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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平台新华社北京6月20日电 6月20日晚,国务院总理李强在结束对新西兰、澳大利亚、马来西亚进行正式访问,并同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举行第九轮中澳总理年度会晤后,乘包机回到北京。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政隆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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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在汉学方面的发展相对较晚。在德国,汉学最初作为东方学的一部分,直到20世纪初才成为独立的学术学科。在此之前,相关学者通常是东方学家,他们对中国感兴趣,但也学习其他语言。如德国早期汉学家奥托·福兰阁(Otto Franke)最初是印度语言和文化研究者,后来才成为研究中国的专家。可以说,欧洲汉学研究的发展,与欧洲国家的形成和欧洲征服世界有关。

施寒微:从古至今,片面性是一直存在的。但如果仔细观察,人们可能会发现双方的共同点比差异点更多,这是我的经验。但对于从未到过中国的人来说,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他们通常会相信媒体上关于中国的报道,尽管这些报道往往非常片面。

在中国研究者之中,通常存在不同立场。这些不同立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术工作。当然,政治方面也会试图控制学术。在我看来,当前在德国的一些讨论,比如关于中国能力的讨论,与此有很大关系。他们(政治层面)想塑造中国的某种形象,更倾向于把中国视为一种需要防范的力量。我认为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但这就是目前普遍存在的情况。

中新社记者:包括德国在内的西方媒体及政治领域好像一提到中国就离不开“批判性视角”。这有何成因?欧洲和中国应以何种建设性态度看待彼此?

体育平台以“中国学与欧洲的中国观”为主题的“中国学的世界对话·比利时论坛”于当地时间6月20日在布鲁塞尔举行。欧洲汉学是论坛期间学术沙龙议题之一。

在中国,有一些日耳曼文学学者能够阅读赫尔德林和席勒的作品,但可能不了解康有为、谭嗣同、孔子、墨子或庄子等人;而在德国,有些汉学家专注于中国研究,但可能对黑格尔、赫尔德林,甚至马克思也不甚了解。我认为这两种情况都不理想,当我作为一个欧洲人谈论问题时,我必须考虑自己所处的历史背景。此外,今天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存在各种冲突。面对诸如此类的复杂局面,必须以多元视角看待。

施寒微:目前,有许多欧洲学者致力于研究中国的多样性,包括中国的佛教、自然科学、历史等。但也有一种趋势是以更加批判性的眼光看待中国。

德国有许多汉学家用英语发表文章,不用德语写作,这有点问题,因为德国民众基本上只注意更易理解的信息。但现在也有非常好的德语作品,用以介绍中国和中国的多样性。

施寒微(Helwig Schmidt-Glintzer),德国汉学家,哥廷根大学东亚文学与文化荣休教授。2023年底前担任图宾根中国中心主任、资深教授。其著述颇丰,专著多达几十本,涉及中国思想、宗教、历史、文学、语言等诸多方面。

自欧洲汉学起源以来,欧洲人一直在研究中国的思想、政治变革。奥托·福兰阁在20世纪初出版了一本书,名为《东亚新貌》(Ostasiatische Neubildungen)。他在书中讨论了东亚国家开始改变和走向现代化的过程。目前,这一过程仍在继续。要理解这一过程,必须研究东亚国家的人民及其观念,汉学正是在做这件事。但不幸的是,因为某些原因,相关研究比过去有所减少。不过也可以理解,无论在哪里,社会研究总是复杂的。

汉学在欧洲是如何发展的?欧洲关注的中国学核心议题有哪些?形成了怎样的主流“中国观”?为增进相互理解,欧洲和中国应如何作出努力?围绕以上话题,与会知名学界专家、德国汉学家施寒微教授(Helwig Schmidt-Glintzer)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

为增进相互理解,中国已经做了很多。有很多中国人去国外,学习外语,会说德语、英语、法语、意大利语等,而欧洲其他国家却没有像中国人学习欧洲语言那样学习中文。这是不平衡的。我们需要更多地学习中文。

此外,欧洲和中国都需要在某种程度上扩展自己的视野。双方有很多事情需要讨论,也都有一些禁忌。我认为,如果双方都能够与自身立场保持一定距离,事情可能会变得更简单些。中国正在寻找自己的现代化道路,这是我们可以怀着好奇心观察思考的好机会。我认为,想把所有国家都变得像美国、法国或德国那样,几乎是不可能的,甚至是令人担忧的。对于拥有80亿人口的巨大人类群体来说,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需要找到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社会组织形式、新的解决冲突的方法,以及新的应对气候变化的途径。我们必须找到新的道路,而中国正在走自己的道路,这实在是太好了。(完)

