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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起源看，中国龙涉及天文星象、祭祀祈祷；从符号看，中国龙是精神和礼仪的象征，并发展成为中华民族的标识。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厅，子龙鼎是已发现的商代青铜圆鼎中最大的一件，也是迄今所知铸有“龙”字最早的青铜器。这意味着在文化意义上，中国人于3000年前就被铸上了青铜“龙”印。

翁淮南：西方很多人习惯把中国看作西方现代化理论视野中的近现代民族国家，没有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角度来看中国，这样就难以真正理解中国的过去、现在、未来。

这也延续了虞舜、夏禹、商汤以来的都城选址理念，并成为此后历朝历代的制度。夏禹时设九州，豫州在九州之中央，因此也称“中州”。中州地形是平原，故称“中原”。中国有句话叫大好河山，“河山”指国家，其中的“山”是嵩山或华山，“河”是黄河。以“天地之中”、五岳的“中岳嵩山”为核心，从长安、洛阳到开封，形成中国古代历史上最为重要的都城东西轴线。

距今5200年前后，中华大地进入文明阶段，良渚文化以玉琮为代表的玉器，其上的龙纹，已与商周青铜器饕餮纹饰相一致。而距今约5000年上海福泉山遗址的龙凤交融的图案，已成为广泛认同的器物图案造型。距今4300年前后，中原崛起，成熟的龙图腾形象形成。距今3800年前后，进入王朝时代，龙文化伴随天下秩序与华夏共同体一起演进。后世之龙的基本特征，到殷商时初步齐备。春秋战国时期，不同区域文化进一步交融，龙的形态具有了时代共性。

河流是文明之母，在地理单元内部，河流对文化发展的作用十分重要。中国域内的自然环境存在很大差异，长江、黄河、珠江等大河巨川的主干和支流带来人的汇聚，经过不断演进，逐渐发展成为五大文化带：黄河文化带、长江文化带、珠江文化带、长城文化带、大运河文化带。五大文化带是在“滚雪球”般的拓展中形成的开放系统，内部和外部循环流动，靠的是非征战的经济、文化、生活方式的交往交流交融。这是解读中华文化与文明内在机理的视角，构成人类多元化发展的中国文化景观。

中国地处亚欧大陆的东端，东面和南面是浩瀚的太平洋，西南方是号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西面有帕米尔高原、阿尔泰山等高地屏障，北面是辽阔的蒙古高原，再往北就是荒芜的冻土地带，形成了一个半封闭的地理单元，中华民族的先人拥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澳门威尼纳斯人官网物的制造、流通、消费、意义，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曾说过，地下实物史料是“修国史的重要依据”。今人或触感其质、或视观其形、或耳闻其音，以物为凭，进入历史，以物为证，书写历史。

中国大部分地区处于温带。黑格尔曾说：“历史的真正舞台所以便是温带，当然是北温带，因为地球在那儿形成了一个大陆，正如希腊人所说，有一个广阔的胸膛。”然而，传统的考古学区系论、谱系论等难以解释中华文明五千年变迁特别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的变迁。

聚焦的圆圈是有中心的。战国时期的清华简《保训》篇中记载了五帝时代的舜“求中”于“历山”(今河南濮阳)，以及王朝时代的缔造者夏禹让商汤的六世祖上甲微为其“求中”于河洛及其附近嵩山。由此，嵩山成为5000年来的“天地之中”，2010年嵩山历史建筑群申遗成功，并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命名为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求中”，正是夏商都城选址于黄河中游大嵩山附近的一个重要因素。

翁淮南，文学博士，编审，兼职教授。中国国家博物馆图书资料部主任、中国图书馆学会文博图书馆专业组主任、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物质文化视野下中国思想史跨文化传播。中央电视台《百家说故事·可爱的面孔》系列节目讲述人，参与中央电视台《长征》《国家记忆·流失国宝回归记》等纪录片策划撰稿。主编《何以华夏：文物上的中华民族》《归来：中国海外文物回归纪实》，参与策划出版《关注中国》《印象中国》等。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多民族团结统一的大家庭。如今，“龙的传人”正在建设现代化强国，走向人类文明的星辰大海。在一起向未来的路上，我们也需要回望中华民族的来时路，到历史深处追根溯源，探寻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渊源。一个博物馆就是一所“大学校”，每一位华夏儿女都应当在这所“大学校”中做足功课。(完)

翁淮南：《何以华夏》借文物之口讲述中华民族故事。书中让文物说话，从文物的角度梳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渊源，通过展览的物证呈现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程，回应时代关切。

翁淮南：在距今8000年前的辽宁阜新查海遗址，出土类龙纹陶片2块，均为夹砂红褐陶，整体以头为圆心，内卷成圆形；距今6000多年的仰韶文化陕西临潼姜寨遗址，中心广场周围分布5组建筑群，所有房屋的门均朝向广场，体现了一种凝聚和内向式的聚落格局；约5000年前的马家窑文化青海大通上孙家寨墓地出土的舞蹈纹彩陶盆，三组舞人手拉手绕盆一周形成圆圈。这些遗址和文物的共性是同心圆式的文化聚焦，而非西方个性张扬式的文化散焦。

中华民族拥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后母戊”青铜方鼎、利簋、“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汉蜀锦等物证，引人们走进历史长河，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脉络清晰可感。如何以物为证认知中华民族，中新社“东西问”近日就此专访中国国家博物馆图书资料部主任翁淮南。

翁淮南：中国龙，不是西方语境下带着邪恶文化标签的dragon(英文“龙”)。龙文化的东西方差异恰恰彰显了中华文明的个性。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重大的原创性论断，顺应了中华民族从历史走向未来、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多元凝聚为一体的发展大趋势。我所致力的，正是解读有代表性的物证，挖掘它们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科技价值、审美价值、时代价值；我所追求的，正是通过文物背后一个个鲜活的历史故事，呈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渊源，讲好中华民族故事，让人们从历史深处读懂中国，读懂中华民族。

陕西宝鸡发现的距今约3000年的西周青铜器“何尊”，器底的122字铭文中有“宅兹中国”四字，是目前出土文物中最早的“中国”名称物证，指国家的都城要建立在国家的中央。

学者刘庆柱认为，中国的核心文化基因是“中”，中是东南西北的汇聚，中就是根。中国从“中”而来，最后国家也叫“中国”，可以说，“宅兹中国”映照了5000年来中华民族求中、择中的文化传统。

距今约8000年前的辽宁查海遗址，出土的石堆龙长达19.7米，体宽近2米；距今约7000年到6400年的赵宝沟文化内蒙古敖汉小山遗址，出现了目前所知辽西地区最早的猪首龙清晰形象；中原地区也发现距今7000年左右的龙文化印记；在仰韶文化陕西北首岭遗址，有一类从鱼纹体系中演化而来的龙纹，其鱼形头部作方形，初步具备龙首的形象。从先人接受虚拟龙开始，共同的价值观在萌芽生长。

翁淮南：读懂中国需要读懂中华民族，而中华民族是从中华大地中生长出来的。自古以来，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璀璨夺目的中华文明，铸就了伟大的中华民族。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与发展，都在文物上留下了深刻烙印，可以从中清楚看到何以中国、何以中华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