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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并不认为肥胖是一种需要被医学干预的疾病，而是热衷于自己寻找各种减肥办法。据《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20年)》，按照国内标准，中国成年人超重率为34.3%，肥胖症患病率为16.4%，6—17岁青少年儿童超重率和肥胖症患病率分别为 11.1%和7.9%。曲伸表示，尽管国内肥胖人数不少，真正到医院就诊的人，不足十分之一。

陈伟在临床上接触的减重人群与接受药物治疗的肥胖人群并不完全重合。他表示，需要减重的人以中青年为主，年龄在20—40岁，占门诊患者比例的80%。其中，采用减重药物治疗的，大都有糖尿病等合并症，年龄偏大。如果没有糖尿病等合并症，目前在国内开具GLP-1类药物，属于超适应证用药。“医生会有意识地避开这种开药情况。”他说。

很多肥胖患者，同时患有抑郁、双相情感障碍等心理疾病。去年5月，发表在《转化精神病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指出，五分之二的超重或肥胖者被诊断患有精神疾病。在陈伟的门诊中，他遇到过不少存在心理问题的肥胖患者。“门诊上遇到的这类患者中，大约10%存在情绪性进食。我们临床营养科诊室的对面就是心理医学科，转诊相对容易。”他说，重度肥胖本身就是导致抑郁的主要因素之一。原本有抑郁、焦虑或双相情感障碍的人，接受相关药物治疗后也容易加重肥胖发生。

陈伟表示，肥胖治疗，如今更强调以患者安全为核心，重视长期管理。他认为，目前已有研究表明，对GLP-1类药物，用药时间越久，减重效果可能越好。不过，肥胖长期管理依赖于完整的医疗机制。比如，慢病管理中有健康管理师。对减重者而言，有这样的管理师，能很大程度上降低反弹力度。

几年前，世卫组织就已关注到肥胖带来的危害。2021年，世卫组织形成终生预防和管理肥胖症的建议，该建议在2021年形成草案并讨论，2022年成形。布兰卡表示，这是关于预防和管理肥胖的总体政策和规划建议。

曲伸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部指南的亮点在于，提出肥胖要早治疗、早用药，这与欧洲肥胖研究协会今年7月发布的专家共识观点一致。以前有不少肥胖相关的指南，大多都是建议肥胖者，先进行生活方式干预，如果无效，再尝试药物等方式治疗。但这并未减少肥胖的发生，只是延迟了这部分肥胖者前来医院诊治的时间，还会增加患者的健康风险。

长期用药难以回避安全性问题。恶心、呕吐、腹泻和便秘等胃肠道反应，是GLP-1类药物最常见的副作用。陈伟谈道，目前，关于GLP-1类药物安全性的临床研究，大多持续时间在两年以内，2—5年以内的安全性问题仍不确定。他谈道，随着使用时间的延长和使用人数的增多，药物的各种不良反应可能也会更加显著。相对健康的肥胖人群，并不能接受用药后明显的副作用。如果不良反应超过药物给肥胖者带来的益处，药物甚至可能会退市。事实上，历史上不止一款减肥药因此而退市。

世卫组织营养和食品安全司司长弗朗西斯科·布兰卡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目前世卫组织正在制定GLP-1类药物用于治疗成人肥胖的使用指南。该指南暂定明年7月发布。

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陈伟从业已接近30年，他是《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年版)》的编写委员会执行主任委员。陈伟注意到，近几年，与肥胖相关的指南内容，有了一些新变化，体现在治疗方式、治疗理念等方面。

与此同时，国内多个肥胖诊疗指南先后发布。7月，中华医学会内分泌学会发布了《肥胖患者的长期体重管理及药物临床应用指南(2024版)》。10月17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年版)》，这是国内首部肥胖多学科诊疗的权威指南，并将GLP-1类药物纳入其中。

“多学科诊疗模式，是未来肥胖综合治疗的发展方向。”陈伟表示，国外有专门的肥胖中心或者肥胖专科门诊，提供一站式服务，解决所有肥胖病诊疗的相关问题，比如提供加码衣服、改善减重后皮肤松弛的整形外科医生等。目前，国内的公立医院尚缺乏理想的运营机制。部分公立医院尝试建立针对肥胖症的多学科诊疗模式，但大多是以外科为主，依靠综合医院的转诊机制来完成。

