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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与会代表和委员纷纷表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已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当今之急，是将发展成果转化为人民生活品质，让普通人都能感受到中国发展的温度和速度。

为何冬天一直生病？这是许多人的困惑和烦恼。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表示，在过去几年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流感等呼吸疾病的防治过程中，基层始终是呼吸疾病防治的主要战场。

学生们心理状态备受代表和委员们的关注。《2022年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调查报告》显示，约14.8%的青少年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风险，其中4.0%的青少年属于重度抑郁风险群体。全国人大代表、上海中医药大学上海市针灸经络研究所所长吴焕淦建议，中医药参与学生心理健康干预体系。比如在校内建议纳入中医体质筛查气郁质等情绪相关体质；通过体育课程普及传统保健如八段锦、太极拳等，促进学生学习传统文化中的心身调节技能。

缴存养老金，可谓抵御养老风险最常用的办法。但全国人大代表、太平洋医疗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周燕芳发现，目前个人养老金缴存人数仅占开户人数的22%，年轻群体缴存和投资意愿不高。其建议调增个人养老金年度缴费金额上限至2万元，增加对中高收入年轻群体的吸引力。

买药，怎么便宜一点，再便宜一点？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吴凡在调研中发现，同类型国产药大幅降价进入了医保，但价格高出数倍的进口药成为了各地惠民保特药目录中的明星产品，从而造成特药理赔成本和参保人的经济负担。其建议惠民保与基本医保形成差别定位、互补功能，制定惠民保特药目录“有进有出”的动态调整机制，形成合理价格，提升惠民保特药保障的公平性和有效性，减轻患者负担，降低惠民保理赔压力。

少数人的病痛同样得到关注。罕见病又被称作“孤儿病”，专门用于治疗和控制罕见病的药物也被称作“孤儿药”。全国人大代表、上海中医药大学上海市针灸经络研究所所长吴焕淦介绍，中国约有2000万名罕见病患者，每年新增患者超过二十万。罕见病病因繁多、症状复杂，并且同种疾病之间也会有不同症状，患者容易遭到误诊、漏诊；确诊后，患者往往很难找到合适的治疗方法和药物；若患者足够幸运，找到了合适的药物，却又会难以负担起药物本身的高昂价格。由于孤儿药的研发难度大、研发成本高、市场需求小、获利不确定性大，本土制药企业较少关注该领域。国际上，孤儿药产业在医疗市场已经成为头部创新产业之一。

“当前，我国人口形势发生了重要转变。2023年，新生人口数量已不足1000万。2022年，全国共有幼儿园28.92万所，比上年减少5610所，下降1.90%。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地区停止招聘幼教老师，缩减编制，还有不少幼托机构因招生不足，出现关、停、并、转的情况。”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上海市委副主委李国华认为，幼儿教育目前面临的问题正是一个契机，应全面推动幼儿教育高质量发展，逐步推进中国幼教从“普及普惠”到“普及免费”。

张文宏提出，要让老百姓有可以信赖的基层医疗体系，降低季节性感染性疾病流行期间大医院资源挤兑、百姓不能得到及时救治的窘境。此外，张文宏还在提案中指出，在部分条件成熟地区，建议率先探索呼吸道疾病医防融合的新型健康管理模式。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最新公布数据显示，中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已达78.2岁，但人均健康预期寿命仅为68.7岁。这意味着中国老年人有近10年的时间面临各种健康挑战，这些挑战会影响到他们的日常生活功能，也将极大消耗社会、医疗资源，健康老龄化是应对人口老龄化成本最低、效益最好的手段和途径。”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院长范先群建议从多个方面健全老年人健康服务体系，推进健康老龄化，全方位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

