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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中国有众多石窟遗迹和文化成果，是历史必然，也是幸事。今天，人们去山西大同看云冈石窟大佛，去敦煌领略莫高窟千年艺术瑰宝，中国人对石窟、对石窟文化的喜爱一直延续。相比之下，其他国家对石窟遗产的重视程度可能没那么高，这与各地文化观念有关。

中新社记者：今天，世界范围内共有20余项石窟遗址入选《世界遗产名录》，其中近一半位于中国。中国为何会出现如此多的石窟？

各国家、民族和地区都有自己的主体文化，但又通过开放包容，吸纳外来文化并将其融入自身文化之中。事实上，人类文明进步就是不同文化交流欣赏、激荡融合、共同发展的过程。

中新社记者：您在近著《中国石窟之美：走进西域》中提到，人们通常认为佛教艺术是自西往东的单一模式，但其实中原或汉地对西域艺术也产生影响。结合您多年的考察调研，石窟如何体现东西方的文化交融？

可以说，佛教石窟的起源不是单一的，而是多点出现的，是在石窟居住修行的生活方式被普遍接受后，各地因地制宜创造实践的结果。石窟文化也是亚洲古代文明的共同现象，是社会结构、思想、宗教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产生并流行的一种文化。印度、阿富汗、巴基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中国的石窟艺术之间，很可能是相互影响的。

古时交通旅行、观念传播远比我们今天想象的要密切。南亚僧侣东行中国传播佛法，中国僧侣出使西域，还有来往于丝绸之路的商贾使臣，文化在人员往来之间得到传播。

从出现到兴盛，中国石窟体现了不同文化的交流融合。原始社会末期，中国汉地文化就已到达西域并产生影响。例如，新疆克孜尔石窟内的壁画天相图，既有西方文化中的僧人在天上飞翔，也有东方文化中月亮上的蟾蜍，融合了不同地区的文化元素；建造克孜尔石窟的古龟兹国位于今新疆库车，当地出土的彩陶在造型和纹样上与甘肃、青海彩陶有诸多相似；中国佛教史著名人物鸠摩罗什生于龟兹，后移民长安，将大量印度佛经译成汉语，是一个讲汉语的库车人。

宁强，北京外国语大学艺术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考古学家、艺术史家、画家。哈佛大学艺术学博士，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京市“海聚工程”海外高层次人才、北京市特聘专家。曾任教于美国耶鲁大学、圣地亚哥州立大学、密西根大学、康涅迪格学院。2008年回国后，受聘兰州大学艺术学院院长、敦煌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学术专长为敦煌艺术研究、西域考古、“一带一路”艺术与文化研究。出版《敦煌石窟艺术——社会史与风格学的研究》《敦煌石窟寺研究》《敦煌佛教艺术——美术史的分析》、Art,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Medieval China(《中古中国的艺术、宗教与政治》)等。

宁强：从广义角度看，石窟的起源与人类文明的诞生有关。洞窟是人类最初的居住空间和艺术空间，存在于从原始时期到现代社会的文明进程之中。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壁画、浮雕，都是在洞窟中诞生，如距今一万多年的法国拉斯科洞窟壁画。

2014年，克孜尔石窟、麦积山石窟和炳灵寺石窟，作为中国、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联合申遗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中的遗址点，成功入列《世界遗产名录》，也是因为当时这些地区的人们有共同信仰、生活方式，产生了石窟这一共同的文明成果。

今天，作为人类文明遗产的石窟，主要指佛教石窟，多与佛教实践相关。公元前3世纪，古印度有了表现佛教题材的阿育王石柱，其后出现了以佛教石塔为中心的纪念性地面建筑和建在洞窟里的石塔。

宁强：石窟是连接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的综合体，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产物。作为一种国际化的艺术现象、文化现象、宗教现象，石窟是南亚、中亚、东亚各地共同创造的文明之花。同时，由于其特征更符合中国人的历史观、文化观和审美观，因此在中国留下的遗迹最多。