“体重管理干预越早，获益越大。”《肥胖患者的长期体重管理及药物临床应用指南(2024版)》提到。曲伸是这部指南的通讯作者和执笔者之一，也是同济大学肥胖症研究所所长、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肥胖症诊治中心主任。

曲伸牵头编写的指南提到，对大多数超重或肥胖患者，符合适应证，就可以直接进行减重药的治疗。对部分患者，如肥胖程度较轻且无明显合并症的患者，尝试生活方式干预效果不佳时，可通过减重药物治疗。该指南也强调，临床上需对患者进行个体化综合评估，特别是那些用药物风险较高，药物耐受性较差的患者。

“MDT模式是肥胖症诊治中心的初级版，通过会诊和融合研究的医疗服务模式，把多个科室聚在一起来为个人诊疗。”陈伟解释，MDT模式下，病人只需挂一个号，之后多个相关科室的专家为其共同诊治。其实，比较理想的综合诊疗模式，应有一个肥胖专诊科室，安排有专业从事肥胖治疗的医生、各相关专科医师以及护士分诊等。分诊护士可以做初级病例采集。一位全科医生，为患者安排专业检查，并提供专业化的初级诊疗意见和建议。肥胖患者的用药，可能涉及多个学科，如果初步诊断无法解决患者的全部问题，再将患者向其他专业专科转诊，这时应有一个灵活的转诊机制。

卜乐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门诊上，她遇到一些超重、肥胖，自身还患有糖尿病、高尿酸等代谢疾病的人，会建议他们减重。“检查后发现，有的患者体重指数(BMI，单位为千克/平方米)都超过30了。”她说。卜乐是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肥胖症诊治中心执行主任。按中国肥胖症的诊断标准，超重定义为24≤BMI≤28。世卫组织规定，超重为25≤BMI≤30，而肥胖为BMI超过30。

“减重药物在使用时应规范化，避免滥用。”陈伟表示，医生对药物剂量以及配套生活方式的把握，应有一个完整的培训，目前国内还没有相关正规的培训。《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年版)》发布后，后续的医生培训也会随之启动。

“GLP-1类药物未来的研发，正在向双靶点、多靶点的方向延伸。”陈伟表示，下一步的研究重点，是在保证药物有效的前提下，通过调节靶点减少药物的不良反应。目前国内已经有在申报流程中的多靶点减重药物。

最近，一名“吃播”因恶性心律失常，在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卜乐到心内科为其会诊。多年前，这名患者曾找卜乐就诊。卜乐回忆，当时他三十多岁，体重400多斤，有糖尿病和高血压。那时患者认为自己状况还好，没考虑进行药物治疗或减重手术。“最近再遇到这名患者时，他告诉我，之后会努力配合医生治疗。”

2022年，北京协和医院组建了一个针对疑难重度肥胖的MDT专业组，医院每周三会邀请多达18个专科的医生共同参与肥胖病人的MDT诊疗。陈伟表示，协和医院的MDT模式，以治疗疑难重症为主，比如合并子宫内膜癌、有生育需求但又不愿意做手术的肥胖患者。因重度肥胖导致心力衰竭的肥胖患者，每年有上百人接受治疗，每个患者都要接受几个乃至十几个科室的共同诊疗，完成其肥胖治疗后，还需进行定期身体指标的监测、随访，线上管理等，形成完整的治疗闭环。

《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年版)》提到，当超重且伴有高血糖等至少一种体重相关合并症，生活方式干预效果不达预期时，可联合用药物治疗。“近期发布的多部指南，其实都指明了要将肥胖症逐步作为慢性疾病管理。”陈伟表示，仅靠个人意志力，无法彻底解决肥胖问题。

世卫组织将肥胖症定义为，对健康产生不良影响的异常或者过度脂肪蓄积。近年，也有一些学术组织和学者建议，将肥胖症定义为“以肥胖为基础的慢性疾病”。曲伸参与撰写的前述指南中，将肥胖症定义为一种由遗传和环境因素共同导致的，脂肪组织过度积累或分布、功能异常的慢性、复发性疾病。

大多数患者停止服药后体重反弹迅速，主要是因为大脑中与食欲相关的区域仍然“失调”。GLP-1类药物只能掩盖这种“失调”，当药物作用消除时，人们对食物的渴望会很快恢复。曲伸打了个比方，药物治疗，相当于给大脑蒙上一层眼罩，降低了向大脑的报信速度，因此，食欲会降低。只有当身体适应这样的状态后，才能逐渐实现对体重的长期控制。在曲伸看来，用药两三个月就停掉，容易反弹。长期用药后，会降低反弹率。“但现在很多医生还不太能接受肥胖治疗长期用药的观念。”他说。