教育不仅是孩子的事，成人也需要教育。距离建成“书香社会”目标还有多远？全国政协委员，上海报业集团党委书记、社长李芸认为，要让社会处处充盈书香，既需要完善推广全民阅读的顶层设计，也需要进一步夯实全民阅读的硬件基础。比如，一方面，要发挥好主流媒体影响力优势，积极创办阅读、导读、书评、书单类栏目节目，形成融媒传播矩阵，全媒体、全方位传递书香理念；另一方面，可以培育更多头部大V、文化精英等加入“全民阅读行动计划”，通过直播、短视频、音频等形式推广阅读，形成关键人群领读风尚。

针对课间十分钟消失，全国政协委员、上海新纪元教育集团董事长陈伟志建议开展专项教学督查。推进学校把保障学生课间十分钟作为基本办学制度，纳入到学校教学与管理活动的考核内容，切实纠正部分教师“拖堂教学”的不良习惯。

云顶真人在线今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描绘了“民生清单”，提出“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注重以发展思维看待补民生短板问题，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中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上海市委副主委、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陆铭提出，大量已经参加了全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无法参加全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他们如果想在工作地享受养老保险，通常需要在当地至少缴纳10年社保，大量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普遍难以达到养老保险待遇享受的门槛。陆铭表示，在新就业形态相关问题上，需要以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认知思维来主导地方上的治理理念，创新就业形态权益保障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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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属于前置预防性教育，培养孩子们积极的心理品质、强大的心理能力，而不能只依靠出现状况以后再采取干预。”刘希娅说。

在做好家庭和社会协同方面，全国政协委员、民进天津市委会专职副主委赵长龙提出，在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方面，社会资源缺乏统筹协调。“除了学校、心理咨询和医疗机构外，社区无法为儿童青少年提供心理健康服务。青少年心理危机事件多发于社区之中，而社区缺乏与学校、医院的联动，无法第一时间掌握和评估风险，不能控制住危机事件的发生。”赵长龙说，因此，要加强社区医生对危机青少年、风险家庭的识别能力、儿童青少年精神障碍识别、诊断及干预能力培训，为社区青少年提供更好的精神健康服务。在有条件的地区开展基于社区的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项目试点。

云顶真人在线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坚持把高质量发展作为各级各类教育的生命线”。学生的身心健康既是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也是目标。

不少来自教育一线的代表委员表示，随着各项教育综合改革的不断推行，社会对教师的标准和期待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高度。多项调查研究表明，教师群体不仅出现身体亚健康状态，还呈现出压抑、焦虑、倦怠、沮丧、抑郁等诸多负面心理情绪。

不少代表委员在调研中发现，长期规律参与体育锻炼的人群，其体内负能量有宣泄的地方，情绪也就相对更加稳定，心理也更加健康和坚强，而且身体也不容易生病，因此建议用增强体育运动促的方式进青少年学生身心健康。郭丽则认为，运动确实能让不少青少年缓解压力，不过，不同的人释放压力的方法不一样，找到适合自己的释压方案，对于每一个人都很重要。

这几天，“红孩子”这个词火了。据报道，全国人大代表、广东实验中学党委书记全汉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那些在小学阶段拿了很多奖（全国、全省荣誉）的“红孩子”，上了中学后，一旦学业成绩跟不上，很容易产生心理问题。

去年，教育部等17个部门联合印发《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2023—2025年）》，同时，成立了全国学生心理健康工作咨询委员会。

在做好家校协同方面，郭丽认为：“家长积极配合、乐于参与的家庭，学生的心理压力往往能得到有效的缓解。”全国政协委员、民建广东省委副主委、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副校长许玲则提出要建立家长支持网络，帮助家长创建互助小组或小型社区支持资源，充分利用多方资源高效运作。

“学校教育责无旁贷。”刘希娅说，学生的上学体验在心理健康建设方面特别重要。在学校，孩子是否受到尊重，作为独立个体的特点是否受到关注，需要的关心、空间、参与感是否能得到回应，甚至孩子在学习当中是否体会到自主性、胜任感、意义感等，都可能会给孩子的心理上带来很大的影响。

