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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发体育这位纪录片导演正在给新作《她在四月跳舞》做后期,这是关于诗人余秀华的第二部纪录长片。此前的第一部《摇摇晃晃的人间》是他最广为人知的作品。

在剪纪录片的过程当中,我接受我的朋友或者我的影像对象,对我撒谎。可以尝试去理解他为什么这样做,先放开评判本身,他做这个事情是不是有合理的理由。

那时,我特别爱看《东方时空》,中国第一个电视新闻杂志型栏目。比如《东方时空·金曲榜》,《东方时空·生活空间》反映“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纪录片栏目,以及做批评报道的《焦点时刻》,那是以往电视上没有过的节目。

我原则上不会做推动情节发展的事情。但可能会用自己的方式小小地介入,比如我的作品《吾土》,主人公家里面临强拆,我住的离他特别远,就留给他一台DV拍摄家庭影像,后面素材也用到了影片中。拍《两个星球》时,我给过游哥小女儿冉冉一部手机,因为她原本就喜欢用父亲的手机拍照。

在叶红梅家的时候,我们每天顶多拍两三个小时,有时一天什么都不拍,就跟他们聊聊天。我拍片的素材量不是很大,我不会从早拍到晚。我和我的摄影师、录音师反应能力都很强,机器不离手,当预判到对方的情绪和动作即将到来,马上开机。

我的父母老家在四川省潼南县(现重庆辖区),父亲在甘肃当兵复员后,和母亲一起到西北做支边工人。工厂里到处是外地人,周围人有说四川话的、山东话的、江苏话的,来自全国各地。所以后来我去拍片,能比较快听懂方言。

我从一个影像剪辑的角度来分享一下我的看法,人物的语言很多时候具有“欺骗性”,有一定的表演成分在里面,有可能是临时性的,有可能是表演性的,也有可能是有欺骗性的。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石嘴山市聚集了大量重工业工厂,电化厂、钢铁厂、水泥厂、电厂等等。一到春天,城市灰蒙蒙的,经常刮沙尘暴。

我印象里,当时家里拮据,父母只带我和姐姐回老家探亲过一次。那年我12岁,我们坐火车折转了三天才到重庆北碚区的伯父家。父亲想带我们去重庆白公馆转一转,我们换了几趟公交车,到了门口因为门票有点贵,就没进去。

但早在几年前,我们思维打架较多的阶段,彼此有过很多次交锋。比如武汉疫情期间的纪录片《被遗忘的春天》,臧妮剪辑后,我非要在片头加三个航拍的镜头,呈现空城的场景,她觉得效果不好。最后我行使了一把所谓强势的导演权。

我在《东方时空·纪事》栏目待的时间最长,干了五年。那时的评论部副主任陈虻以及栏目的制片人给足了我们创作自由度,“南院”的氛围很好。我拍的片子基本都用纪实语言。2007年,我离开央视做独立纪录片导演。

做独立纪录片导演后,我还保持过去的工作习惯,做每一件事情都一定要在计划时间内完成。我不管有没有灵感,都可以逼自己坐在剪辑台前,不拍摄的时候,上午9点到12点是固定的写作时间,每天至少写一千字。臧妮喜欢剪辑找到了感觉再慢慢调整,我的这种方式有时候会给团队带来压力。

我们的关系变得更亲近,有一个微妙的变化,是臧妮的加入。2010年初,我和臧妮认识三四个月,她加入了我的拍摄团队。那时她21岁,我33岁,叶红梅一家把她当小妹妹看待。我观察他们一家的生活变化,他们也见证我的生活变化,相处氛围变得更加融洽。

我陪伴叶红梅去了很多次医院,那时候交通不方便,我能够出的车费,我就尽量出。他们申请困难补助,我会帮他们写申请。我给他们的帮助都是小小的,但我相信他们慢慢觉得我是可以信赖的人。

儿时,范俭在宁夏的一个工业小城长大,那里春天总是刮沙尘暴,城市灰蒙蒙的。父母是支边工人,他们生活的厂区有来自天南海北的人。

当时她要去北京参加活动,有央视记者邀请她同行。但余秀华说,她要跟范俭一起去。到北京的第一天晚上,我跟她做了一次很深入的采访。

写《人间明暗》期间,我重新看影像素材,心境在发生变化,也有了多元的视角。比如叶红梅做试管婴儿期间,她说:“这是我自己的问题,不是我老公的问题。”我会去想她为什么说这些话?她背后的文化特质是什么?

