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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李森决定自己联系网贷公司，与其协商一次性结清并争取减免利息。经过反复沟通，双方达成一致：一次性结清，只还本金，没有罚息。

从事过“反催收”工作的刘辰(化名)告诉记者，一些“反催收”机构打着能为债务人减免债务的幌子，传授所谓“减免利息”“延期还款”技巧，甚至游说债务人购买“债闹”服务。他们从中收取欠款一定百分比的“服务费”，低的也要4%左右，有的收费达到承诺减免欠款费用的两三成。“一些‘反催收’机构使用的手段游走在灰色区域，大多不合规不合法，即使催收成功，债务人也要承担后续各种风险。”

有人兜售银行产品——“针对名下有房有车或上班有社保公积金的客群可以授信一笔备用金(如贷10万元每个月只用还210元)，单笔最高可贷50万元！最快2小时放款”；

在获得记者提交的有关放贷平台和欠款金额内容的债务清单后，上述咨询公司给出的方案是：帮助欠贷人进行延时缓催，3年内将贷款还清即可，并保证贷款平台不会联系债务人的家人；咨询公司会与贷款平台协商降低对债务人的催收频次，会有部分回访电话确定债务人不失联，需要债务人有能力偿还时一次性结清还本。

在他们推荐下，记者联系了两家法律咨询公司，他们均自称是专业团队，“话术”如出一辙：首先询问是信用卡债务还是网贷债务，然后承诺信用卡可以协商停息分期，网贷可以协商延期缓催，还款期间不需要支付利息。

至于延期还款方案，“咨询公司”称：等李森攒够钱，一次性还上就可以，其间网贷部分不用还利息，只需还本金。“这个方案毫无实质性作用。”李森说。

杨丹说，正规网贷平台和银行对于逾期债务均有内部政策，债务人若想协商，可先与金融机构联系。若平台或银行有政策，而自身不知如何协商，则可向正规机构寻求法律帮助。

在社交平台一些关于“贷款”“逾期”的话题下，“反催收”广告比比皆是，其宣称“协商还贷”“不影响征信”“降低月供”。评论区有不少自称大额负债已经还贷的“过来人”称“短短几天就处理妥当，没有被骗”。

刘辰说，这类机构的所谓法务人员，之前大概率就是干催收的，这些人离职后在网上花几百元注册一个咨询公司，号称专业律师团队、法务团队，可以解决一切债务问题，有些还声称3万元或者5万元以下的欠款不要找他们谈(因为挣不到什么钱)。

有银行和贷款平台工作人员透露，他们从来没有委托过任何一家公司协商债务，逾期的债务人要想协商，也是由他们直接对接债务人，并不存在第三方代理协商的行为。

业内人士称，“反催收”已发展成一条完整的黑灰产业链。一些“咨询公司”打着法务的幌子，发布虚假广告，诱导客户支付服务费用，教唆客户使用虚假材料、恶意投诉等非法伎俩达到逃债目的。

“如果真的没有钱还，我们还可以提供‘通讯录防爆’服务。”多家“反催收”机构提到，即利用软件技术把金融平台的号码进行标记拦截。机构利用新注册电话、网络电话、虚拟小号等IP将催收号码标记诈骗300次以上，达到电话运营商自动屏蔽的标准。

“大部分情况下，所谓的债务优化服务并无太大意义，因为许多网贷平台并不接受与第三方机构进行债务协商。因此，那些宣称能够通过法律手段帮助减免债务、延长还款期限的机构，其动机存疑。”杨丹说。

今年6月，李森再也承受不住催收压力，向父母“摊牌”。得到父母资金支持后，李森第一时间联系“咨询公司”，希望其履行承诺，与网贷公司协商减免利息归还本金，却发现该公司相关负责人失联了。“群里没人回复我，公司电话成了写字楼物业的联系方式。”

“我们有上百个投诉模板，包括做小本生意倒闭的，或父母生病影响你工作的。你可以根据自身情况挑选。”一家机构的“维权专员”说，和银行协商分两种，如果短期内客户能拿出钱来还款，则可以和银行商议延后还款时间，一次性还清，金额一般比本金多一点点，基本上大额度减免了逾期利息；另一种是免息分期，又称停息挂账，是把欠款(本金和利息)重新制定分期还款的方案，但是分期过程中不再收取分期费和利息等其他费用。

另外几家自称帮助负债人“上岸”的机构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其开展的“反催收”业务主要是为客户提供起诉书、举报书模板，在不同平台对银行进行举报，让客户获得与银行对话的“主动权”，最终通过协商达成停息砍息、延长分期等新的还款方案。

“有的金融机构对真正出现困难产生逾期的借款人会有部分息费减免、贷款展期等政策，但一旦被打上‘反催收’标签，可能直接启动司法程序，要求债务人全额还款。”刘辰说。

受访专家认为，该现象不仅损害了从业机构及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更严重扰乱了正常的金融市场经营秩序，需要进一步明确“代理投诉”“反催收”等恶意逃废债行为的法律责任和处罚标准，提高违法成本；金融机构和借贷平台应强化合规经营意识，畅通消费者投诉、征信异议等渠道；债务人须主动识别并拒绝“反催收”、代理投诉等非法组织和行为，妥善保护个人信息，避免遭受更大的经济损失。