董奇建议要加强对全体教师的心理健康知识普及，完善教师心理健康培训体系，打造适合学科教师的心理健康课程和资源，帮助教师在学科教学、班级管理、家校协同中有效使用心理健康教育策略方法。同时，他建议进一步加强高校，特别是师范院校学生心理健康应用专硕、专博的建设，增加临床与咨询心理学博士点，可针对不同区域需求增设定向名额，大力培养一线急需的应用型人才。

正如郭丽所说，每个孩子释放压力的方式是不同的，也许这正是让解决青少年身心问题的关键，看到和接纳每个孩子的不同，并允许他们以适合自己的方式成长，期待每一颗种子都在自己的花期发芽开花。

中国家庭教育学会副会长孙云晓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曾经说，因为“好孩子”更容易把外部的压力内化，当他们做得不够好时，或者遇到挫折时，他们会把所有的责任推到自己身上，不原谅自己，对自己更加不宽容。

“现在的孩子对自我要求非常高。”全国人大代表，重庆谢家湾学校党委书记、总校长刘希娅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说，他们不仅要求有自己的个性、存在感、价值观，而且也要求生活有质量。再加上在社会转型期，代与代之间的观念冲突、升学的竞争压力、社会的发展压力等都是孩子们心理健康存在问题的重要原因。

也参加了全国学生心理健康工作咨询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的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芦咏莉则认为，小学生家长群体中非理性家庭养育观念与养育行为，也为日后孩子心理问题爆发埋下了隐患。比如，在面对孩子成长时那种“誓死为孩子的成长清除一切障碍”的非理性执念，并为此动用所有的家庭、社会资源。“与父母受教育水平、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等因素无关。”芦咏莉说，即使是受教育水平很高的父母也依然存在非理性的观念。

她小学当过班长、大队长，初中也一直是班里的学习委员。上了高中后，尽管成绩没有那么出类拔萃，但是她依然保持在年级的第一方阵。到了高三，成绩稍有下滑，小马上学期期末考试的成绩排在了年级第80名左右。整个寒假，小马几乎没有休息。她非常看重这学期的第一次月考。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南阳市第一中学教师郭丽介绍，她所在的学校在提升教师整体育人能力的同时，也提升了教师的心理水平，鼓励在岗教师考取心理咨询师。作为奖励，学校给能获得心理咨询师资格证的老师报销报名费，“目前已有多名老师通过心理咨询师线上考试”。

“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人格健全、全面发展，是国家和社会关注的重大课题。”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常委、北京师范大学国家高端智库教育国情调查中心主任张志勇说。

张志勇建议尽快建立着眼根本“防未病”、立足当前“治欲病”、齐心协力“治已病”并重的分类施策工作机制。在“防未病”方面，将心理健康教育融入学校教育教学全过程，立足“五育并举、融合育心”，配齐用好心理健康教师，加强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在“治欲病”“治已病”方面，则需要从学校、家庭、卫生健康机构、心理咨询机构等不同主体角度共同发力。

“我们学校很早给学生配备了成长导师。”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宁波市镇海中学党委书记张咏梅说，在这个基础上还应该分类，一类是专职心理老师，一类是由班主任、学科老师组成的辅助队伍，让学校的心理健康工作拥有强大的支撑体系。

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民进湖南省委会主委、湘潭大学校长潘碧灵在调研中发现，当前依然存在专职心理健康教育师资不足的现象，尤其是中小学，很多学校由兼职教师开展工作。由于兼职教师大多没有心理学专业背景和专业心理咨询技能，无法承担心理健康教育的课堂教学，学生的心理问题难以得到有效疏解。

“重要的是提升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效能。”张咏梅说，从这个角度看，这个工作机制的范围不能太大：“理想的状态是，一线出现的危机个案能及时上报，专业的支持能迅速到达一线，这样学校和社会的资源就能动态融合起来了。”

还有一些专家认为，部分学科老师依然只关注学科教学，缺少对学生心理基本需求的理解，缺少在课堂教学、班级管理中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的策略，缺少对有心理问题学生的恰当关注和支持等现象。