那会儿我心气很高,特别想证明自己。我在央视《今日说法》的第一部片子,11天完成的。只要交给我一个选题,我可以加班赶工,我读研一那年是当时纪事栏目工作量最高的编导。白天上课,晚上到台里剪片子,当时很多栏目共用机房,还要靠抢。有时候课上到一半,不得不请假外出采访。

他们夫妻俩个性都很鲜明,对我的拍摄敞开程度很高。而且那时叶红梅已经40岁,因为使用过节育环,有妇科炎症,我觉得再生育,他们家可能遇到更大的挑战。

《摇摇晃晃的人间》部分是余秀华的故事。2015年1月,我们拍摄了余秀华十几天,做了一个短片《一个女诗人的意外走红》。拍摄的第十天左右,我就觉得可以继续拍她的长纪录片。

他大学初学新闻,后攻读导演系硕士。毕业后,第一份工作在电视台,拍的第一部片子就是死刑犯想捐献器官的故事,这让他见识了人性的复杂。

我们是两种不一样的性格。我有做媒体的经验,习惯让被拍摄者多说一点,让语言帮助观众理解。但臧妮喜欢更隐晦,更不直接的表达,拍摄的时候导演最好少说话,让对方随便说。

2011年5月20日,经历过两次试管婴儿失败后,叶红梅自然受孕生下儿子川川。这个家庭新的课题是父母和儿子的关系,特别是父子关系。前些年我拍摄中极少见到祝俊生温柔地对待儿子,比方说他想和儿子一起搭积木,他用批判或者强硬的方式,孩子是不接受的。

聊到她以前学着街头乞丐乞讨的经历,有点冒犯的话题,她都非常敞开地跟我聊了。她当成笑谈,说以前以为自己的终老可能是无依无靠,因为当时还是挣不到一分钱的一个残疾人。

我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去趟都江堰,拜访祝家一家,也去看望其他熟悉的人,他们都是汶川地震后失独并再生育的家庭。我对人物的跟随和陪伴跨度都很长。我比喻自己是挖深井的人,用长期主义的眼光和视角处理我的纪录片题材。在长期相处过程中,我们和被拍摄对象也会建立长久的情义。《人间明暗》这本书,正是基于此。

这个行业里不管做到什么水平,从商业上考虑,都没太大意义。真正的纪录片,商业上不要想赚钱这件事,要想长期做,你得认可它商业以外的价值,社会的,历史的价值。

比如说一个男性同行提到他主动帮摄制组另一个年轻女性拿东西,但对方不待见他。他不理解,我就跟他说,下次你先问问对方要不要帮忙你再去拿。这个男性同行听了很惊讶,其实很多男性会不自觉地把女性当成一个能力匮乏,需要被帮助的人。

电影本身是一个造梦的媒介,对人的影响百分之八十是情绪情感上的。就像看完一场电影,时隔一年你再去回想,记住的往往是一些影像的瞬间、情绪、主人公的某一句话。

当发生观念冲突的时候,我们可能互相争抢鼠标,我想把鼠标拿过来,她不允许我动,她要保护自己作为剪辑师的权利。放在以前,我可能会用导演的身份,用语言来压制,但现在休想压制。(笑)我有一点压制她的苗头,臧妮就会斗争。

《人间明暗》写完初稿,把写她的部分给余秀华看过。我挺忐忑的,没想到她看完之后说:“一个字都不要删。”她很坦荡,我写的都是实际发生的。《摇摇晃晃的人间》纪录片,她也没有提过任何意见,因为她非常拎得清,这是范俭的作品,她很尊重作者。

现在,国内纪录片基金资助资源可以用“可怜”形容,入围项目的基金资助额度从过去的二三十万,逐年减少到几万块钱。而国际纪录片市场,这两年,对于中国题材的纪录片热情降低。

生活当中,探讨艺术是我们之间比较日常的话题。她会推荐我去看上野千鹤子的书,一些女性主义的题材。我自己找着看了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第二性》和李银河的书。读了之后非常受震撼。

音乐是我最早的艺术启蒙,我父亲喜欢听刘三姐的民歌,买过一些磁带。我和姐姐受他影响喜欢上听港台流行音乐。但我们家买不起任何琴,我没有条件搞音乐。

我们那届导演专业细分为纪录片和剧情片两个方向,我是个稳妥的人,对于拍剧情片毫无经验。据我所知,纪录片方向招了10个人,毕业后只有很少人搞独立制作纪录片,有同学去了央视,或者在剧组拍跟组纪录片,但大多数人可能没做这一行,因为不容易生存。

现在我和拍摄团队打交道,会回避任何一种教育感,对于否定性的语言,我非常小心。和女性相处,我尽量注意对方的处境,回避“爹味”。我还会去观察别人的“爹味”,觉得有些语言就很可笑——好像认知打开了另一扇窗。

