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彩app

邵亦杨：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内文化环境逐渐宽容和国际艺术交流不断增加，中国出现了新的艺术运动，当代艺术进入蓬勃发展期。很多中国艺术家已在国际艺术界崭露头角、发挥影响力，他们的作品既表达对中国传统的热爱，也具有反思性与批评性，大量作品进入国际视野，与世界当代艺术交融。

当下，越来越多的中国艺术史学者正深度参与国际性会议，主动融入全球艺术交流，深入研究艺术史和艺术理论，这也让世界不断加深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当代艺术的认知。(完)

在多重因素作用下，现代主义艺术具有反叛与前卫性，在形式上以抽象表现为主要特征，在内容表达上挑战陈腐思想，主张与传统割裂，希望更真实地反映现实。它不再强调文化的差异性，以避免对立和冲突。现代主义运动的掀起虽以欧洲为中心，但艺术家也从非西方的民间艺术之中吸收养料，如中国和日本艺术、非洲部落艺术、南太平洋和美洲土著艺术、伊斯兰艺术以及儿童稚拙艺术等。

综观世界艺术史，伟大的作品各有千秋，但其关注点十分趋同，如对爱情的赞美、对和平的期盼、对大自然的珍爱、对人类生存状态的思考、对人性黑暗面的探究等，都是生活在不同时空下的人们所共有的议题。

四年一度、被誉为国际文化艺术史界“奥林匹克”盛会的第36届世界艺术史大会，于当地时间6月23日在法国里昂开幕。作为大会学术委员会成员，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邵亦杨参与了大会筹办工作。近日，她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围绕上述问题作出解读。

邵亦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丰富且强大，如书法水墨传统是中国最鲜明的艺术语言之一。但一国的艺术语言要与其他国家、地区的艺术接触和交流，才能在世界上形成影响力。

邵亦杨，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人文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2003年悉尼大学博士毕业，曾任墨尔本大学客座教授，在世界艺术史大会、美国美术史年会等做会议主持或发言。2019年获国际中国当代艺术批评奖。主要著作有《后现代之后》《穿越后现代》《西方美术史》《20世纪现当代艺术史》《全球视野下的当代艺术》《西方艺术：一部视觉的历史》，主持翻译《文艺复兴新艺术史》。

肇始于20世纪初的美国抽象表现主义，明显吸收了中国水墨画的艺术语言。但此前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艺术都是被动输出，没有主动与世界艺术交流，因此即便不少抽象表现主义作品呈现出中国水墨艺术的特点，却很难让西方承认它对世界艺术产生了影响，反而中国的当代水墨艺术被认为吸收了抽象表现主义的内容。相较之下，19世纪，日本曾与欧洲进行大规模的文化和贸易交流，其间日本艺术经历了吸收、融合、创新，反向影响了西方艺术，世界艺术史也承认日本浮世绘对欧洲印象派、后印象派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此背景下，整合了现代艺术与后现代艺术优势特点的当代艺术应运而生。它在延续自现代艺术运动以来的重要核心——艺术要有普遍性，强调共性、融合性的同时，也十分注重差异性和个性。当代艺术认为，人类的情感和美好追求是一致的、共通的，但不同国家、地区的传统文化不一样，艺术表达也应多元化。

邵亦杨：现当代艺术是相对原始艺术和古典艺术而言的，包括现代主义艺术、后现代主义艺术和当代艺术。回溯历史，可以发现不同文化的借鉴融合始终是艺术发展的动力。

可以看出，中国当代艺术的表达将传统与现实相结合，从地区性、个性中洞察人类共性问题，通过艺术创新进行反思与批评，这也是世界当代艺术的共同特征。几乎所有世界知名的现当代艺术家，都是在其所处的时代中敢于发出先声、具有反思精神的人。可以说，一部现代艺术史，就是一部人类思想的创新史。

澳彩app近五万年前，在极其接近的时间内，人类原始艺术于全球多地散落出现，彼此隔绝却呈现出类似的内容与表达，似乎昭示了人类艺术情感最本初的相通性。今天，文化交流之网愈织愈密，当代艺术是否亦承载人类共同的情感？背靠上万年文化积淀，中国当代艺术如何在“传统”与“全球化”中找寻平衡，成为汇入世界艺术海洋的一支劲流？

邵亦杨：当代艺术最大的特点是强调艺术可以与世界、与他者融合共通、产生交流，而不是局缩在传统文化的角落里敝帚自珍，它的共通性先于其差异性存在。

而就艺术创作而言，越是与新事物接触，人的感知力和创造力就越强。因此，全球化的交流与借鉴，反而会激活艺术家的传统记忆，并使其进一步将传统与新事物进行结合、创造。所以，当代艺术必然要向外看，向前走，接受其他文化，才能激活自身传统。

现代主义艺术的诞生，源于19世纪中后期的第二次工业革命至20世纪初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科技进步为人们认识、观察世界带来变革，同时先进科技也应用于战争，对人类文明和文化心理造成了巨大影响，引发人们的深刻反省。加之当时艺术经纪人和私人赞助者、私人画廊大量出现，艺术品开始走向市场，艺术家由此摆脱了宗教势力、意识形态的束缚，进而追求创作的自由性和艺术自身的独特价值。

艺术要走向世界，不能一味抱守传统，或提取一些模式化的元素来迎合外界喜好。一方面，艺术作品带给人的冲击是多元的，很难说某一种或几种元素一定能被他人接受；另一方面，过于强调某些民族元素，会使本民族的艺术成为一种不合主流的“异域情调”，而没有一个民族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希望被定性为这样的“少数派”。文化是流动的，不然就是一潭死水。

显然，开放与交流是让一国艺术语言为世界所认知，并在互鉴学习中发挥影响力的前提。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顶级艺术大师常玉、赵无极等，与国外毕加索、马蒂斯等顶尖艺术家和画廊有所接触，参与西方最前卫的艺术运动，将中国艺术传统带给西方。这些交流，对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和中国传统艺术的发展非常重要。例如，油画家出身的赵无极，出国后在抽象表现主义画派中反观并领悟到中国传统艺术的独特魅力，将水墨画笔触、元素融入油画，并受赛·托姆布雷等抽象艺术家的启发，将中国的古文字加入油画，在当时很前卫。

在共通性之下，不同国家、地区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艺术家，有其个性的表达方式和倾向。就同一国家或地区而言，相同的文化传统和文化基因会使艺术家的表达产生某种相似的感觉，但个性仍旧是不可或缺的要素。因此，就当代艺术而言，“东”“西”之分过于笼统，每个艺术家都在将自己的个性、文化传统融入人类共通的情感和表达中，由此实现个性与共性、传统与现代、各国与世界的水乳交融。

例如谷文达的“联合国”系列作品，揭示了文化的混杂性和文化交流时可能出现的误读与融合；徐冰关注现代进程中的中西文化冲突，作品《天书》一方面以尊崇的态度展示了中国传统艺术的古典美，另一方面以达达的态度讽刺了现代政治和文化中的某种虚无与荒谬；徐震的装置《徐震超市》，则对全球化消费社会进行了富于幽默感的批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后现代艺术兴起。后现代主义源自现代主义，但又反叛现代主义，在现代艺术与当代艺术之间形成了一个短暂的过渡。它关注阶级、种族、性别等人类社会的共性问题，反思现代艺术的一味高歌猛进，回看传统并更多地观照其他文化。但它的后工业时代背景，也使之难以摆脱商品社会以大批量复制抹杀艺术“独创性”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