两会前夕，全国学生心理健康工作咨询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该委员会主任委员、北京师范大学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董奇在会上介绍，从全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大学相关研究与调研数据来看，我国大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水平总体良好。但是，学生在抑郁、焦虑、学业倦怠、网络成瘾等方面的比例呈现上升趋势，学生心理健康问题高发、多发、低龄化的态势尚未根本扭转。

不少接受采访的代表委员表示，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绝不仅仅是学校的事，也不仅仅是一个家庭的事，需要集合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共同保护青少年心理健康。

“不幸福的教师很难教出幸福的学生。”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东城区史家教育集团党委书记、总校长洪伟说，如果教师心理健康状态堪忧，那么他们在教学过程中就很难传递出积极、健康的心态，也难以给学生提供有效的心理支持和引导，他们的情绪状态会直接影响到学生的情绪体验，严重时可能会给学生造成“师源性心理伤害”等问题。

“要建立‘家-校-医-社’多方协同机制，做好不同类型心理问题学生的分类管理与指导。”董奇说，明确“家-校-医-社”协同机制、流程和相应规范文件，形成解决学生心理问题的管理闭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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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丝丹：其实上述案例反映的不仅是孕期女职工被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问题，也反映了普通职工与企业之间因不允许事假产生的旷工解除争议。

对于此类案件，法院会针对企业提出解除的理由是否成立进行严格审查，尤其是此过程中，企业经营管理权的行使是否合法、合理、恰当，是否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指引，这些都是法官裁判的考量因素。

根据法律规定，处于孕期、产期、哺乳期的“三期”女职工享特别劳动保护，用人单位一般不得与之解除劳动关系，但对于女职工严重违反企业规章制度的，企业仍享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的过失性解除权。

其次，若女性在职场中真的遭遇了不合理的违法对待，也不要过于惶恐忍让，可以先与企业的人事或管理层进行沟通磋商，寻找合理的解决方案。

比如上述案例中，企业不批准员工孕吐事假然后又以该员工旷工辞退，再比如之前上海高院公布的稳就业案例中也有一起孕期女职工被辞退案例，该案件中孕期女职工因为出勤不满8小时被单位以旷工辞退，最终法院认定违法解除。以上案件说明女职工面临的这些遭遇并不是个案。

该案中，29岁的许女士在怀孕2个月时被所在培训机构开除。公司给出的理由是：许女士违反公司规定，旷工4天。许女士则表示，自己因怀孕身体不适才请假休息。

日前，在一起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上海宝山法院”）审理的案件中，一名女性员工因孕吐不适提出请假，培训机构却不认可员工请假事由，认定员工旷工多次并解除劳动合同，员工将公司诉至法院。

若女职工以“孕期”为名肆意违反企业规章制度、恶意对抗企业管理的，企业当然可以以其“严重违纪”予以辞退。但是企业不能为了逃避责任直接恶意辞退女职工。

对于属于劳动监察管理范畴的纠纷，可以向劳动监察进行举报。若双方矛盾难以调和，也可依法提起劳动争议仲裁申请，对仲裁裁决不服的，依法诉至人民法院。

比如通过调岗、降薪、多次谈话等方式给女职工施压，让其主动辞职；要么就是各种上纲上线严格管理，甚至通过故意“找茬”的方式给女职工套上“严重违纪”的名头，再予以辞退，尤其是“旷工辞退”的理由最为常见。

云顶真人在线此前，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报道过多起女性员工在孕期因各种原因被原单位解除劳动合同而产生纠纷的案件。从法院判例来看，类似事件并非偶发。在女性孕期职场歧视问题客观存在的当下，劳动者应该如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用人单位又应如何承担起社会责任？

法官表示，培训机构作为用人单位，今后在解除劳动关系上需要慎重。如今既然被认定为非法解除劳动合同，就应当承担起对许女士的相关责任。最终原被告双方达成一致，培训机构需赔偿许女士12万余元。