高中阶段,我随大流选了理科。直到念完高二,不顾老师和父母的反对,我转去了文科班。因为我真正喜欢的是文科,理科成绩越来越差。

祝俊生比较感性,在酒精的刺激下,会抒发内心积郁已久的情绪。但他和叶红梅倾诉,两个人都会支撑不住,我恰恰是一个合适的倾诉对象。叶红梅不擅长书面语表达,但有一次我陪他们在上海看完黄浦江,她回到车上和我说,她想面对黄浦江吼几声地震中失去的女儿祝星雨的名字。那个瞬间,非常打动我。

我还问过余秀华,在整个拍摄过程中,你有没有在表演?她想了一下说:“我没有。”但她能感受到前男友Y先生挺爱演的。如果“表演”是他人性的重要部分,我想去探索。

余秀华就是那类拍摄对象。范俭说,注意到她,并非因为她红,而是她太特别了——如果说世界上有一种人叫“好人”,余秀华一定绕着走,因为做好人太无聊了。  

汶川震后家庭范俭持续记录了十五年,他形容自己是“挖深井”的人。在新书《人间明暗》的序言中,他写道,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温暖可以非常持久,特别是患难中的萍水相逢。

我们从2022年3月开始拍,主体拍摄持续一年,加起来有50多天,2023年又补拍了10天左右。通常拍摄现场有四个人,导演、摄影师、录音师、摄影助理。其他三个人的工资拍完就结,还有吃饭、差旅费,拍一天开销六七千元。

两年前,我又去他们家,川川11岁,已经长到爸爸肩膀高,有点壮实,很爱说话。父子之间力量感发生了变化。祝俊生已经很难挑剔儿子。

我估计以后还可能拍她的片子。因为她的人生不停地有事情发生,我都不奇怪她的恋爱会发生这么多的波折。我觉得她活一辈子,相当于有的人活了三四辈子。

臧妮说她是一个很有情有义,无法无天的人。我觉得总结得特别好。她之前谈恋爱,言语上对对方比较直接,但她真爱一个人,会发自内心地帮助他。在行动上满足对方的一些愿望,比如你要直播我就陪你直播,你要用我的流量,我是支持的。

无论是纪录片《两个星球》还是《摇摇晃晃的人间》,我们要做的是让观众不断地被情感牵引,而不是被逻辑牵引。如果观众的情绪跟上了,能弥补叙述上某一环节的缺失。

有一次,我想在纪录片里呈现她的身体。我犹豫了两天,给她打电话说,想拍她洗澡的镜头。她半个小时内就同意了,我理解她还是想支持我的创作。后来,我一个人跑到武汉的宾馆,用长焦远一点、模糊地,用比较艺术化的方式拍摄。但这段素材最后没有放到任何片子里。

当然,父母在场的情况下,孩子明白父母期待的答案。但我不会避开他们的父母提问,因为这样做我们之间的关系就被打破了,没有办法继续长期交往。

这个行业十多年前,曾兴盛过一小段时间。大概2003年到2012年,国内有一些独立影展,很多独立影像创作者,现在这些人都不知道在做什么。现在“80后”的纪录片导演已经很少了,刚起步不久的“90后”导演,有的家庭条件还凑合,有的也有生存焦虑。

现在我们磨合得比较好了。有分歧的时候,彼此冷静一两个小时,我会反思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她的合理性在哪?我愿意接纳她的尝试,毕竟我们思维方式,经历不一样。

写书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影像叙事上的遗憾。因为有些事情,我们没有陪伴被拍摄对象经历过,只能依靠当事人的讲述。影像不能实现的,我用文字呈现。

余秀华比较相信算命先生。北京有个算命先生告诉她,以后她会成为一代高僧,她还挺满意的。早些年,有算命先生说她会活到49岁,她一度很相信。

这几年,和我们合作比较多的平台,在纪录片方面的投入越发谨慎。他们要考虑KPI,可能有的平台项目招不到商务,就立不了项。即使平台已经看过相对完整的版本,但一两个人喜欢是不够的,决策流程非常缓慢。

我呈现我拍到的和看到的状态,我把人物的对话、表情、停顿呈现出来,观众可以自己去分析。最终的影片呈现了导演和剪辑师的一些思考,但非常隐藏,或抽象,或留白,尽量不给结论,给观众足够的尊重。

