我们这趟来，不单是检查街道党风廉政建设情况，也要去现场看看近期督办事项的进度。”翻阅街道党工委近半年的会议记录，监督检查组尤其关注“三重一大”事项集体研究及党工委书记末位表态制度是否按要求执行。

“非遗是公共文化，有着强烈的公益属性。在地方非遗的保护上，检察公益诉讼有着独特的优势。” 建湖县检察院检察长征汉年表示，通过检察建议督促、协同政府部门依法履职，为“小众”非遗提供司法保护，激活政府部门主导责任和全社会保护意识。

瓦子丘新村共2040户、7170人，村干部只有10名。清理牌子之前，刘卫强平均每个月走访10多户群众，现在每个月能走访30多户群众。

建湖曾与湖南浏阳、醴陵和江西上栗、万载并称全国烟花爆竹五大主产区。从民国年间几百农户的家庭作坊，到合作化时期的鞭炮业生产合作社，再到工厂化花炮企业集群，至“十五”计划期末，当地有花炮生产企业19家，产量占到江苏全省的80%，外销世界30多个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