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帆已经有半年多没有去过医院。2017年，喻东山医生给他开了两种具有抗焦虑、镇静催眠作用的药物。后来回到北京，药房买不到，他又到北京安定医院治疗。

但母亲早已忘记是什么事。她坦言，自己和丈夫的教育方式比较严厉。她经常坐在沈斐旁边，监督她写作业。全家出门旅游时，也会让女儿在路上背诵古诗。对于女儿犯过的错误，会反复唠叨。

但偏见依旧存在。葛玫小心翼翼地扮演自己的社会角色，不敢让同事知道自己得病的事情。杨帆悄悄把大学时用来沟通DPRD问题的贴吧账号注销了，怕在熟人面前暴露自己。朱虹每次给患者开就诊证明时，都会善意地问一句，“我们医院开的假条可以吗？”

贾竑晓说，难点在于针刺治疗需要患者每周做三到五次，一个疗程要两个月左右，但外地患者坚持不了。“如果做上三次没有效果，可能就不来了。” 

2023年11月，赵峰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被确诊为人格解体-现实解体障碍（Depersonalisation-derealisation disorder，简称DPRD)。

但感受力的丧失，带来的是另一种痛苦。她学习要强，浑浑噩噩的感觉令她不安。她感觉眼前雾蒙蒙的，像隔着一层磨砂玻璃，注意力难以集中。葛玫开始拿刀片划伤自己，也曾翻过桥杆，站在边缘地带做危险的试探，希望痛一点、苦一点、危险一点，能刺激她的感受力。

为了治疗，杨帆在安定医院附近住了三年。他加入过郑思思在博士期间的课题——针刺治疗，即研究者认为DPRD患者可能存在某些神经环路功能异常，可以通过针刺治疗调控神经环路。

赵峰经历了一段情绪敏感期，经常没有缘由地痛哭流涕。说不清从哪一天起，他的所有情绪都被吸走了，不再关心身边的人和事。有人评价他“变得自我”。 

ued是什么意思对面的人、桌椅和身后的白墙汇入一个平面，却与他区隔开来，仿佛中间隔着一块幕布或玻璃。2023年5月的一天，赵峰在开会，他望向正在讲话的同事，突然感觉眼前的世界从三维空间切换成二维空间。

贾竑晓是精神科主任医师、教授和博士生导师，他从2005年开始研究人格解体障碍。在他看来，DPRD患者的痛苦源于“感而不感，知而不知”。

朱虹是贾竑晓培养的第一个硕士研究生。北京安定医院的患者来自全国各地，但朱虹每月接诊的DPRD患者不超过10人。地方三甲医院的精神科医生接触到DPRD患者的机会更少。

上大学时，他了解到DPRD没有特效药，一些治疗其他精神疾病的药物可能管用，但他不敢随便吃。杨帆养成了收集人格解体-现实解体障碍最新论文的习惯，在他电脑的隐秘处，有一个以DPRD命名的文件夹。

贾竑晓记得，2005年他在北京安定医院确诊的第一例DPRD患者，是一名22岁的女孩。女孩自幼丧失对喜怒哀乐的感知。高中毕业考入成人大学后，多次换专业，最终还是退学。她做过一段销售工作，但越发觉得自己像“行尸走肉”。

而在描述其他精神疾病时，朱虹发现，患者主观表述里通常涵盖抑郁、焦虑、幻听、妄想等词语，便于医生找准病因。但DPRD患者第一次来就诊，很少能用“不真实”来描述病症，他们更常表述成“出现幻觉”、“视觉模糊”。医生不了解这个病，患者的描述又不准确。因此，DPRD很容易被误诊。

在葛玫看来，原生家庭对她的影响很大。她的父亲是村里的“灰色人物”---酗酒、打架、出轨。母亲则是乡村社会里一个软弱、容易情绪失控的妇女。

还有DPRD患者家属问医生：“他是不是装的？”、“是不是没睡醒？”外人眼里，看不出DPRD患者的异常，但DPRD患者知道，自己和过去不一样了。他们能理解身边发生的事情，但情感好像被冻住了，行动上无力做出回应。

那一年，赵峰所在的部门空降了新领导，团队氛围发生改变。他自认为对工作尽心尽责，但牵头外联筹备的几个项目，都受到阻力无法推进。

今年年初，贾竑晓已毕业的博士郑思思医师在做的DPRD针刺治疗课题，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正在招募符合条件的受试者接受为期12周的针灸治疗，从中医调神、调肝的角度探索疗法。