培训机构则进一步提出，许女士的领导曾经在微信上对许女士的请假申请明确驳回。不过因为该领导已离职，当时使用的企业微信已被注销，所以现在无法提供相关证据以及证人证言。

许女士提供了聊天截图，证实她此前的数次请假都是通过微信向领导报备，并没有走额外的行政审批程序。因此在她看来，培训机构故意不认定请假，是歧视孕期女职工。

三八妇女节到来之际，澎湃新闻记者采访了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李丝丹，借由一起劳动合同纠纷案件，从法律角度分析孕期职场歧视问题。

但与此同时，一些企业也对孕产期女职工可能带来的额外用工成本有所担心。如何在法律框架内维护各方权益？以下为澎湃新闻记者与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李丝丹的对谈：

李丝丹：职场中女性因为怀孕遭遇职场歧视或者变相歧视的情况确实客观存在，有的企业会在知晓女性怀孕后进行不合理的调岗或者无理由的大幅降薪，也有的企业甚至会直接辞退该职工。

再次建议用人单位，从人性化视野对待劳动者。具体而言，面对劳动者的假期申请，应当根据劳动者请求假期的缘由，合理、恰当行使其用工管理权。对于员工履行请假手续后因正当理由未到岗的行为不能径行认定旷工、草率予以辞退。特别是面对“三期”女职工、工伤员工等相较普通职工更显弱势的群体，应当更加谨慎地进行辞退。面对利益，企业本能追逐，面对责任，企业更应该勇敢担当，片面追求利益增长却将责任推给“社会”这个大篓子，绝非企业长久发展之计。

上海宝山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培训机构既然无法承担举证责任，那就应当承担举证不力的后果，最终支持了原告许女士的诉请，认为许女士在主观上并不存在对抗用工单位管理权的故意，其请假申请应当被认定属实，故判决培训机构继续履行劳动合同。

自行协商不成的，可以向工会、妇联等组织反映，寻求帮助，也可以向所在单位的上级主管部门或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进行投诉、反映。

当前，有些企业过于看重劳动者的“功能性”“工具性”，而忽视了劳动者的作为一个活生生个体所具备的“生理性”与“社会性”。职场中女性面临生育压力，归根到底都是因为部分企业经营中缺乏必要的人文关怀，片面追求“降本增效”导致。

许女士希望，培训机构可以按照做六休一，月薪五千的标准补发工资，但培训机构认为计算平均工资应当扣除加班费，因为许女士既未上班，也未加班。许女士认为所谓的加班费只是名头，其实就是工资。培训机构则认为自己已经第一时间通知许女士返岗，同时无法接受许女士要求更多赔偿。

许女士通过法律救济的途径得以重返工作岗位，这让她坚定了维权的决心。因此在2023年11月判决生效后，她再次将培训机构告上法院，要求培训机构补发工资。

现实中，职场女性因怀孕遭遇被降薪、辞退、影响试用期转正、升职加薪等情况时有发生。对一些女性来说，“隐孕”已成为一种不得已的职场生存策略。

当前，大多数企业对于不能无故开除“三期”女职工是有所认知的，也因此，实践中，企业会想通过各种方式规避法律对于“三期”女职工的特别保护。

针对员工休假就必须走行政审批流程这一说法，许女士方认为，这是培训机构为了辞退她故意为之。因为原先培训机构的请假制度就较为宽松，许女士利用微信平台向领导告知即可。

客观而言，女性因为怀孕、哺乳不可避免会占用她的一些时间、精力，会对企业的生产经营造成一定影响，这点我们不用回避，若这些影响尚在合理范围内的，企业应秉持宽容态度予以理解。

