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学术是在不断汲取新的文化营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中华民族积累了五千年的智慧之果。这种文化有一种博大的胸怀和气概,追求的是万世太平,而不是眼下利益。这种文化蕴含的智慧和价值,如果一味用西方观念和概念来分析它,归纳它,它的精髓便会丧失。
刘毓庆:“坚守传统学术路径”是治学的方法,而“回真向俗”则是治学的方向、路线选择。姚先生曾书录章太炎先生《菿汉微言》中“自揣平生学术,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一节,悬于书屋,这反映了他对太炎先生的怀念,同时也表达着他的学术思想与志趣。对太炎先生提出的“回真向俗”,学人有不同理解。而姚先生的“回真向俗”,则切实地表现在他“以博学为知,以用世为归”的追求中。“真”是对知识的追求,对学术问题的研究,“博学”即体现着对“真”的把握。“俗”则是对现实的关注,对当下问题的思考,“用世”即要将知识、学问变成一种眼光和智慧,来分析处理现实中遇到的难题。这就是“回真向俗”。
中新社记者:姚奠中先生的国学教育、治学之道、书法造诣一直坚守中国学术的传统路径。请问什么是中国学术的传统路径?姚奠中的治学精神和坚持的治学传统又是什么?
姚奠中先生坚持“以小学为基础,文史哲不分”的治学传统。他认为,当下分科的学术格局,虽然有利于具体问题的深入,但并不利于问题的根本性解决。面对具体问题时,“具体分析”固然重要,但更应注意“整体把握”。要整体把握,就必须有广阔的学术视野,拆除学科之间的藩篱。
姚奠中先生坚持秉本执要,反对一味以西方概念“规范”中国学术。一些人囫囵吞枣把西方的概念拿来,以西方哲学的概念和理论模式,生搬硬套中国哲学。对此,姚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所撰写的《论治诸子》中就开始了批评。他说,像他们这样做学问,把中国的学术按西方概念来划分,把要害的东西都丢掉了。
姚先生始终坚持用传统方法研究传统学术,对西方的研究方式与概念、理论模式只用作参考,而不为其左右。对问题不是从理论或概念出发,而是始终面对事物本真。不做长篇大论,而是短小精悍,直奔主题,一针见血。不求建构什么大的理论和体系,而是重在解决阅读中存在的问题,辨明是非,求文本之意义,以获得问题的澄明。如他的《论治诸子》《〈庄子〉内篇间绎》《〈礼运〉大同辨》《书注与论书法》诸文及读书札记,无一空论,无一不是为解决读者困惑而发,实践的意义非常突出。
刘毓庆,教授,山西大学文学院兼国学研究院原院长,中国诗经学会副会长。主要从事先秦两汉文史研究,著有《从经学到文学》《从文学到经学》《图腾神话与中国传统人生》等三十余种,在《文艺研究》《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文章百余篇。
姚先生的学术思想与实践表明,坚守中国传统学术正脉,有利于把握和领悟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并在这种精神的驱动下,确立人文学者的社会角色,投身于现实“化民易俗”的实践中。姚先生坚守中华学术正脉的治学实践,深具现实与时代意义。(完)
刘毓庆:百年来,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中国学术由以札记、评点、注释、考辨为主要形式的研究格局,变为纵横驰骋的论说、演绎。由对精神内核的把握与探求,变为对问题的学科归类与系统研究。虽说成果累累,前所未有,然而某些学术也由此改变了原初的方向,走向了以著述为能事的技术性竞争;一味用西方概念“规范”中国学术成为普遍法则,中国文化的精魂面临流失的危险。
中新社记者: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一些人一味以西方人的概念“规范”中国人的行为。姚奠中先生对此持何态度?在此背景下,如何开展学术研究?
“回真向俗”的学术路线选择,是一个学者社会责任感和文化使命感的体现。姚先生以解决眼下所需要的问题为要。他觉得自己是教书的,首先需要研究和解决的应该是教学问题。因而为了教学之需,他编写了《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中国史略》《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等讲义,还多次应中学教师之需作中学语文教学的约题讲座。
亚博全站官网登录姚奠中师从中国著名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是当代少见的博学鸿儒。作为国学家、教育家,姚奠中一生坚守中国学术的传统路径,为当代学术界构建以中华传统文化为根脉的学术话语体系,作出了难得的贡献。姚奠中的治学精神和坚持的治学传统是什么?中新社“东西问”近日专访山西大学文学院兼国学研究院原院长刘毓庆予以解读。
刘毓庆:姚奠中先生始终坚守中国学术传统的方向,笃志进德修业,由此而成就了他的风范人格、博学宏才与百岁之躯。吴相洲曾评价说:“姚奠中先生是中国学术正脉的守护者。”我认为这个评价十分精准。所谓中国学术正脉,就是未被西方观念和概念所“规范”的中国传统学术。在对中国学术的坚守中,姚先生成就了百年辉映人生。
姚先生指导学生时,强调从小学入手,由小学入经学,通文史,而后归于诸子。他认为,只要把基础打扎实,就可以要文得文,要史得史。但这需要有大量的知识储备。姚先生也深明打好“国学”根基之艰难,因此根据不同情况,对学生因材施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