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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巴厘岛的第三天，张萍就决定要在此常驻。每天早上醒来，她无须卡点赶地铁，而是先去上一节瑜伽课，再找到一个足够舒服的位置，打开电脑、处理工作。“阳光透过翠绿的树叶洒在泳池，我在整块木头做成的大木桌上敲打键盘，感到很能激发创造力火花。”午间休息时，她会去游泳放松，“这能为我后半天的工作注入新的活力”。

之后，李斯扬对一家从事与户外运动相关旅游线路的小微企业产生了兴趣，“这里氛围很好”，更让她看重的是，公司允许远程办公。

优加体育张萍在上海一家世界500强公司工作，每天出入写字楼、打卡上下班，成为工作常态。多年后，张萍产生了要换种方式办公的想法。

李斯扬对现在的生活状态很满意，“尽管还面临很多压力和不确定性，我还是愿意继续做‘数字游民’，不想回到传统的工作模式中了”。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工作是他们的全部。”李斯扬看到，一些人裸辞去做“数字游民”，反而失去了对生活的掌控，“如果一个人拥有大把时间，却无法安排得很充实，很容易陷到自我怀疑中，甚至可能会后悔离开办公室”。

“我喜欢这种生活和工作模式，让我多了些思考和充电的机会，希望今后也能继续保持。”在郑齐看来，成为“数字游民”，为自己拓展了更广阔的视野，“了解了更多文化，也探索了更多的工作机会。”

家在四川成都的他，能够以“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进行社保缴费。但养老保险的缴费基数按上一年度四川省城镇全部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60%-300%核定，“各种费用加起来，我一个月要缴纳接近2000元，由于接单的收入不稳定，这对我来说是个挑战。”

软件开发工程师崔阳感到在这里“非常融入”，他们聚在一起，讨论的话题多与人工智能、编程有关。“我们的专业背景不尽相同，更能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为此，大家还合作开发了一些软件产品，感到收获不小。”在崔阳看来，在人工智能时代，许多重复、低效的工作可以由智能机器来完成，传统的工作模式面临革新挑战，比起在固定的办公室，这样的工作环境更能激发创意和灵感。

2023年10月，李斯扬经过面试进入这家公司当产品经理，负责策划旅行线路、安排相关活动、进行社交媒体运营，“我很喜欢攀岩，这份工作正是我的兴趣所在”。

李斯扬坦言，和同样是“数字游民”的同事开会是个“挑战”，因为白天基本上都在旅行。为了凑大家都在的时间，团队经常会在深夜开会，“你得随时做好工作准备，不可能完全放空”。

“没有哪一种生活方式，是不需要付出努力或代价的。”郑齐表示，既然选择成为“数字游民”，也要接受“不那么美丽的另一面”。

每去一个地方之前，郑齐都需要打理好当地的攻略，“交通如何、住哪儿、吃什么、行程怎么安排……”近几个月工作地点频繁更换，脑力和体力消耗很大，让他感到比较疲惫。

与此同时，她接到一家海外公司的录用通知，岗位工作内容与她的能力匹配，薪资待遇提升不少，更为重要的是，她可以远程办公。今年1月，她启程前往巴厘岛，“先在这里体验体验‘数字游民’生活”。

辗转在东南亚多个“数字游民”社区，王利了解到，一些拥有全职正式工作的“数字游民”，公司会为他们购买医疗保险、商业保险等应对意外情况。而一些靠接单、没有全职工作的“数字游民”，需要自己购买保险，“购买覆盖意外、重疾等情况的医疗险，一个月要几千元”。2023年下半年，王利完成学业回国，成为一名独立设计师，继续在国内多个“数字游民”社区旅居。那段时间，他主要靠接单赚取收入。

“人工智能时代下，如果你的技能会轻易被机器所取代，那用什么来支撑你的‘数字游民’生活呢？”崔阳认为，要拥有足够独特的工作技能，构建起自己的“能力护城河”，这样才不会在竞争中被淘汰。此外，每月的收入至少要达到国内一线城市平均水准，才能持续支撑旅居生活。

虽然上班时间仍保持在8小时左右，她明显感到工作更专注了，“我沉浸式处理各项事务，感到有一种很强的能量，推着我高效完成工作”。

2023年6月开始，泰国进入雨季，气温很高、湿度较大。王利的旅行计划，总会被难以忍受的高温或突如其来的大雨打断，索性作罢，“从早到晚待在咖啡馆里办公”。

2022年年底，00后李斯扬应聘进入一家广告公司，从事创意文案相关工作。一成不变的工作状态，让她感到“失去了对生活的掌控感”，“不忙的时候特别闲，却还得坐在办公室里，装作很忙；忙起来时，得经常熬夜”。

一天，李斯扬的视线从办公室望向窗外，“外面天色正好，阳光透过写字楼的玻璃幕墙，打在办公桌上。而我就像一只‘被困的小鸟’”。坐办公室半年后，她离职了。

突如其来的意外，给王利增加了不确定感。有一次他的脚意外受伤，去医院后，医生告诉他“只是崴脚”，由于当地医疗水平有限，无法为他做进一步细致检查，只能开些药回去，“伤筋动骨100天，还好没有大碍，如果真有什么事，就要回国治疗了”。

此前，郑齐经常出门远行，一去就是大半个月，已经适应了“一半时间在办公室、一半时间远程”的工作方式，但真正成为一名“数字游民”，让他感到“颇有些挑战”，“欧洲有时差，我跟国内的朋友家人缺少有效的联络和沟通，独处时间太长了，会有一些情绪困扰”。

王利成为“数字游民”比较偶然。2023年年初，在法国读硕士的他，通过申请，成为联合国一家下属机构的实习生，“这份工作在泰国曼谷，公司允许雇员采取坐班与远程混合的模式办公，同事分散于世界各地，我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数字游民’”。

李斯扬目前常驻广州，能时常回湖南长沙陪伴家里老人。她计划今年7月前往法国，在巴黎奥运会做一名志愿者，“如果我还在办公室坐班，就不可能有这些心想即成的体验了”。

“在外面漂久了，还是会有一些孤单。”郑齐在一家咨询公司工作了十年，今年1月起，由于部门不再要求坐班，他开始了“数字游民”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