一名孩子不满周岁的爸爸告诉朱虹，他和妻子吵架主要是因为孩子。当孩子哭得很厉害时，他站在旁边无动于衷，也无法给爱人提供情绪价值。“但他心里明白，这是他的第一个孩子，应该把孩子视若珍宝，可是他没有这些情绪。” 朱虹解释道。

程序员杨帆小学四年级和同学打闹时，感觉一阵眩晕，缓过来后就出现了解体症状。他和父母说过，但没有得到重视。直到他高三时，症状加重影响了学习成绩，父母才带他去医院，却被误诊为神经衰弱。

贾竑晓分析说，DPRD患者的“情感麻木”可能被对应成精神分裂症的“情感平淡”，但区别是，精神分裂症患者感受不到痛苦。DPRD患者因为周围环境、情感的不真实而愉悦感下降，焦躁不安，医生以为是抑郁症、焦虑症所致。

9月27日，葛玫第一次到北京安定医院就诊。朱虹面诊的她，现场让她做了剑桥人格解体量表、汉密尔顿焦虑量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焦虑自评量表、抑郁自评量表等多个临床评估量表，和功能性核磁共振。最终，葛玫被确诊为DPRD。

从那往后，在教室里早读、去食堂吃饭，葛玫越来越频繁地感觉自己和周围环境相互隔绝，头脑恍惚，与“我是谁”、“我在哪”、“我为什么在这”三个问题纠缠不清。

根据《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SM-5），“不真实感”是DPRD患者的核心症状。即自我对躯体，以及周边事物和环境感到疏远，有情感和躯体麻木的现象。但不同于幻觉的是，患者的现实检验能力是完整的，能够分辨想象和现实，清楚地了解周围发生的每一件事情。

北京安定医院对抗抑郁症药物度洛西汀做过专门研究。论文《度洛西汀治疗人格解体－现实解体障碍的探索性研究》收集了2020年1月至2022年12月就诊于该院度洛西汀治疗DPRD的患者资料，研究共纳入51名患者，其中64.7%的患者治疗有效，情感麻木症状得到改善。

贾竑晓解释说，精神障碍的诊断标准包括症状标准、严重程度标准、病程标准、排除标准。精神科医生只有谙熟各类精神疾病的诊断标准，才可能“拿锤子找到钉子。否则，即便钉子出现在眼前，医生也看不出来。”

安定医院贾竑晓团队曾对217例中国病例的临床特征做了调研发现，DPRD患者的社会功能受到中等程度的影响，影响程度接近于广泛性焦虑障碍、重度抑郁症等精神疾病。但不同的是，DPRD患者具备精神自制力，这也意味着他们的痛苦常常被身边的人所忽视，被迫独自面对疾病的困扰。

医生说，沈斐脉象弱，容易焦虑。第一次做针灸诊疗，沈斐有点害怕。她接连问医生，“你们医院有抢救吗？”“脉象弱是心脏有问题吗？”“血管有问题吗？”

2017年，杨帆毕业一年多，利用换工作的间隙，他挂了南京脑科医院喻东山的号，并带去DPRD的全部文献。在那里，他被确诊为DPRD，却感到如释重负——他终于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

贾竑晓提到，学界认为，人格解体是人在遇到心理危机时的一种本能的、病态的自我防御方式，通过麻木和超然的镇定应对极端压力环境。

当时，贾竑晓是国内第一代精神病学家张继志教授的学术秘书。张继志在这例患者的诊断报告上写下“待诊”两个字，原因是患者不具备被诊断的这些疾病的典型症状，或者只满足其中某一项症状。

贾竑晓说，DPRD患者知道自己应该爱孩子，但他们没法对孩子产生爱意；他知道失去母亲自己很悲伤，但他感受不到悲伤。如同失去味觉的人，因无感而麻木痛苦，渴望刺激味蕾。

然而，她自我控制的方式更像是自我威胁。她告诉自己，如果不这样做，没有人会帮助她。父母也不会带她去大城市就医，说不定觉得她特别丢人，把她关在屋子里，嫁给村里某个男人……