在该案庭审现场，培训机构认为辞退许女士，在程序上合理合法，理由是员工请假必须遵照机构内部规定的相关机制和流程。培训机构方声称，员工在入职前均知晓具体内容并签署过相关文件，该文件也在机构内进行过公示、张贴。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宝山法院以前述案例为出发点，利用大数据平台整理出涉及孕期、产假期、哺乳期的女职工劳动纠纷案件的重点，形成数据模型。目前建模工作已经初步完成，数据梳理了2016年1月1日以来的234起真实审判案例数据，涉及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工资待遇纠纷等多种情形。在完成业务规则制定及模型建立的基础上，已形成专项报告，等待上级部门反馈，如报告通过将呈报市委相关部门作为决策参考。这些内容将帮助相关部门更好地保护女职工合法权益。

FAQ

“开放创新一体化，应是长三角一体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国政协委员，致公党江苏省委会副主委、常州市委会主委，常州市副市长蒋鹏举告诉记者，他调研发现，目前长三角共建有各类国际合作园区超60个、自贸区4个。虽然在国家层面国际合作机制和区域一体化机制框架下建有各种对外园区联盟、对外合作网络等，但缺乏组织，往往竞争大于合作，出现了几十个园区紧盯几个地区创新资源的现象。

“营商环境是一篇大文章。”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政协副主席、致公党上海市委主委邵志清认为，优化营商环境首先应该让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在他看来，法治化和国际化最终都是支撑市场化的基础。法治化意味着“稳定”，即政策不能反复多变，让企业无所适从，失去信心与预期。“国际化意味着营商环境对标的是世界最好水平、最高标准。”同时，市场的公正性、准入性也非常关键，“是否有市场壁垒、开放性如何等，都是影响营商环境市场化的重要因素。”邵志清提到，现在许多企业参与招投标的准入条件依旧很难。对于不同所有制的企业，都应该一视同仁，不能戴“有色眼镜”，或是资源倾斜。“企业不应该以‘所有制’来划分，而是应该看是否‘合法经营’，是否有足够市场竞争力。”

民营企业是市场经济的重要主体，是经济建设的主力军，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如何优化营商环境，推进民营经济发展，全国政协委员、民革安徽省委会副主委周世虹认为，要将民营企业法作为重大立法，尽快列入计划，尽早颁布实施。

与硬件联通相比，长三角区域内部的资源禀赋、发展阶段不尽相同，制度、标准等方面的一体化更为繁杂。优化营商环境，就要摆脱行政分割、行政竞争造成的“内卷”，立足产业发展的现状，强化地方立法协同和政策衔接，让各方都能共享区域一体化发展红利和改革成果。

如何实现以上目标？丁光宏表示，首先要把握营商环境的核心，“营商环境最重要的三个因素是人才、资本、资源，资源比较广泛，有形资源比如交通，无形资源比如信息、法治环境。一个地区的营商环境好不好，就看这三样东西能否自由便捷地流动。营商环境好了，资本就可以往高价值的方向流动，人才会往高地走，资源也会优化配置。”他建议，三省一市政府在出台新政策时，除了考虑本地影响，也要评估人才、资本、资源能否在一体化区域内自由流动，局部有利是不是对整体有利。

除了破除区域壁垒、统一事项标准、促进服务共享，丁光宏还提到，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释放出信号，要多出有利于稳预期、稳增长、稳就业的政策，谨慎出台收缩性抑制性举措，长三角地区也应当多出台激励性政策，提升市场主体活跃度。

一个地方的营商环境好不好，企业最有发言权。全国人大代表、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曹仁贤表示，近年来，安徽省不断为企服务、优化营商环境，为企业家的投资兴业提供了广阔天地和便利条件。

“开放创新是企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国际合作园区作为开放创新的重要平台载体，加强联动发展是推动国际化创新要素在长三角加快集聚和有效配置的重要抓手。”蒋鹏举在提案中建议，探索设立“长三角开放创新一体化发展试验区”，合力打造开放合作新引擎。建议参照“长三角绿色生态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模式，把长三角标志性国际合作园区纳入“长三角开放创新一体化发展试验区”，推进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的高水平开放创新。在试验区内探索突破一批审批准入、企业一致化监管、要素跨境流通等方面关键制度，构建与国际对接的科研管理机制，面向全球人才开放科研岗位、科技计划与大科学装置，率先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