比如说,我只用一行字幕交代余秀华被前男友扇耳光这件事,片子里呈现的是余秀华被打后仓皇、落魄和悲伤的状态。她和前夫去民政局离婚的场景,我们拍摄不到。但我们赶到时,我们能拍到他们俩从民政局走出来,离婚后两个人的状态。

2022年接近年末,这本书写到一多半时,范俭周边的同行正在经历意义感的危机。而他叩问内心,“恰恰因为在场本身变得越来越艰难,因而迈开脚步、抵达现场就是有意义的行为,记录的行为更有意义”。

1999年我大学毕业,如果去央视只能做没有合同保障的“黑工”,我就去了山东省电视台的法制栏目。我拍的第一部打出名声的片子,是讲一个死刑犯想捐献器官赎罪的故事,获得了省里纪录片一等奖,我才知道自己做的是纪录片。

我们是很珍惜的朋友关系。我们没有吵过架,即使她跟我说了重话,还会问:“范俭你不会生气了?”我也不会轻易表露分歧,比如说她受到伤害,我用一种提问的方式:“秀华,你知道忍会导致什么结果?”而不是教育她。

那时候,重庆对我来说,像另外一个星球。空气很湿润,植物也多,到了冬天植物还是绿色的。和西北完全不同,带给我很强的冲击力。

我做纪录片的选题跟媒体从业经验有很大关系。我看重选题的传播力,但是又不要太新闻性,我希望我的片子能被全世界不同文化的人看到。

2015年,拍《摇摇晃晃的人间》的时候,优酷前期投了40万,后期要了20万做声音和调色。当时也是捉襟见肘,规划多拍几天,钱就不够用了。

几乎所有我认识的纪录片镜头下的人物都存在表演性,这恰恰是真实的人性。哪怕他是在说谎,此时此刻也是真实的他,为什么要说谎?他想掩饰什么东西?我对于那些表演性特别强的人非常感兴趣。

我记得我们厂区有一个十八九岁的姐姐,她复读参加高考后,我去找她拿些资料。她对我说,上大学是她必须要实现的事情,因为她不想当工人,接父母的班。那一刻,我意识到一直待在那个环境里,也是我无法忍受的事情。

我特别喜欢拍的那一类的人,内心非常敏感,非常想突破束缚。他们可能在生命的某个阶段面对大的变迁,比方说灾难性的变迁,或者人生的情感、婚姻的变迁。但他们的内心一定有一种很强的生命力,想追求自我实现。

2009年,我接触到在都江堰做心理援助的民间团队,他们的援助对象主要是在地震中失去孩子的妈妈们。当时,我们跟着心理援助团队走访了十几个家庭,遇到了主人公叶红梅和祝俊生一家。

我不再满足于法制节目。我选在2002年1月1日,从济南拉着一车家当去北京。先到央视《今日说法》栏目打工一年。2003年,如愿加入《东方时空·纪事》栏目。我后来做独立导演拍小人物也和这段经历有关。

叶红梅让祝俊生带儿子去欢乐谷,他说门票贵划不来,又说女儿祝星雨也没陪就长大了。某种意义上,我能理解他:既然这么对不起女儿,我为什么要对儿子太好?对儿子太好,是不是更对不起女儿?但叶红梅的想法恰恰相反,她觉得女儿没得到过的,现在应该让儿子得到。

那是我第一次拍摄案件背后的人物故事,人性的复杂很触动我,拍摄的三天,我几乎彻夜难眠。直到现在,我还记得他的面孔,他声音很轻,很慢。我意识到最打动我的,不是法律条文,判断是非,而是人的内心深处,是那些灰色地带。

我以为第二部片子很好找钱,实际上还是很艰难。从2022年5月,制片人开始帮我找钱,目前,只拿到两笔电影基金,加起来不到30万元,我自己搭进去几十万。

从社会阶层来说,我跟我的拍摄对象都是普通人。他们和我一样在小地方出生长大。我们阶层上的接近,有一种亲密感,我喜欢和他们呆在一起喝酒聊天,观察他们的生活。

目前,《她在四月跳舞》的后期剪辑工资还没发完,声音和调色的钱没着落。我们的困难是接踵而至的, 我们尽最大努力按照电影的艺术和技术标准去完成它,期待明年在国内院线发行。

那时我在山东台工作不到半年,制片人、主持人张晓琴找到我做这个选题的摄影师。我们见了死刑犯的母亲,她让我们带一包自己家种的花生给监狱里的儿子,但她不知道儿子将要被执行死刑。我们在看守所和死刑犯聊了四五个小时,聊到深夜,他是一个抢劫杀人案的从犯,我惊讶的是,一个被判死刑的人眼神里有那么强的善良和温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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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发体育近日,失独再生养家庭代表收到国家卫健委回信答复称,关于其“制定专门政策为失独再生养家庭提供经济、养老、就医、子女入学入托帮扶”等意见建议,将会同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强研究论证;将继续会同有关部门推动为有意愿的失独家庭提供辅助生殖和收养等支持。

