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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没被过多盗扰的汉代大墓，它的出土文物数量和质量都非常惊人。比如，河北有满城汉墓、广东有南越王墓、湖南有马王堆汉墓……这件呆萌的汉代绿釉陶狗，是在河南出土。不知道它能否看家护院、守住粮仓？只是这个墓，它终究没有守住。

在唐代，不仅“虎子”不能叫“虎子”了，连老虎都改叫“大虫”。洛阳东边门户和重要关隘“虎牢关”改为“武牢关”；成语“管中窥虎”变成了“管中窥豹”；历史悠久的虎贲军也被废止了……

这件“虎子”出土于辽宁省北票市冯素弗墓，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有确切历史纪年的大墓。冯素弗是北燕皇帝冯跋之弟，当年和哥哥冯跋一起打天下，出生入死，居功甚伟。北燕建国，冯跋称帝，这个有勇有谋的弟弟，又辅佐了哥哥6年。

汉代人坚信“事死如事生”的观念，流行厚葬。这种釉陶器是陪葬的冥器，也称为“明器”——“神明之器”。人类早期驯养的“六畜”，除了狗，其他“五畜”——猪、鸡、牛、羊、马，也都大量出现在明器里，尤其是猪和羊，更是成群结队地出现。

在今天的博物馆里，不管是威风凛凛的青铜虎子，还是调皮可爱的陶瓷虎子，它们静卧于一隅，等你走近，再近，深吸一口气，叹然：还是那味儿啊——历史的味道！

到了唐代，“虎子”继续使用。只是它不能再叫“虎子”了，因为要避唐太祖李虎的名讳，“虎子”改叫“马子”。我们今天用的“马桶”一词，即源于此。

“马踏飞燕”，是中国人独有的天马表现形式。西方的天马，一定要有翅膀，而我们只需要在马的脚下放上一只鸟，就很好地解决了天马的问题。鸟在空中飞，而马在鸟上，根据显而易见的空间关系，马当然是在天上了。我们的天马，是在鸟与马的关系中呈现的。

汉代又“独尊儒术”，儒学昌盛，儒家强调的“重孝”观念盛行。“孝”的体现之一，就是厚葬——为长辈陪葬丰富的器物。这种“孝”文化里，也有表现与攀比的成分在。汉代这种厚葬的习俗，让这一时期的墓葬，成为盗墓者的首选。

汉代人相信，人死之后，会到另一个世界。而在另一个世界，富贵之家依然想享受这无尽的荣华。所以，他们会把人世间的一切享用，以各种方式带入另一个世界，釉陶器就是其中一种。

这件威风凛凛的北燕虎形青铜器，学名叫“虎子”。“虎子”是溺器，通俗点说，就是尿壶。哎呀，用老虎做尿壶，估计这只老虎如果有灵，上翘的尾巴会瞬间耷拉下来，低下头——羞煞王矣。

史料记载，公元415年，冯素弗病故，归葬北票墓地，冯跋破例“七临之”。在弟弟的墓前，他涕泪长流，哭之甚恸，这在历史上是非常少见的。这件威风凛凛的“虎子”，出自冯素弗墓中，算是多少挽回了点面子。

竞彩足球胜平负让球胜平负古代工匠，在一琢一磨、一凿一刻、一揉一捏、一笔一画中，把龙、虎、熊、马、骆驼、猪、狗等各种动物的形象留在了历史深处；同时，也把当时的社会、社会中的人、人的情感、信仰、审美都融入了他们的匠心之作。

一件河南省博物院汉代绿釉陶狗，嘴角向下，尾巴卷曲上扬，紧贴后背，怎么看，都像一个小受气包。是怎样的似曾相识，让这只两千多年前的小陶狗毫无违和地穿越到了现代？仅仅是因为“怂”吗？不！那是一个时代的艺术气息——那样的质朴、纯真，如新生儿般的赤子之心，像极了现代的宠物狗，岁月静好，与世无争。

汉代，马的雕塑和绘画都很多，这跟马的历史地位有关。那时不管是交通还是战争，都离不开马。雄才大略的汉武帝要建立丰功伟绩，更要有马来成全。然而，那么多马的雕像与绘画，人们却很少能看到马的正面像，为什么呢？让我们在博物馆里，一起找寻答案吧！

这么完美的一匹骏马，当你慢慢绕到前面时，却是“三观尽毁”——你确定要成为这样的天马吗？这马如果不是来搞笑的，那就一定是内心住着一个顽皮的小孩。只见它侧歪着头，瞪着大眼，估计一半是白眼仁儿，张嘴大笑，露出一口雪白的大牙，仿佛得意地对脚下的鸟儿说：嘿嘿，受我一脚！

唐高祖李渊，唐朝开国皇帝，追封自己的爷爷——西魏名将、柱国公李虎为唐太祖。古代帝王的名字，多用生僻字，倒不是故意为难我们，恰恰相反，是为了方便广大人民群众。像清代雍正帝叫胤禛，嘉庆帝叫颙琰，名字虽不好念，但不给人民群众添麻烦。

汉代这种狗的用途，已不再是狩猎，而是看家护院，和如今很多地方农村养的中华田园犬一样。所以，当我们看到两千多年前一样的看家狗时，会有莫名的亲切感。在汉代，养狗主要是为了守门，尤其是守粮仓。彼时农耕经济迅猛发展，出现了很多真正意义上的“大户人家”。地主家余粮很多，这些余粮放入粮仓，而狗狗，就是粮仓的“门将”。

“马踏飞燕”，从侧面看，真是一匹雄健、灵动的骏马，它的每一个细节都那么完美，腾空而起的四足、脚下回望的鸟儿，仿佛在看，那匹马有没有追上我呀？

“马踏飞燕”，其优美的造型，神奇的想象力，成就了它的辉煌。现在，它已成为中国旅游城市的标志。在很多城市，我们都能看到它的身影。它从遥远的历史深处跑来，从天边呼啸而过，告诉你无限的远方，有无尽的梦想与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