受访专家建议，修改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出台相关司法解释，明确“代理投诉”“反催收”等恶意逃废债行为的法律责任和处罚标准，提高违法成本；金融机构和借贷平台应强化合规经营意识，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进一步畅通消费者投诉、征信异议等渠道；各类媒体和网络平台加大对“反催收”危害的普法宣传。

杨丹注意到，许多债务人在与这类“咨询公司”签订合同时，急于摆脱债务困境，往往缺乏足够的耐心和判断力，不能仔细审阅合同条款。他们往往被“咨询公司”承诺的美好前景所迷惑，忽视了合同中可能存在的陷阱。因此，在发现服务未达预期且存在潜在风险时，及时终止合作才是明智之举。

赢多多app标准版两年前，毕业后“北漂”的李森因收入微薄，生活困窘，便“求助”于各类网贷平台，最终陷入以贷养贷的恶性循环。2023年，李森的网贷总额超过20万元。为了解决沉重的债务压力，那些声称可以进行债务优化的“咨询公司”进入其视线。李森支付了7800元咨询费，“结果‘咨询公司’原先的承诺一项都没实现，最后还失联了”。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像李森这样的人还有不少，他们被所谓的“反催收”机构抓住急于摆脱债务的心理，虚构成功案例，夸大服务效果，诱导债务人交了钱后便消失不见，或者根本实现不了承诺。而对于债务人来说，其与这些机构签订的合同往往不受法律保护，最终导致投诉无门。

李森的遭遇并非个例。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美团安全管理部于2023年联合制作发布的《“反催收”黑灰产业现状危机及其治理研究报告》指出，国内“反催收”黑灰产业已从20世纪90年代的萌芽个体阶段发展成当前由非债务主体第三方主导的、有组织产业化阶段。《法治日报》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一些债务人“急病乱投医”，轻信“反催收”机构，不仅债务问题没解决，还又被骗了一笔钱。

曾为此类案件提供过法律咨询服务的北京市盈科(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杨丹介绍，目前市场上那些标榜自己是“专业律师”“专业法务”可以进行债务优化、重组的“反催收”团队，往往并非来自正规律所，而是由法律咨询公司或法务公司的相关人员组成，他们打着专业旗号，实则缺乏法律资质和实战经验，难以提供有效的法律服务。

在杨丹接触的案例中，就有一些“咨询公司”在与债务人签订合同时，采用模糊、笼统的条款，故意误导债务人。有已经逾期的贷款人在与“咨询公司”签订的“咨询委托协议”中，涉及的服务内容异常宽泛并无实质性举措，比如“为甲方提供协商咨询意见”“接受甲方委托，负责甲方其他日常协商咨询服务或紧急协商事务处理”等。对于乙方付费条件，约定“处理好一个平台支付一个平台相对应的尾款”，但双方往往会对“处理好”的效果产生争议，且“咨询公司”会要求债务人先付尾款再告知“处理好”的方案。

对于费用，上述咨询公司介绍，咨询和业务费用按照债务金额的4%进行收取。债务人前期支付合同金及材料费200余元，每办好一个欠债平台的催收服务，债务人支付咨询公司一笔费用。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金融科技研究室主任尹振涛看来，为保护从业机构及金融消费者合法利益、维护金融市场健康发展，对实施恶意“反催收”行为的个人及相关代理机构，除金融系统内部整治外，监管部门应发挥合力，运用各种相关制度工具，综合施策，打出法律和政策“组合拳”，提高治理打击的覆盖面和精准度。

记者加入了一个“负债姐妹上岸”的群聊，群公告显示“债务优化”团队负责人的联系方式，并承诺对于逾期或者快逾期的贷款人提供免费咨询。进群不到3分钟，便有5个自称是处理债务的法务人员向记者发来消息，询问记者的欠贷经历后，纷纷介绍起所谓的贷款优化经验：

过了一段时间，李森发现事情一直在“原地打转”——网贷公司仍会按照原计划要求还贷，一旦逾期，催收一刻未停，甚至通过短信威胁他。李森向“咨询公司”反映后被告知，“不用理，设置陌生号码呼叫转接，剩余的工作我们会去跟平台的人联系”。

李森的经历是一个答案。他回忆说，当时见自己有所迟疑，“咨询公司”的工作人员发来了公司办公地址的视频录像，并承诺“签署合同”“优化失败全额退款”。“从视频上看，办公区挺大的，有好几层，环境也特别好。”李森放松了警惕，决定试一试。

“消费者也要树立理性的消费观念，养成量入为出，避免过度消费的生活习惯。同时，还应主动识别并拒绝‘反催收’‘代理投诉’等非法组织和行为，妥善保护个人信息和隐私，避免遭受更大的经济损失。”接触过此类业务的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常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