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一个关键原因是，非法药物供应的效力和不可预测性正在以比减少过量用药的有效干预措施更快的速度增长。虽然近年来用于治疗阿片类物质使用障碍的药物使用有所增加，但只有接近1/5患者接受了治疗。扩大纳洛酮(阿片类物质解毒剂)的使用挽救了数千人的生命，但很多最需要它的人却仍无法获得。《平价医疗法案》扩大的医疗补助计划，提高了与成瘾相关的医疗保健的可负担性，但医疗补助计划尚未覆盖得克萨斯州和佛罗里达州等州。

文章指出，影响2024年美国大选期间用药过量政策的政治现实是，选民和当选官员需要被说服，认为这一问题“可解决”，并且公共卫生工具能够应对这一挑战。 然而，在经历了一波接一波的绝望之后，人们已经很难看到哪些领域的政策是成功的。

以俄勒冈州为例，纵使新闻媒体倾向于关注波特兰市中心的公共用药上瘾和犯罪加剧等问题，但深层次的问题仍然是，俄勒冈州(和许多州类似)在为居民提供基本的社会和医疗服务方面举步维艰。提供服务所面临的基本挑战在政治上并非热门话题，但却是该领域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这些挑战包括为无家可归者提供服务并维持他们的护理，扩大危机响应服务的提供，以及在监狱和拘留所中提供药物成瘾护理。然而，实现这些需要时间，而且往往需要涉足政治上争议较大的问题。

然而，到2024年，这种愿景恐正在面临被其他极化问题所掩盖的风险。与此同时，在民调中，共和党人将阿片类药物列为美国公共卫生面临的最大威胁，而民主党人则认为枪支暴力是更严重的威胁。

伟德体育中国日报网4月28日电 每年，药物过量都会夺走成千上万美国人的生命。据《今日美国报》(USA Today)此前报道，自2002年以来，美国用药过量致死率已翻了两番。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的数据还显示，仅2022年，就有近10.8万名美国人死于用药过量。

文章写道，在美国政治中，过量用药危机既是一个共同面临的挑战，又是重大意识形态分歧的根源。在过去十年中，美国两党达成了为这一问题进行国会拨款的广泛的共识，而这种共识是基于一个简单的现实——过量用药危机影响着所有社区且政客们家里都曾经历过此类事件，这样的公共卫生框架似乎反映了一种“乐观的”愿景。

《今日美国报》的报道援引了今年早些时候非营利性智库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的一项调查结果，有超过40%的美国成年人认识的人中有药物过量致死，近三分之一的人表示，此类死亡扰乱了他们的生活。这项研究利用人口普查数据进行推算，确定因药物过量的死亡会对美国约1.25亿成年人产生连锁反应，这些人会因生活轨迹中经历过此类事件而造成影响。

《美国医学会杂志》(JAMA)22日刊登的一项研究显示，在2023年9月之前的12个月内，过量用药死亡人数达到了新的、令人担忧的高点，超过10万人因此丧生。

综上所述，逐步达成毒品政策的机会空间似乎尤其狭小。然而，用药过量致死本质上并不是一个党派问题，它影响着所有美国人。过去十年的经验表明，在药物政策方面找到两党共识是可能的，即使过量用药政策中的重大问题继续因执法、移民和社会安全网等更广泛的社会矛盾而复杂化。但在选举年，这些紧张关系只会加剧。

据美国凯撒家族基金会网站(KFF)报道，“药物过量死亡+婴幼儿阿片类药物意外中毒”已成为美国儿童的第三大死因。马萨诸塞州儿童综合医院青少年科主任斯科特·哈德兰德(Scott Hadland)在针对儿科医生进行的成瘾治疗研究中发现，掺有强效阿片类药物的假阿普唑仑、阿德拉或氨酚羟考酮药品最为致命。在近期药物过量致死的10至19岁的青少年中，有近25%的病例是死于假药。

CDC青少年成瘾医学和用药过量预防专家安德鲁·特拉内拉(Andrew Terranella)说：“这些药物确实使我们干预用药过量的工作变得更加复杂。很多时候，这些孩子在服用过量药物时根本不知道他们服用的是什么药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