“长三角三省一市对标‘国际一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成效明显，不过还有许多完善空间。”杨善竑说，比如在一些发展基础较为薄弱地区，虽然把人才作为第一资源，但相较于沪苏浙，它们在工资待遇、科研项目、住房医疗、配套环境等方面仍有差距，引才留才难。此外，长三角各地数据共享不充分、事项标准不统一、政务服务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仍不同程度存在，比如各地医保政策不一致，报销比例不一样等。“希望长三角地区能够尽快破除阻碍营商环境一体化提升的体制机制障碍，做到真正的‘一体化’。”

周世虹说，应将平等原则作为《民营企业法》的核心原则，要充分体现民营企业与其他性质的企业具有平等准入、平等竞争、平等监管、平等保护的权利，为民营企业提供与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同等市场地位和公平、公开、公正的市场竞争机制。

她建议，鼓励长三角等率先开展区域市场一体化建设，在健全市场制度规则、完善市场基础设施、共享物流发展成果、强化跨区域市场监管协作等方面积极探索创新，为全国提供可复制推广的经验。

谈及营商环境，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教授丁光宏表示，“长三角地区的整体营商环境在全国肯定是名列前茅，但如果按照一体化的标准，还有些短板要补，比如有些事项标准不统一、数据共享不充分等等。”

与此同时，权衡认为长三角各地还需在跨区域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协同方面进一步取得突破。比如，加快建成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各地应在创新网络当中找到最优位置，发挥比较优势、创新优势，协同发展。建立跨区域财税分享相关配套制度，推动长三角“多规合一”。

2022年10月，国家发改委印发《长三角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建设三年行动方案》，其中提出到2025年，长三角区域资源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行政壁垒逐步消除，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基本建立。与国际高标准市场规则体系全面对接，协同开放达到更高水平。

邵志清认为，还应该注重营商环境的整体生态。其中，反馈与评价能够彰显感受度。“比如‘一网通办’，我们有内部的评价体系，也有从外部的角度来看内部。”他建议，可以让海外侨团组织中熟悉国内外情况的专业人士来评价国际化程度，参考他们的评价建议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在营商环境方面，权衡此前也明确建议，长三角应打造市场规则统一、行业标准互认、要素自由流动的营商环境。市场准入方面，统筹建立统一、透明的市场准入政策，帮助市场主体降低制度性成本；市场检测方面，推动标准和检测认证结果的互认；在通关建设方面，加快长三角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建设，大幅提升通关效率，为企业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对标国际通行规则，建设国际化的营商环境，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推进贸易便利化。

全国政协委员、民盟浙江省委会副主委、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罗卫东表示，长三角一体化战略实施5年来，三省一市互联互通不断加快步伐，“同城化”效应持续显现，为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全国人大代表、阜阳市政府副市长杨善竑表示，随着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推进，阜阳与长三角城市之间在经济、医疗、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的合作越来越密切。

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对于提升长三角一体化化营商环境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民盟省委会副主委王红红在提案中，建议进一步打破企业迁移流动限制，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

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近年来，阜阳市打出系列“组合拳”：企业开办只需0.5个工作日就能办结；政府投资类、一般社会投资类和工业项目审批时限全省最优；在全省率先建立民营企业家直接约见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公安局局长、纪委书记（监委主任）制度，做到“企业点名、有约必见”，为企业发展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和保障。

今年2月18日，上海印发优化营商环境行动方案7.0版本，其中一项就是强化长三角营商环境共建。推进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跨省通办专窗与远程虚拟窗口融合服务，深化数据共享应用，促进跨省业务协同。完善“信用长三角”平台功能，强化信用信息互联互通与共享应用。加强长三角统一的信用监管制度和标准体系建设，推进跨区域标准统一与互认，推动长三角劳动争议联合调解和协同仲裁，深化长三角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保护合作，定期开展营商环境改革经验交流，促进互学互鉴。