但实际上,这应该值得庆幸。欧洲国家和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都会面临一些共同问题,如水资源、空气质量、气候变化等。现在中国变得更加现代化,很多人要求中国必须节约资源等。这种期望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正常的,但也有部分原因在于西欧国家的一些政党将中国作为竞选议题,服务其政治需要,因为对中国持批评态度的人会得到多数选民支持,导致了对中国看法的不客观,这是我观察到的一种趋势。

施寒微:这是一个很长、很复杂的故事。起初,欧洲传教士、商人等展现出对中国的兴趣。不同欧洲国家对中国产生兴趣的时间有所不同,最早可追溯到15世纪,那时还没有现在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概念。法国、英国逐步走上征服世界的道路,当然想了解中国。因此,法国比其他地方更早出现可以称之为“汉学”的研究。

施寒微:德国的汉学研究,是随着中国发展而发展起来的。今天,德国虽然还有一些汉学家在研究甲骨文、汉代历史、宋代文化史等,但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当下的中国,关注中国社会科学及其他文化研究方面的问题。这些人是专业研究者,他们会关注欧美国家的研究、英文的研究,也会关注中国的研究。从这点来说,德国汉学是世界汉学的一部分,也是欧洲汉学、西欧汉学的一部分,具有重要地位。

关于“中国观”,在欧洲有不同立场。当下的情况也是如此,有些人希望继续与中国进行贸易往来,而另一些人则担心中国通过廉价商品破坏欧洲市场,因而出现了关于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进口关税的讨论。我认为这种讨论很正常,但也存在潜在危险,即可能让追求对抗的意愿变得比追求相互理解的意愿更强烈。

施寒微:我认为,这些因素与各自立场密切相关。比如在欧洲,人们长期以来乐见中国是廉价的生产者。但突然之间,中国开始创新,制造出比其他国家更好的电动汽车。于是欧洲人说,我们不再是出口大国,中国成了出口大国。中国的这种转变被一些欧洲人视为威胁。

FAQ

中新社记者:从您与欧美学术界交往合作的经验来看,中西方学者在学术研究上具有哪些共性和个性?本次论坛的主题为“中国学和欧洲的中国观”,以学术交流为代表的人文交流合作如何增进中外相互理解?

李伯重:汉学原指的是两汉时期的学术思想,主要研究儒家经典,尤其是经、史、名物、训诂考据之学等。汉朝灭亡之后,汉学便随之沉寂。直到清朝学者倡议恢复汉人治学学风,汉学再度兴起,乾嘉学派盛极一时。

但这是一项长期工程,需要多管齐下。对于学者来说,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用相对客观和中性的方法,对中欧各自的历史和现实情况进行深入研究,在此基础上进行比较分析,看到双方的共同和不同之处,进而克服以往那些基于一方对另一方的认识偏差所导致的偏见。(完)

2000年,在瑞典阿里尔德小镇举行的一场经济史会议上,我结识了著名的荷兰经济史学家扬·路易腾·范·赞登(Jan Luiten van Zanden),我们都从事16至19世纪的经济史研究。一次散步聊天时他告诉我,他读过我写的关于中国长江三角洲经济史的书,发现中国的江南地区,与荷兰在近代早期的经济增长模式有很多相似之处。他提议我们两人合作,对欧亚这两个地区近代早期的经济情况进行比较研究。

中国和欧洲的交往拥有长久的历史,双方对彼此的认识虽然不断增进,但也存在着若干误解甚至偏见。在消除误解的过程中,历史学家的责任是要为社会大众提供正确的知识。正如有学者提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研究历史是为当代服务的,只有通过深入研究历史,真正了解过去,才能正确认识今天。因此,我们还需要进行更多努力,以促进中欧双方更好地认识对方。

明末清初,欧洲传教士纷纷来华,他们对中国的了解主要源自当时的士大夫群体,因此关注中国的文化、历史、语言、文学等方面,并逐渐形成了一门研究中国的学问,Sinology。Sinology的研究内容与乾嘉学派的研究内容相当一致,因此,用“汉学”来对应其翻译,进而形容当时海外对中国的研究,是比较合适的。

近年来,中国学研究的内容发生了很大的转变,研究范围非常广泛,研究方法不尽相同,特别是借助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之后,中国学研究在主题、方向和手段上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今天的中国学和传统的汉学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体育平台“中国学的世界对话·比利时论坛”于当地时间6月20日在布鲁塞尔举行。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李伯重受邀出席论坛。过去数十年来,李伯重常赴欧美讲学,作为国际经济史学会成立以来首位担任执委会委员的中国学者,他与西方学术界长期保持交流与合作。

