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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西旁景教寺院遗址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文化遗产价值和展示利用价值，我们期望建设一座遗址博物馆，并将其纳入附近的葡萄沟景区旅游规划中。这样既能实现对遗址文物的切实保护，也能实现文旅深度融合与历史文化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完)

刘文锁：在对西旁景教寺院遗址进行考古发掘的同时，文物保护工作也在推进。由于遗址分布于火焰山南麓的山岗上，易受自然力侵蚀和人为因素的不利影响。针对这些情况，除了考古发掘之后采取的遮盖措施外，还进行了遗址本体加固，并在遗址区建造了保护围栏和遗址保护、考古发掘用房等设施。对于遗址的文物保护、旅游规划以及遗址博物馆建设的规划等，也已列入有关项目。

刘文锁，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新疆考古与中外文化交流考古研究。著有《新疆历史文物》《中国新疆古代艺术》《丝绸之路——内陆欧亚历史与考古》《沙海古卷释稿》《新疆考古论稿》等著作。主持新疆吐鲁番市西旁唐宋时期景教寺院遗址考古发掘等项目。

遗址中，以多种语言文字书写的文献，反映了景教信众的多民族背景。从文物角度看，汉文佛经、道经与叙利亚文景教文献合写在同一纸张上的情况，以及壁画残块在颜料、绘画技法等方面与本土壁画相似的现象，揭示出当时多元文化共存、交流互鉴的情形。

刘文锁：通过对西旁景教寺院遗址中保存完整的建筑遗迹进行研究，可以深入探讨古代景教的发展与本土化等历史。出土的多种语言文字的景教文献、壁画、寺院生活遗物等，为研究古代基督教文献和景教寺院生活等提供了无比珍贵的资料。

刘文锁：吐鲁番盆地地处丝绸之路天山廊道的要冲，拥有丰饶而独特的自然资源，吸引了古代东西方人群在此生息繁衍，并创造了富有特色的文化，其中最具意义的可以说是丝绸之路文化。

根据初步研究，遗址的建筑遗迹包括举行仪式的大厅、图书室、酒窖、厨房、储物间、寝室、厕所等。丰富多样的出土遗物中，特别重要的是871件(组)多种语言文字的文献及一批壁画、玉器、漆器、木制品、带有题铭的陶片和葫芦片等。

由于得天独厚的条件，吐鲁番保存了大量世界各大宗教如佛教、道教、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等的遗存。此外，大量具有世界影响的考古发现，诸如多达二十余种古代语言文字的文献、丰富多彩的艺术品、有机质文物等，都彰显出吐鲁番积淀的深厚文化魅力。

刘文锁：20世纪初，德国探险家曾从该遗址中掘获七件叙利亚语哲学残篇，因过于残破，长时间未能比定具体内容。中国学者林丽娟新近重新缀合了这些残篇，将它们正式比定为叙利亚语版亚里士多德所著《范畴篇》(Categories)第十章的部分内容，成果公开发表。经过比对，吐鲁番出土残篇中保存了不同于三种传世叙利亚语本《范畴篇》的术语译法，可能包含了第四种叙利亚语译本的元素。

刘文锁：西旁景教寺院遗址，是国内外现存的少数景教(古代亚洲基督教的一支)遗址之一。1905年，该遗址遭德国探险家盗掘，出土1000余件汉文、叙利亚文、回鹘文、粟特文等文献，其中主要是叙利亚语的景教文献，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高度关注。

2004年，该遗址得到吐鲁番地区文物管理局(现吐鲁番市文物局)专家确认，2014年被列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鉴于遗址的重要性，2021年至2023年，按照新疆大学—中山大学“新疆历史文化与旅游可持续发展重点实验室”的科研计划，由中山大学、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吐鲁番学研究院联合对遗址进行了两次科学考古发掘，揭示了寺院遗址的主要部分，出土了大批重要文物。

c7娱乐app棋牌今年1月，新疆吐鲁番市西旁唐宋时期景教寺院遗址(以下简称“西旁景教寺院遗址”)等六个项目入选“2023年中国考古新发现”。西旁景教寺院遗址，是国内外现存的少数景教遗址之一。该遗址有何重大发现和历史价值？为什么遗址中会出现亚里士多德作品？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该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刘文锁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予以解读。

该遗址保存状况较好，结构完整，其建筑方式和出土文物体现出景教本土化和文化交流的现象。遗址整体布局呈南北向三组并排，符合西亚、中亚地区景教教堂的“三殿式教堂”典型布局；建筑技术、材料等则是吐鲁番的本土传统，其中的斗拱等又源自中原建筑技艺。

发掘结果显示，该遗址保存状况较好，寺院结构完整，为国内外罕见的景教遗址，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文化遗产价值和展示利用价值。鉴于此，该遗址的考古发现被评为“2023年中国考古新发现”之一。

刘文锁：遗址有两方面重要发现：一是确认存在保存较好、结构完整的寺院建筑遗迹，二是出土了大量重要文物，具有很高的历史和文化研究价值。

对这些遗迹、遗物的研究正在陆续开展，涵盖考古学、历史学、语言学、科技考古学等多个学科。这些重要考古发现，为深入探讨古代景教史、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古代西域语言文字和基督教文献与艺术等，提供了详实的研究资料。

吐鲁番出土的这七件叙利亚语残篇，其断代对应了高昌回鹘时期(公元9世纪至13世纪)。这是目前所知《范畴篇》流传到中国的最早证据，挑战了对中亚和中国亚里士多德著作接受史的既有认知。目前，这些残篇保存于柏林，期待新的发掘能带来更多关于亚里士多德著作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