国家卫健委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联合印发的《计划生育家庭扶助制度管理规范》(国卫办人口发[2023]15号),第五条对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制度扶助对象的条件作出规定,明确应同时满足“2016年1月1日之前只生育一个子女或合法收养一个子女,且之后未再生育或者收养子女”“现无存活子女或独生子女被依法鉴定为残疾(伤、病残达到三级及以上)”等条件。

关于“制定专门政策为失独再生养家庭提供经济、养老、就医、子女入学入托帮扶”等意见建议,国家卫健委将会同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强研究论证。

2024年8月9日,多位失独再生养家庭代表应约与国家卫健委有关司局领导举行座谈会,失独再生养家庭代表在座谈会上提交了相关信件。

“我们是一群特殊家庭,即失独再生养家庭。因各种原因,我们失去了独生子女,而在四五十岁或更大的年龄选择再生养子女,以期回归有子女家庭,弥补心中缺憾,也为自己的晚年生活多一些亲情陪伴......”失独再生养家庭代表大海(化名)在来信中说。

关于“为有意愿的失独家庭提供辅助生殖和收养等支持”,《回复单》称,目前,国家医保局指导北京、内蒙古等8个省份将辅助生殖项目纳入医保支付范围,将符合条件的生育支持药物澳隐亭、曲普瑞林、氯米芬等促排卵药物纳入医保支付范围,提升了包括失独家庭在内的患者医疗保障水平。

多年来,包括大海在内的失独再生养群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都曾呼吁,将失独再生养家庭纳入扶助范围、完善扶助政策。2023年两会期间,祝连庆委员建议支持失独家庭再生养,减轻其抚养负担;2024年,全国人大代表、厦门市政协副主席、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院长王焱,提交《关于完善“失独再生养家庭”扶助政策的建议》。

民政部颁布《中国公民收养子女登记办法》,后于2019年、2023年修改了该办法中有关内容,如将生父母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的证明改为声明,取消生育情况证明和生父母送养时需提交不违反计划生育规定的协议等,并先后取消多部规范性文件中的证明事项,让群众便捷申请办理。

大海在信件中提到,他们希望相关部门能尽快将失独再生养家庭重新纳入扶助范围;对失独再生养家庭面临的养老、就医、户口登记等方面问题,给予帮扶;对失独再生养家庭子女入托入学、学习教育方面,提供帮助;对于尚有生养意愿和能力的失独家庭,希望相关部门采取措施,为他们通过辅助生殖技术或收养提供支持。

公安部积极指导各地公安机关依法办理包括失独家庭收养子女在内的户口登记,坚决维护其合法权益。多年来,各地公安机关坚持法理情结合办理户口登记,取得良好社会效果。“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会同有关部门推动为有意愿的失独家庭提供辅助生殖和收养等支持。”

关于将“失独再生养家庭纳入计划生育特别扶助”,《回复单》称,根据原国家人口计生委、财政部《关于印发全国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扶助制度试点方案的通知》(国人口发[2007]78号,特别扶助对象是我国城镇和农村独生子女死亡或伤、病残后未再生育或收养子女家庭的夫妻,女方须年满49周岁。扶助对象再生育或合法收养子女后,终止领取扶助金。

大海发来的《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信访回复单》(以下简称《回复单》)显示,他们2024年8月9日的来信,国家卫健委已于2024年8月9日收悉。

关于制定专门政策为失独再生养家庭提供经济、养老、就医、子女入学入托等帮扶,以及开展面对面座谈交流,《回复单》称,近年来,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高度重视听取计划生育特殊家庭的意见建议。日常工作中,通过认真办理来信,接待来访,主动下访,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以及调研走访等渠道了解情况,倾听诉求,征求工作意见建议。下一步,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将继续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帮扶保障的部署要求,通过各种形式保持同计划生育特殊家庭的联系沟通,开展面对面交流座谈,听取意见建议,研究解决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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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称,经中共中央批准,纳云德同志任中共海南省委委员、常委。根据中央组织部有关意见和省委有关决定,纳云德同志任省委组织部部长。

他曾任云南楚雄州委组织部副部长,大姚县委副书记、县长,南华县委书记,省委组织部干部监督处处长、举报中心主任,昭通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昭通市委副书记、怒江州委副书记、州长等职,2017年任怒江州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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