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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企业家扮演的角色更多，他愿意看到机会，愿意冒一个风险，也愿意来调动资源，最大效益化。既然你说我为什么愿意做这种连接的作用，显然这可以效益最大化。

2009年，王石第一次参加于丹麦哥本哈根举办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15次会议（COP15）的时候，只有三个人同行，他们代表中国100多家企业参加大会；15年过去了，今年赴阿塞拜疆巴库参会的中国企业据不完全统计有400余家。这背后不仅是数量的增加，也体现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大幅提升。

王石是全球运河穿越行动发起人，他认为，在气候变化的时代背景下，这场与水相伴的跨文化旅程，不仅为低碳发展提供了启发，也激励着全球年轻一代将环保理念化为具体行动。

气候大会我参加第16年了，我觉得和经济改革开放是一样的，比如中国的制造业，它不仅仅是一个是世界性的制造工厂，而且很多制造业行业，尤其是在新能源产业方面，不仅仅是与发达国家补平了距离，甚至有点超前，是走在前面，是引领。

到巴库的第二天，他出现在里海边，单手骑行，完成了他参加气候大会的保留项目，甚至还出席了“2024全球运河穿越行动收官活动”。

澎湃新闻：这是否与你在早前参加气候大会的经历有关？在哥本哈根大会的时候，包括你在内中国只有三位企业家参会，开发布会都只能在通道走廊里开。

大发买球地址11月16日下午，万科集团创始人、深石集团创始人、万科公益基金会理事长王石抵达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他直奔第二十九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9）会场，出席中国角“与世界对话，共建零碳未来生态”主题边会，分享他前不久到印尼考察能源转型时的见闻。

当大家对应对气候变化这件事情还没有广泛的认识时，我就在往前推动，所以当国家公布“双碳”目标时，我看到了巨大的机会，正因为我乐观，我看到了商业机会的道路。

身为企业家，王石特别强调商业可持续对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性。他说，在2020年，中国宣布“双碳”目标后，“我立刻决定二次创业，因为我相信，碳中和经济是必然趋势，而实现‘双碳’目标，需要企业和企业家在挑战中建立全新的商业模式”。

今年王石组织的生物圈三号“解决方案馆”与中国角背靠背，这个场馆直面企业，分享中国企业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创新解决方案。他说他很乐意承担桥梁的角色。他分享了在深圳大梅沙社区打造的碳中和社区：通过建筑节能提升、新能源替代和碳资产管理，他们探索出“生物圈三号”碳中和社区的综合解决方案。重要的是，这些改造提升是通过商业化运作的，通过能源收益和物业资产的激活，回报周期最短可缩减到5年。

“全球运河穿越行动”自2021年格拉斯哥联合国气候大会（COP26）首次发布后，每年都会在气候大会举办地举办收官活动。今年，作为第四届行动，它不仅延续了赛艇与龙舟等传统项目，还加入了皮划艇、独木舟等新形式。 

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中，这也比较符合中国作为一个发展国家应该承担责任这样的过程。在发展中国家，一个企业发展起来，它也应该承担责任。

中国改革开放从某种角度来讲是中国式现代化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从它的特点来讲，第一是打开国门，第二是国际上通用的一些商业做法都引进来，我们从中吸收、消化、批判。参加气候大会也是这样一个过程。

出发来到巴库之前，王石在社交平台上预告了这趟行程。连续16年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的王石，持续将中国企业的气候解决方案带到国际气候治理前沿，已是中国在气候大会上一张“名片”。

2020年我决定再创业，是已经感觉到我们国家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给商业带来非常大的机会，要实现这个目标一定要靠技术创新，无论是降低能耗，还是降低发电成本，都要靠技术创新。许多问题，例如新能源电网不稳定的问题，解决起来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你可以预期，不久的未来的，时间再长一点，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我是个乐观主义，从积极的角度去看，如果不是某种安全性上的规范的要求，包括核电，我都想积极去推广，这就是乐观主义角度。

如果没有原来的乐观，如果不积极往前走，当然就不可能有现在这样的局面。所以虽然本届气候大会主要讨论资金的问题，但资金的问题解决不了，是不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问题就不能往前推进了？

王石：经济发展的稳定应该考虑三种力量，一种力量是政府，一个是企业，另一个是社区，可以说的是民众的动员，现在在气候大会这种场合可以说是NGO。这三种力量如何能互相联手，你刚才提到桥梁的作用，其实就是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