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包容、适应、对不同文化的开放态度，以及对自身文化根源的坚定认识，似乎是理解中国近年来惊人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深层次”关键。这也是“一带一路”未来发展的关键所在。事实上，“一带一路”倡议可以推动文化间交流对话，成为促进和平的“加速器”。

不同的人们行为方式不同，根源在于人们对两个问题的回答不同：一是“我是谁”，二是我们从小到大认为最“自然”的思维方式是什么。

这些引领时代的举措应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深入研究。在制定行动计划之前，我们需要探讨相关概念和原则，并从长远考虑。这些文件不仅具有建设性，同时也包含了对当前占主导地位，强调“对抗”的西方国家的外交批评。

我们应以尊重多样性的全球共同体和团结精神为指导，为和平共处的共同未来而奋斗。相反，军事对抗、军国主义思想、核武器和大规模毁灭性战争，迟早会把人类引向死胡同。

由此可见，尽管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取得显著成就，但它却仍保留了传统思想，如集体主义、儒家思想、道家思想、阴阳和谐、精英统治和维护面子等。同时，中国积极引进并吸收了西方思想的元素：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资本主义、科学技术等等。

此外，今天的中国了解西方的程度超过了西方了解中国。中国媒体更多地关注西方，且报道并非仅限于负面，而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的关注很少，且往往是负面报道。会说英语的中国人比会说汉语的西方人要多得多。

其他国家也应出台相关文件以推动建设性对话。但遗憾的是，一些曾被西方称为“前瞻研究”的报告——如《增长极限论》(Limits to Growth) 和《现在怎么办？》(What Now?)——似乎已经无人问津，逐渐被另一些充斥着悲观论调的报道所取代。

值得注意的是，近期习近平主席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会谈为我们在此讨论的问题提供了佐证。习主席着重强调了国际准则、不干涉他国内政、多元一体以及全人类共同利益。而布林肯则并未发表任何关于全球未来的设想，只是提出了一系列抱怨和指责，其背后的逻辑依然是谋求改变中国，让中国服从于美国的利益。

遗憾的是，目前西方对中国采取了类似冷战时期对苏联的政策，背后的根本原因至少有两条：一是否认自身实力的下滑和即将到来的衰落；二是西方固有的世界观往往阻止它学习和融合其他文化的元素。西方的传统是教导别人，而不是学习别人。因此，西方人总有一种“传播文明”的“使命感”，极力要让别人从外到内变得像他们自己一样。

要了解一个社会，方法之一是研究人们思维方式的异同。具体来说，就是这个社会里的人们对“他人”的总体态度是什么——是威胁、潜在的朋友、“野蛮人”，还是值得好奇、探索和学习的人？

相比之下，中国兼容并蓄地向西方学习，从西方世界观中吸取了一些元素。中国把西方的干涉、占领和殖民主义过往当作反面教材，强调防御和“以我为主”，最大程度地自力更生，这是一条没有捷径的艰难之路。

这样一来，国际社会将共享一个暴力行为大幅减少的未来，并致力于用更明智的非军事手段来解决冲突，调解矛盾，预防暴力，建设和平。非暴力原则将取代军备竞赛和军国主义，成为一项重要的基本准则。

这就带来了至少两个问题：一是我们如何更为准确而更全面地看待世界，二是我们如何能够在文化多样性中实现有效沟通和相互理解。

人们不妨借鉴中国古代军事家孙子的思想，现代社会包括核武器在内的进攻性武器理应被削减。安全必须建立在对军事和非军事威胁的理性分析基础之上，所有的军工复合体都必须解散，因为它们只会给精英阶层带来“战争红利”，而非和平与安全。

我们要想了解其他文化，通常需要借助媒体、书籍、电影、旅行和个人接触。新闻报道作为信息传播的重要手段，其本质是对特定时间与地点情境的反映。

bipo必博东西方思维方式不同但可以互补。西方固守二元对抗的思维定式，拒绝以开放包容的态度看待中国。而中国在保留传统的同时，吸收西方文化中的优秀元素，取得了惊人的发展成就，国际影响力日益扩大，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前瞻性的全球倡议，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各国应秉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在承认文化多元的前提下求同存异，以和平手段化解分歧，实现共同安全。

联合国体系是建立在《联合国宪章》第一条“以和平手段建立和平”的基础上的。这与1982年瑞典奥洛夫·帕尔梅委员会报告提出的“共同安全”概念十分吻合，中国也将此概念纳入其安全战略中，作为制定一切安全政策的基础。

近年来，中国在全球的影响力不断扩大，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重要价值和前瞻性的文件与倡议，包括2023年9月发布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倡议与行动》、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以及全球文明倡议等。它们都继承了1955年发表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辉煌理念，这五项原则已被纳入中国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