“从吸引人才的角度而言，需要为更多青年创造干事创业的机会。”邵志清认为，这也是营商环境的着力点之一，要从适合青年发展成长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制定普惠性的相关政策。同时，政策执行需要更加透明化，真正贯彻落实下去。“不能制定的文件说得头头是道，操作执行的时候却是另一回事。”

2023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进一步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大吸引外商投资力度的意见》提出24条举措，要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

云顶真人在线长三角地区是中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而优化营商环境，推进民营经济发展，长三角也走在全国前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澎湃新闻与新安晚报/大皖新闻、新民晚报、扬子晚报/紫牛新闻、潮新闻•钱江晚报等长三角三省一市主流媒体，邀请来自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的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就如何优化营商环境、推进民营企业发展发表建议和意见，共同为长三角一体化更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王红红介绍，目前部分地区存在对“要进来”的企业设置障碍、对“要搬走”的企业增加限制等现象。为此，她建议，针对突出问题抓紧开展系列专项行动。开展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清理，对市场准入和退出、强制产业配套或投资、工程建设、招标投标以及政府采购等领域突出问题开展专项整治。同时，加快完善配套支持政策。聚焦市场基础制度、市场设施联通、要素和资源市场、商品和服务市场、市场监管等领域，研究制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标准指引，加快推动《社会信用建设法》《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出台。

曹仁贤表示，作为长三角地区新能源产业的头部企业，长三角营商环境不断优化，为民营企业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以安徽为例，相关部门抢抓先进光伏、新型储能产业发展机遇，及时发布产业指导意见，并出台专项政策，将产业服务落到实处。同时，在人才、技术、土地等资源要素保障上制定了相应举措，推动产业集聚，为企业真正带来实惠。

在权衡看来，长三角应以打造现代产业集群和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新动能。根据创新决定的区域竞争优势来进行产业分工和布局；共同打造包括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高端装备、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产业在内的多个世界级产业集群，通过构建科技创新共同体，突破一批“卡脖子”关键技术，推动创新链、产业链、价值链“三链合一”。

稳定的电价政策是优化营商环境的途径之一，今年的全国两会，曹仁贤带来了“关于稳定可再生能源发电电价的建议”。“现行的电力市场交易机制主要针对常规火电机组制定，没有体现可再生能源发电特性。”曹仁贤表示，与常规火电“无差别”竞争，可再生能源投资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经常承担超额偏差电费风险。因此，在稳定可再生能源发电电价的同时，建议相关部门加大对各省新能源电价政策的监管，定期组织核查。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权衡认为，自2018年上升为国家战略，5年多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紧扣“高质量”和“一体化”两个关键词，取得了很多显著成就。目前，长三角区域整体实力和综合竞争力位居全国前列。2023年，长三角三省一市GDP达30.51万亿元，以不足全国4%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占全国GDP24%的成绩。

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各地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都有可圈可点的“绝技”。例如，上海主动对标国际一流标准，大力吸引全球资金投资；浙江积极构建亲清统一的新型政商关系，持续擦亮民营经济“金名片”；江苏在发展先进制造业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政策经验；安徽奋力打造一流创新环境，人才、技术等方面的区位优势愈发凸显。期待三省一市各扬所长、共抓发展，在保持延续性的同时激发创造性，让长三角真正成为区域发展的共同体，成为全国发展的强劲活跃增长极。

周世虹说，目前各地的《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从发展环境、政策支持、法治保障等方面对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保护民营企业和企业家权益，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有关民营企业发展政策的稳定性、协调性和精准性不够，特别是在投资融资、招标采购、行政执法等方面存在不足之处，因此，加强民营企业立法，用法治平等保护民营企业的各项权利和权益，对于激发民营企业家创新创业的活力和热情，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作者：澎湃新闻记者李佳蔚陈悦大皖新闻记者姚一鸣刘旸新民晚报记者陈佳琳屠瑜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张可潮新闻•钱江晚报记者徐雪纯黄慧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