至于个性,各国学者受其成长环境、文化背景的影响,不可避免会以本国视角认识外部世界。当我们看待同样的历史事实时,中国人和西方人的视角可能会不一样。但历史本来就是多元的,不应用单一的眼光去看待,正如看不到月球的背面,就永远不知道月球的全貌。因此,进行学术研究不能抱有“唯我独尊”的思想,而要承认各国学者的研究都有其优点,应当相互尊重。我觉得各国学者应该通过个性化交流讨论,逐渐形成普遍认可的观点共识,在多元历史道路上发掘共同规律,将各自的共性和个性相结合,形成较为完整、正确的认知。

随着时代发展,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对中国的看法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西方学术界不再单纯研究中国的经典、历史、文化、语言,开始重视研究中国的现状。二战以后,更具有现代意义的Chinese Studies(一般译为中文/华文研究)逐渐兴起。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持续增强,在国际上的作用越来越受瞩目,西方对中国的研究也更加全面,由此形成了中国学(China Studies)。

李伯重,生于1949年,1985年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系新中国成立后首批博士学位获得者之一。现任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曾供职于浙江省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并曾任美国哈佛大学、密执安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加州理工学院、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法国国家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客座教授,以及美国国会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美国全国人文学中心、麻省理工学院、英国剑桥大学、日本东京大学的客座研究员,日本东洋文库名誉研究员,国际经济史学会执委会委员《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编委等。自1974年以来,在海内外出版中国经济史研究专著十余部,论文多篇。其中专著《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 1620-1850》《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理论、方法与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中国的早期近代经济――1820年代华亭-娄县地区GDP研究》《火枪与账簿: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东亚世界》等,曾获北京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奖、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东亚(中日韩)“亚洲图书奖”之著作奖、香港研究资助局首届“杰出学术奖”等。

受他启发,我开始学习当时西方学界刚刚兴起的国民账户系统的研究方法,并用此方法耗时10年写就《中国的早期近代经济——1820年代华亭—娄县地区GDP研究》一书。2012年,我们两人在各自研究基础上合写的文章《Before the Great Divergence? Comparing the Yangzi Delta and the Netherland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发表于美国《经济史杂志》;我的著作《An Early Modern Economy in China: The Yangzi Delta in the1820s》(《中国的早期近代经济——1820年代的长江三角洲》)也于2021年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范·赞登和柏金斯(Dwight Perkins)、霍夫曼(Philip Hoffman)三位学者为该书写了序言。

像“中国学的世界对话·比利时论坛”这样的国际学术交流平台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致力于在学术等层面上帮助各国学者增进了解、互相交流,尤其是凝聚对中国学研究的共识,这有助于消除误解和偏见。

汉学与中国学有前后继承关系,但也有本质不同。前者主要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后者主要研究中国现状。但研究现状也需要追溯历史,任何国家的现状都是从历史中延续而来的。

近年来,世界中国学研究发生了哪些演变?世界中国学研究又应如何进一步增进“对话”,避免“独白”?李伯重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作出解答。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学者积极来华做研究。与此同时,大量海外学者的研究成果被翻译成中文在中国传播,帮助更多中国学者了解外界如何看待中国。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双方通过直接交流更好地发现彼此、了解彼此、研究彼此,让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也促进中国更好地读懂世界。中外学术界频繁交流与互鉴,使我们得以避免“自说自话”。

李伯重:不交流一定是“独白”。上世纪80年代,我第一次到美国交流学习,当时我的英文不够好,听不懂国外的学术语言,我用当时国内习见的话语体系和学到的“中式英语”写的论文,人家读起来也感到不习惯,因此也就没办法很好地与外国学者进行交流。后来我在国外教书和做研究,一个很重要的收获就是逐渐了解外国学者采用什么研究方法、关注什么研究内容、存在哪些优点和不足,并将学到的东西应用到中国史学研究中,再通过发表英文著作和文章向西方介绍中国,逐渐走出“独白”的困境。

李伯重:共性是学术研究的科学性。我是做历史研究的,历史学到底是人文学还是科学,直到今天也没有定论。世界上大多数历史学家都认为,历史学是一门科学,因此国际历史学的最大学术组织“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的名称就是“历史科学”。历史学研究的目的是还原、重构历史,使用的方法是提出研究问题和假设,搜寻足够的资料,用正确的方法进行分析,以证实假设的真伪,最后得出结论。这种方法,就是科学研究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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