随着国家对心理健康知识的普及，和对精神疾病的重视，精神疾病患者的病耻感减弱。贾竑晓时而会遇到中小学生自己跑到医院说，叔叔我抑郁了，我焦虑了，你帮帮我。另外，被家属带来的患者也不再像十几年前一样多是重症。

据朱虹观察，DPRD高发期在青春期到成年早期，这也是大脑发育的高速阶段。此外，为了寻找病因和治疗的手段，贾竑晓团队使用科研经费给DPRD患者做功能性核磁共振，寻找患者脑区功能的异常区域。

恍惚间，葛玫对环境的感知被切断。她不痛，不冷，也忘记自己是谁。恐惧侵袭而至，她颤抖地在雪地里大喊自己的名字，却一时想不起自己和这个名字的关系。

38岁的葛玫第一次有“解体”的感觉，是在她10岁那年。北方的冬天下了一场大雪，放学后她独自蹬自行车回家。上坡时，她的手被严寒刺痛后，握不住车把。她一遍遍推车，一遍遍栽倒。棉衣湿透了。

赵峰下意识地挪动椅子，身体坐直，似乎想要抓住某种确定性。但大脑像死机了一样。他听得见对方的声音，但无法识别接收的信息，短暂地丧失了对语言的记忆力和理解力。这让他感到不安。那一刻，他发觉自己可能生病了。

或许你感到了异样，却难以诉说，因此将其埋于心底；又或许你已经踏上了寻医问药的旅程，却在途中屡屡受挫。这便是人格解体障碍领域——一个尚未引起广泛重视、缺乏研究、晦涩难懂的领域——的现状。

朱虹说，因为临床症状是由轻到重的过程，DPRD患者从发病到诊断需要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患者起初可能觉得没有情绪，对生活影响不大，但随着病情加重，患者感觉自己站在上帝视角，喜怒哀乐都属于别人。

没过多久，他换了新的工作。与此同时，父亲查出多系统萎缩症，目前尚无有效治疗手段，后期可能因肌肉萎缩等症状，生活无法自理。而与赵峰关系要好的高中同学，在2020年冬天也因病去世。

2019年下半年，他躺在床上五天不吃不喝，体重下降了40多斤。而他的脑海里，飞快地循环上演各种不开心的经历，令他几次想从窗户一跃而下。

但精神科医生在专业学习阶段，对DPRD的了解甚少。贾竑晓以首都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的本科课程为例，《精神病学理论》课程理论学习和实习分别占5个学时，教师要在两周时间里讲完整本教材。而人格解体-现实解体障碍作为精神病学领域一个很小的知识点，很少得到关注。

此外，精神科医生的成长依靠临床经验的积累。大部分DPRD患者具有一定的自控力，对社会或他人造成危害的可能性较低。因此，据贾竑晓观察，DPRD患者很少有住院的病例，精神科的规培生很难在临床实习阶段遇到这类病人。

小时候，母亲常把对生活的怨气撒在葛玫和妹妹身上。DPRD似乎赋予她屏蔽环境的“能力”。母亲责骂她，她就面朝墙站着，给墙上画的小马起名字，想象在草地上和小马做游戏。家里没给她买课外书，她就到处捡报纸残片，或向邻居借高中历史、语文课本。沉浸在书里，她就能与现实隔绝。

葛玫是一名文字工作者。她长发披肩，戴黑框眼镜，肤色暗沉，说话时习惯身体前倾，看起来并不放松。最近半年她出现斑秃，夜里失眠，早晨四五点才能睡着，她才到医院就诊。

朱虹是他的主治医师。她解释说，DPRD是精神科的“小众病”，目前没有特效药，国内三甲医院的精神科医生不太熟悉这个病。因此，患者在诊断和治疗方面，经常会走很多弯路。

除了尚未成年的沈斐外，其他受访对象成年之后，都未曾在亲人面前提起过自己的病。“父母以为我好了，就算我告诉他们，他们也帮不上忙。”杨帆说。

9月28日晚上，我和杨帆约在北京安定医院见面。他看到医生郑思思，很自然坐了过去，询问医生“课题最近有什么进展？”、“现在有新疗法吗？”

在来北京安定医院之前，她去过全国多家三甲医院，相继被诊断为抑郁症、焦虑症、双向情感障碍、精神分裂症。但接受治疗后，痛苦并没有得到缓解。即使到安定医院，四个专家也分别给出了四个不同的诊断结果。

