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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历史，中国后世的都城充分借鉴吸收了与陶寺都城相类似的双城结构设计理念。城市拥有一道大城城墙，宫殿区拥有宫城城墙，这种城市规划布局的理念，在4000多年前的陶寺就已经付诸实践。

这是一款裸眼3D的空气触摸屏，通过点击虚拟图像上的按钮，多媒体互动沙盘就可以分别展示陶寺遗址的功能分区和水利系统，展现4000多年前陶寺先民的生活点滴。

博鱼官网首页陶寺遗址博物馆展厅面积约5000平方米，共展出230件(套)文物，90%以上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自1978年以来发掘的文物精品。主要包括陶器、铜器、木器、玉石礼器等各类器物，涵盖陶寺文化所有的文物类别。其中，陶寺龙纹彩陶盘是中原地区明确为龙图像的珍贵标本，对于研究龙崇拜的起源及相关问题有着重要意义，被国家文物局列为“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的文物”。

为了让陶寺遗址从历史中“走出来”，在光影中“活起来”，陶寺遗址博物馆利用多种科技手段和实景复原展示手段，将陶寺遗址的功能分区、都城营建技法、生活做工等生动展现。

彩绘蟠龙纹陶盘、带有书写符号的扁壶以及首次亮相的天文历法观测仪器圭表等，230件(套)珍贵文物，全景展示距今4300年到3900年的陶寺遗址。井然有序的都邑布局、出色的手工业技术，以及对时间和空间的掌控和探究。

博物馆就像是陶寺遗址的“总目录”，当地正在加快推进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陶寺文化艺术创意园等规划建设。通过对文物和遗址的系统保护以及合理利用，让承载着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真正“活起来”。

普通居民区、宫城、仓储、墓地、观象台、手工业作坊区等，面积达280万平方米的陶寺都邑规划井然、分工有序。4000多年前的宫殿究竟是何模样？展览中，一块被等比例缩小复原的遗址，实际面积达6300平方米，是陶寺考古发现宫殿遗址最大的一处。其中，主殿有18个柱洞，东西面阔7间，是个面积达540平方米的大平层。这些王权、贵族、居民、手工业者生活的区域分布有序，体现出明显的规划思想。

陶寺遗址博物馆讲解员曹慧惠介绍，6座大墓中出土了4件，可以观察到它均绘有蟠龙盘踞如蛇，身上有着鳞状斑纹，似鳄鱼。有的头部两侧长着方形的耳朵，有的长着这个锯齿状的牙齿，口衔枝状物，十分罕见。

高江涛介绍，相对来说，地中或者地中之国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陶寺的圭尺比较直接地证实了地中观念在陶寺文化里的存在，也是地中之国的一个重要的体现。

这个青铜材质的铜齿轮形器，貌似齿轮，但很薄，不具有传动的机械功能。据专家研究，它具有历数或演示阴历小月日期的历法功能。

这是考古发掘出土的一件木质食桌，通过科技手段进行的场景复原，可以看到王宫贵族的一次宴饮场景。大家席地而坐，不仅有丰盛的肉食和美酒，还有鼍鼓、土鼓、石磬固定组合奏乐助兴。

高江涛介绍，近一段时间，他们采用了国内比较先进曲面荧光技术，对它的成分进行了新的测试分析。现在对它的研究还在进行中，还有其他的信息，说不定未来还会更多的呈现。

大地的中心位置到底在哪里，这是古代先民一直在探寻的答案，陶寺先民利用他们自己发明的圭表来测量地中。这个杆子就是表，而有不同颜色规律分布的就是圭尺，在夏至这天，他们观测表投射到圭尺上的影子，由此来确定地中的位置。

民以食为天，对农时的准确掌握是关系社会安定的大事。同时，展品中的植物、农作物遗存以及家猪、绵羊、黄牛等家畜的发现，反映了当时相对优越而稳定的生存环境。

无论是鼍鼓、土鼓和石磬的乐器组合，等级化的墓葬分布，蟠龙纹陶盘、扁壶上的朱书符号，还是城墙遗址等，都鲜明地体现出中华文明的一脉相承。

在众多展品中，1984年出土的残破扁壶格外珍贵。扁壶为泥质灰陶，表面饰有竖纹，两侧还有清晰的朱书符号。陶寺遗址还出土了鼍鼓、石磬、陶铃等29件乐器，其中鼍鼓、土鼓等固定组合是贵族独有的陪葬品。

高江涛介绍，在这个280万平方米城内，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城市规划。有墓地、仓储区、手工业作坊区，一座城能够反映出来当时已经进入了早期国家形态。

陶寺都城不仅拥有大城城墙，还拥有环绕宫殿区域的宫城城墙，整座城池由外围的大城和内层的宫城套合组成，形成了“双城制”。构建了宫城卫君、郭城卫民相结合的都城规划理念。

陶寺遗址博物馆讲解员刘玉茹介绍，到了陶寺文化中期，陶寺城址聚落形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早期宫城继续沿用，并增添了外郭城。这一举措完成了由单一的宫城向宫城—郭城“双城制”的转变。

作为陶寺遗址考古重大发现，观象台向人们展示了陶寺先民如何利用12道观测缝，研究太阳的光影，并推算一年中春分、夏至、秋分、冬至等20个节令。同时，在夏至这天，利用他们自己发明的天文历法观测仪器圭表，来判断节令、地中，进行相应的大地距离测量。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高江涛介绍，陶寺的龙开始将多种动物集合到一块，融合起来，描绘出一种新的动物形象。而这种动物形象在现实中不存在，所以它也是中华民族龙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它只出土在陶寺的大墓里，它和当时社会的最高权力结合到了一块，陶寺的龙明显成为身份等级的一个标识物，成了早期国家的象征。

曹慧惠介绍，这个是鼍鼓复原之后的样子，鼍鼓是由天然的树干刮去树皮，掏空内腔后蒙上鳄鱼皮绘制而成的，在4000多年前陶寺文化时期已经形成了礼乐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