这种MDT模式下，每个科室都会为病人制订一份诊疗计划，分别在不同的科室做相应的检查，最后医院再统一汇总检查结果，出具一份多学科的诊断报告。但这会牵涉到不同科室话语权的问题：“到底谁说了算？”

《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年版)》中提到，多学科协作(MDT)诊疗模式，可有效提升肥胖症诊疗水平。曲伸所在的肥胖症诊治中心聚合了内分泌、生活方式评估门诊、代谢外科、心理科、内镜中心以及妇科等相关学科。患者就诊时，无论是何种类型的超重与肥胖，均需接受综合评估，医务人员会详细了解年龄、病史等信息，并检测体脂率、肌肉含量等数据，对患者进行系统评估，再根据个体情况，用不同办法减重。

布兰卡表示，监管机构批准GLP-1类药物后，世卫组织的指南将评估此类药物如何帮助管理肥胖这一慢性疾病。他们还将审查一些问题，例如何时以及如何将这类抗肥胖药物，整合为慢性护理模式(包括临床和生活方式干预)的一个组成部分，以及这样做可能带来的益处和风险。

目前，国内有五种药物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用于成年肥胖症患者的减重治疗，包括奥利司他、利拉鲁肽、贝那鲁肽、司美格鲁肽及替尔泊肽。除了奥利司他，获批的其余四款药物均为GLP-1类药物，使用方式均为皮下注射，但注射频率各不相同，比如司美格鲁肽和替尔泊肽每周注射一次，中国生物制药旗下企业正大天晴研发的利拉鲁肽每天注射一次。服用GLP-1类药物的患者，可以实现10%—20%的减重，甚至更多。

“当下，所有的减重手段都会出现体重反弹。”曲伸说。2021年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的一项研究提到，约803人每周接受司美格鲁肽注射(2.4毫克/周)，同时进行饮食调整、锻炼和心理咨询，四个月内，平均减掉了近11%的体重。但三分之一的参与者改用安慰剂注射一年后，他们的体重又恢复了7%。

在曲伸看来，肥胖治疗需要中心化管理和个体化诊疗，需要各个科室的医生，而不是某个科室的单打独斗。他曾在采访中谈道，中心化管理，即集所有肥胖治疗手段为一体，由中心主任统一领导，中心内所有员工的编制和绩效由中心负责。整个中心形成利益共同体、共享绩效奖金，患者收治进来后，不需要再请外部会诊，外科医生只负责做手术，随访管理有专门的营养师，最后根据每个人的贡献分奖金。

药物治疗，只是对抗肥胖的方式之一，并非每个人都能从药物中受益。近几年，陈伟明显感到，学界对肥胖的研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全球各地的学术组织和研究团体，越来越重视肥胖防治。同时，医生对肥胖的态度也逐渐发生变化，认可肥胖是一种需要多学科共同诊疗的疾病。

现阶段，糖尿病合并肥胖人群应用常规降糖药物效果不佳时，使用注射的GLP-1类药物，可以医保报销。在陈伟看来，肥胖治疗药物的出现，有助于形成规范的肥胖诊疗模式。“随着肥胖诊疗模式的改变，肥胖未来有望作为慢病之一被纳入医疗管理体系中。”他提到，目前，国家医保局并未给出肥胖病的“医疗编码”，肥胖还缺少一个作为主要疾病治疗的“名分”。医生在门诊为肥胖人群开药时，主要诊断应符合代谢综合征、糖尿病、高血压等。

澳门防沉迷只有广东有吗生活在北京的张程今年29岁，身高1.63米，体重116斤左右，并不属于超重或肥胖人群。张程告诉《中国新闻周刊》，9月初，她曾打过一次0.5毫克的司美格鲁肽注射液。打完一周内，瘦了四五斤。用药后第二周食欲恢复，体重又回去了。

陈伟认为，有的医院采用中心化管理的模式，但是在现行政策下尚难推行。比如单一科室可能挂号费是100元，而现在肥胖中心联合挂号费用达到500元，具体到每个科室的费用如何计算，诊后随访的经费如何收取等都还未知。“这更多是一个管理问题，而不是技术难题。”

卜乐提到，到肥胖症诊治中心就诊的未成年肥胖者中，抑郁和双相情感障碍患者的比例较高。减重的同时，还需要有专业的心理医生为其做心理疏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