她去看过皮肤科，医生告诉她，毛囊没问题，是心理压力过大。在此之前，她靠每周拨打心理危机干预热线，下载十几个心理咨询APP，才能勉强保持日常生活的运转。

在这位母亲的陈述里，沈斐初中有过被孤立、欺负的经历。她曾有几次被喊到学校，向被沈斐动手反击的学生赔礼道歉。因此，沈斐高中住校后，假装自己性格外向，喜欢社交，但实际上，她说社交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她“伪装得很辛苦，因为害怕被别人欺负”。

李辉心里的窗户纸，时隔15年才被捅破。他从小是留守儿童，跟随姨妈一家在县城生活。上初中时，与周围环境隔阂的感觉，使他忧心忡忡，无法静心学习。

吃饭时，葛玫掏出手机，快速地滑动心理咨询APP的聊天界面。近一个多月，她和十几名心理咨询师倾诉过当下的痛苦。每次15分钟，费用40元左右。有时她连续聊四五个小时。

当沈斐谈起学校发生的事情时，她看起来很平静。但提到和父母之间的相处时，她突然站起来，情绪明显失控和充满委屈。她双手放在母亲的脖子上，质问起母亲几年前的一件琐事。

2024年8月，发表于首都医科大学学报的《度洛西汀治疗人格解体－现实解体障碍的探索性研究》一文中提到：最新流行病学研究显示，DPRD 在人群中的患病率约为1%。与国内重性精神疾病精神分裂症、双相情感障碍患者在人群中的比例相似。

贾竑晓解释说，目前，没有任何药物疗法可以明确治愈人格解体-现实解体障碍，该病的真正病因尚不明确，还没有找到药理学靶点。许多药物疗法更多是缓解分离性症状带来的不适感。

他还尝试过经颅直流电刺激疗法，带上“发箍”，电流被（无创）施加到患者头部，头皮隐约能感受到刺痛，最终刺激目标脑区，但疗效并不显著。

贾竑晓感到惊讶，他不相信还有需要张继志“待诊”的精神疾病。于是，他以这个患者“情感麻木”为线索收集到大量DPRD的资料。之后，他在英国伦敦国王学院精神卫生研究所访学时，和英国人格解体专家交流后，进一步确认那个患者为人格解体-现实解体障碍。因为该病严重时可能和去甲肾上腺素功能的抑制有关，而去甲肾上腺素影响人的情绪积极性。所以给予患者喹硫平治疗后，与人的隔膜感消失，情感功能逐渐恢复。

面对父母催婚，李辉和杨帆都一直没有谈恋爱。在他们眼里，现在的自己是不真实的，“如果没有人格解体障碍，我会不会不是现在的我？和别人接触是另外的样子？”想到这里，李辉感到难过。

朱虹说，随着网络资源的丰富，越来越多的DPRD患者是通过讲述DPRD的视频或者科普文章，才意识到自己得了什么病，“对应上症状，主动找来的患者，确诊率也比较高。”

工作以后，李辉偶然在贴吧上看到有人描述的症状和他的情况相似，随即加入了病友群，在群里他第一次听说人格解体障碍。2020年，他从深圳离职，到北京工作后，才开始接受DPRD治疗。

父母回老家时，带李辉到医院的耳鼻喉科检查。医生说，他的视力、听觉都没有问题。有北京的专家到河北邢台坐诊，父母也带他去检查。专家的诊断是，可能有心理问题，比如学习压力过大。

每次开处方前，贾竑晓都会告诉DPRD患者，目前药物疗法，有效果的概率是30%到40%，如果能接受（这个结果），再治疗；如果没有效果，也不要埋怨医生。 

沈斐是北京一所重点高中的高一新生。9月28日，母亲陪她到安定医院做DPRD针刺治疗。她的母亲妆容精致，一脸愁容，双手环抱胸前望着躺在床上的沈斐。

根据《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的描述，DPRD发作时，通常伴随着焦虑、恐慌和抑郁的症状。引起DPRD的因素主要包括创伤性事件，极度的压力，疲劳，以及毒品的使用。

她身体里好像有一个“严厉的超我”。工作以后，每到截稿期，她写不出东西，感觉快要失控时，便跑到洗手间大哭一场，再逼迫自己投入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