例如，1993年起，中国与柬埔寨、法国、日本、意大利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3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共同开启柬埔寨的吴哥古迹保护国际行动，30余年来深度参与周萨神庙、茶胶寺、王宫遗址等多项文物保护工作。近年来，在“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行动”框架下，中国与阿富汗、巴基斯坦在联合考古、世界遗产等领域开展合作，参与保护亟待抢救的国际文化遗产。

但西方对中国石窟的研究，只是中国文化研究的一小部分。由于石窟大多在中国，中国的石窟研究始终有主导性。20世纪40年代，“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今敦煌研究院前身)成立，开始了对莫高窟文物的保护、整理和研究。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学术有了长足进步，研究能力大幅提升，研究广度和深度也远超西方。当前，中国的石窟研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完美竞技平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中，石窟类遗产是独特类别。历经漫长演变，石窟汇聚多种艺术形式，见证多元文明发展变迁，成为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

宁强：起初，斯坦因、伯希和等人把敦煌石窟中大量历史文献、佛经、壁画、法器等文物席卷至英法美日等国，受物质条件所限，以敦煌学为代表的石窟研究，过去主要是西方人和日本人在做，中国曾处于落后地位。

一是石窟的建造，契合中国人自古倡导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在自然山水之间开凿石窟，汇聚天地之灵气修行，恰好符合中国传统文化中道法自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维方式和哲学理念。

完整意义上以佛像为中心的石窟寺，大约出现在公元2世纪至3世纪。这段时间，各地陆续出现最早的佛教石窟。在今巴基斯坦北部的古犍陀罗地区，人们在山中修建石头建筑并安置佛像；开凿于东汉年间的新疆喀什三仙洞，很可能是中国境内现存最早的佛教石窟；同期四川乐山也出现与墓葬相结合的崖墓佛教石窟；在新疆库车一带，出现了一批以居住和修习禅定为目的的石窟，墙上画满壁画。

二是石窟的居住环境，符合中国人中庸的处事态度。中国古人注重在出世与入世之间保持平衡，我们常说“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古代圣贤既离群索居，又并非完全脱离社会。中国石窟开凿会选择既有利于生活、修行，又离人口聚集区有一定距离的地方，正符合当时修行者的需求。

中国石窟文化本身并非外来文化，它从一开始就与中国传统哲学概念、文化观念、生活方式紧密结合。中国石窟之中，可以看到中国汉地文化、西域文化，以及犍陀罗文化、印度文化的影子。

当前，入选《世界遗产名录》的20余项石窟遗址中，有近一半位于中国。中华大地上的各类石窟，不仅记录着佛教中国化的轨迹，更展现了中外文明交流的历程。近日，北京外国语大学艺术研究院院长宁强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揭秘石窟背后的文化交流史。

宁强：过去中国在文物保护和利用方面接受了较多国际援助。西方发达国家曾为敦煌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等提供文物保护技术，协助培训中国文物保护专家。现在中国的文物保护水平已处世界前列，拥有丰富石质文物保护经验，开始肩负起大国责任，当年培养出的专家也承担起保护世界文化遗产、参与国际合作的使命。

公元5世纪，东亚、中亚、南亚进入修建佛教石窟的高潮。印度最具代表性的阿旃陀石窟，其大规模建造年代正是5世纪，与中国敦煌石窟、云冈石窟相同，阿富汗的巴米扬大佛和周边石窟也于同期修建。

三是石窟中的艺术创作，凸显中国人重视历史的文化传统。中华民族十分注重历史的记录和传承，通过佛经、壁画、雕塑等创作，人们把神的事迹、自身信仰和情感刻到墙上、置于洞中，不仅供人敬仰，还能藏之名山、传之后世。

石窟是重要的人类文明遗产，今天人们仍对千年前的石窟充满热爱，不仅是对古代文明成果的尊重，更是一种文化共鸣。因此，保护好、研究好、利用好石窟遗产，让文物“活”起来，不单是用高科技让壁画中的人物“动”起来，还要为它注入新的生命力，使其成为取之不竭、传承发展的文化资源。这种生命力，正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所在。(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