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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采访中，温军文和民警们都在重复一个理念——你要是了解山，就知道它的“脾气”与“灵性”，感受到这里的人、动物、植物需要什么。

“无数回！没算过。我们辖区90%的面积都是山，算是在秦岭里面了！有时候走上一整天才到村里，也很正常。”24岁的辅警李凯回答道。2020年生日那天，他送给自己一个礼物——穿上了梦寐许久的警服，虽然只是个辅警，但李凯非常知足。

54岁的所长温军文已经在这里16年了，大山早已将他磨出了一身静气——说话不紧不慢，做事不焦不躁。“开车要慢一点，小心落石，什么时候都不要慌，检查装备，做事情要多思考......”温军文不厌其烦地嘱咐着即将去最远的西河村巡逻的任天敏、李航、李凯。

涝峪派出所处秦岭腹地，群山环绕，涝河紧邻，共有民警6人，辅警5人。辖区面积321平方公里，常住人口3900余人。没有哪个群众不认识他们，没有哪个村落没有留下过他们的脚印。他们与山水相伴，和星辰同行，将青春与信仰说给大山倾听。

“温所长的处事风格，就像他的姓氏，面对群众永远都是温和不燥，无论多么激动的两个群众，只要闹到所长跟前，很快会平复心情。时间久了，都是点名要找‘温所长’。”陈秋焕说。

已识乾坤大，犹怜草木青。321平方公里，8个行政村，10余个企事业单位，3000多个常住人口——是大山交给这座11人山区派出所的重担，无一处不是他们走过的地方，长长的夹沟里，青山记住了他们的车辙与警徽。

d4157山！还是山！已经走了近1小时了，还未到达计划走访的西河村，这是陕西省西安市鄠邑区涝峪派出所所辖最远的一个村落。警车颠簸着，人几乎在车里坐不住，偶或东倒西歪，也顾不得镜头面前需要的严肃，大家看到彼此的窘迫，相视笑起来。

“只要你把这里当个家，会深刻理解这份工作，也会发现这里的生灵，你守护它们，它们会对你表现出不一样的灵性。”对于已经把一生奉献在这里的温军文来说，这早已不是一份“工作”，更是一种信仰、使命和热爱。

“能找警察的事儿，哪怕一根针，那都不是小事儿！”杨旭博笑说，他终于明白了所长带领他们巡逻看到路上的一块石头，都要下车把它挪到一边去的“小事情”了。

救助野生动物以及过路行人，调解村民琐事儿，走访沟沟坎坎，是他们的工作常态。用温军文的话说，不仅要管人，还要管山，管水，管生灵。几个月前，因为连日大雪，花豹饿得下了山。他们一边要保护村民的安全，一边要帮助豹子度过“难关”。温军文联系当地秦岭保护工作人员，才将花豹安排至安全地带。

“那时我以为当警察就是拯救世界，结果考上以后，怎么发现一直在这个山沟里打转转。这里没有歹徒需要我去搏斗，更没有‘怪兽’需要去打，只是处理过路行人车没油了、没电了的小事，村里女性群众间谁种了谁一行辣椒的‘磕牙’事，确实有点失落。”杨旭博说。尤其由于远离城市，生活并不丰富。最爱吃米饭的他，却遇到了一个只爱做面条的“食堂阿姨”，不吃就只能饿着。尤其是遇到出警很远的时候，来回一趟，不到下午3点就饿得前胸贴后背了，但食堂是5点以后才开饭。因为在深山，零食、简餐也没有办法购买。“那时候，你会发现连自己的肚子都拯救不了。”

陈秋焕今年已经退休，组织安排她来所里临聘帮忙，也成了这里唯一的“大姐”。她说之前在分局工作，现在到离群众最近的地方，才深刻感受到群众“有事就找”其实是一种信任，做基层民警工作就得“不厌其烦”。

而诸如此类的事件，不胜其数。尤其是到旅游旺季，辖区内的森林公园游客增多，流量大，人员复杂，时不时就会出现纠纷。有一年酷夏，一位游客发现自己停在景区停车场的车窗被人打碎了，要求景区赔偿，景区叫起了委屈，一时间闹得不可开交，报了警。温军文按照办案多年的经验，提出有可能是来景区路上的石子儿飞溅，打破车窗了，也许游客没有注意，便成了说不清的“迷案”。为了找到证据，印证推测，温军文带着几名民警，耐心地查找沿途和景区的多个监控，整整查找了5个多小时，终于证明如他推测。

杨旭博恍然大悟，“咱干警察的初心，不就是为了保护老百姓，让群众有个说理的地方、出气儿的地方吗？但凡群众能闹到派出所的，无论别人看起来多么小，但对当事人来说，一定是受了天大的委屈，希望你去主持公道，让他们相信天理、法律和人伦道德。”

李凯是所里最小的，有点腼腆，但做起事来可不含糊。从海拔最高的冰晶顶上救援登山者，去所辖景区顶着烈日连轴巡逻......只要谈到工作，李凯就打开了话匣子。他说，在这个所里工作，要克服的最大困难就是“山”。因为山路，有时出警要走一天的路。也可能半年都去不了一次繁华市区。或者采买困难，最想吃的零食送不过来，只能等食堂阿姨“日复一日”的下白菜面条。但也因为在山区工作，能体会到不一样的经历。李凯向我们讲了一个“黑狗报警”的故事。有一天夜里，一位货车司机不小心跌落高架桥。但因为离村落还有一段距离，群众并没有听见司机喊救命，村子里的黑狗听到了，并冲向河边，发现有人需要援助，便来到派出所通过狂吠“报了警”，在黑狗的带领下，民警最终找到了受伤的司机。

“我当时不是很能理解，这不是什么大案，为什么所长花了那么大的力气去解决400块钱的事情？”杨旭博说，“但后来所长和我说，对一般人来说，400块钱也许没什么。但对那个务工人员来说，400块钱就是他孩子一年的作业、文具费，全家都指望他打工赚钱呢！再者，他已经为了这400块钱问工头来回要了好多次了，已经不是钱的问题了，是一口气、一个理儿。很多时候，就是为了这一口气不顺、一个理儿不明，老百姓就想不开了，就憋成大问题。”

一个在山上某工程打工的外地人一天深夜报了警，因为工头拖欠了他400元的工资。老所长温军文亲自处理，十分关切地安慰了情绪激动的当事人，立即对此事展开调查，恰好工头也去了外地，没有在村里，所里无法当面调解。温军文便在接下来的一周时间里，不厌其烦给工头打电话，一遍一遍讲政策、讲道理。最终，400元工钱到账。

有一次，两位村民因为三分不到的菜地发生矛盾，都说对方侵占了自己一行菜的空间。最后，争到面红耳赤，指名要找温所长调解。最终在其劝说下，各让一分。

“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就是2023年10月20日，有18个群众在登山的过程中失踪了。我们到山上搜救之后才发现基本上都是中学生，最后把孩子救下来之后，家属对我们非常感谢，给我们送来了锦旗。那一刻，我深深理解到自己守在深山里的价值感，我们就是这座山的守护者。”作为涝峪派出所的“中生代”，在大山守护了6年的民警任天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