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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法官 魏若男：包括她们后续和摄影师的沟通发现，这些摄影师都是在一些社交平台上找的兼职摄影师，实际上每次的拍摄价格可能也就是100到200元左右这种情况，她们认为这个费用肯定是存在夸大的。

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法官 魏若男：原告很明确地说“你就确认一下进行了拍摄，然后你回复好的，确认就可以”，她们就很听话都回复了。这也是他们(原告)后续在诉讼中主张费用的时候，他们认为的一个很牢靠的证据，因为回答得非常清晰非常明确。

2023年12月初，也就是签约才一个多月之后，公司要求晓棠直播活跃账号，但这个要求与公司经理之前给她的承诺不一样，因此晓棠拒绝了，并提出要解约。没想到的是，几天后，她就被诉至了法院，被索赔违约金、经济损失、律师费等共26万多元。

pg电子麻将胡了下载有一家MCN机构，也就是为网红和自媒体提供内容策划制作、宣传推广等服务的传媒公司，就向9名年轻女孩提出了优厚的签约条件，要把她们打造成素人网红。但是，签约后不久，这家MCN公司就把这些女孩分别起诉到了法庭，共索赔几十万元。九起案件，案情相似，这引起了法官的注意。

晓棠针对合同中的一些条款提出了质疑。比如，合同规定，博主每月直播不少于24天，每天直播的时长不少于3个小时。晓棠因为住在宿舍，没有直播的环境。对此公司承诺晓棠，不需要直播；再比如，合同规定博主每个月更新短视频的数量不得低于30条，对此公司解释说，可以按照晓棠合适的时间来，这份合同只是个模板，没有实质性的作用。

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法官 魏若男：准许原告撤诉之后，这个案件就结案了，但是综合本案的证据情况，我们把相关的证据和一些意见整理出来，移送到了公安机关，希望对这个事情予以调查，看是不是存在一些犯罪行为。

晓棠(化名)：他们在群里发的就是一些可以自己在网上搜到的，相当于抖音和小红书的公社条约这种东西，他们想让我学习一下这里边的内容，应该是培训。

晓棠说，自己一共拍摄了三次，公司为她制作了八九个视频。但是，这些视频发布后，涨粉量和播放量都不理想。运营人员告诉晓棠，公司为她投了抖加，也就是花钱为她购买了流量，还把这些购买流量的花费截图发在群里，让她确认。

晓棠(化名)：当时加了群之后，他们给我发了一些抖音和小红书的一些违禁词，一些违规事项的注意条款，别的也就没再给我发。

晓棠(化名)：其实对这些东西还是有一点向往，我看合同上也说了要直播，我还问他，他说可以不用把合同当回事儿，他就一直在跟我介绍孵化的过程，了解了之后，当时觉得还挺靠谱的。

晓棠加入群聊后，公司的运营人员经常会在群里发一些文档，例如“小红书知识地图”“抖音禁词”“直播话术结构和逻辑模板”等。运营人员说这些都是公司的线上课程，需要晓棠抽时间学习，并要求她确认收到了课程并回复。晓棠发现，这些培训课程的文档，其实都是在网上就可以查到的。

法学专家提醒，对于想要从事主播行业的年轻群体，要理性辨别MCN公司的专业与能力，衡量自己的时间精力以及合同约定，签署合同前要征求身边师长亲友的意见，不可单单听信MCN公司的口头承诺或抱有侥幸心理，最终使自己背负上沉重的违约金，影响自己的未来。

针对原告MCN公司主张的购买账号、投抖加、拍摄等费用，法院审理认为，这些费用不符合市场一般价格情况，而且收款主体方身份不明；购买抖加服务的费用，也无法证明公司实际支出了该费用，以及用于主播的账号引流，法院不予支持。

法院审理认为，原被告双方在签订合同前的沟通中，MCN公司多次承诺对方无需直播，账号喜欢就做，不做就还给公司，现在却主张对方拒绝直播、主动提出解约是违约行为，并索赔违约金，没有依据。

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法官 魏若男：原告这个传媒公司通过抖音的后台，给这些平时会发一些自己好看的小视频的女孩发送私信，意思是说“我们注意到您的账号，认为您形象比较好，我们这边打造素人网红，主要是穿搭、妆造这方面的内容”。

晓棠(化名)：他们通知我去准备拍摄，但是也没有给我提供特别专业的设备，我就自己做了妆造，自己坐公交去了网红街，我到了那之后就只有一个人。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朱巍：像那些网红一夜暴富、一夜成名，这样的情况是极为罕见和少见的，它是一种新兴的职业，而不是一夜暴富的钥匙，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当别人向你宣传要达到这种效果的时候，一定注意这可能是一个陷阱。签这种协议的话，不是说不能签，一定要先看看这个公司的资质到底有没有，有没有做经纪人的相关资质，有没有成功的案例，然后在签合同的时候重要条款要过目的，而且权利义务方面要经过确认的。

但是，晓棠也表示担心，如果做得不好，会有什么后果吗？对方告诉她，账号由公司提供，如果做得不好，只需要把账号归还给公司就行。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朱巍：为什么很难赢？因为当时签合同的时候，重要条款是经过确认的，同意的，没有违背法律的现行的强制性规定的。但是为什么说又不公平，因为里面的权利义务是极为不对等的。比如说每天让你播8个小时10个小时，对于MCN公司来说，不用承担任何成本，只要手机有电就可以了，所以好多素人签了合同，真正履约过程中才发现自己受骗了，当你想毁约的时候发现违约条款非常之苛刻。

翻看案卷材料，法官魏若男了解到，这起合同纠纷案的被告是一名19岁的女孩，起诉她的是一家MCN公司，诉求是几十万的违约金。而除了这名19岁的女孩，这家MCN公司还另外起诉了其他8名20岁左右的女孩。

套路第三步，这些公司会邀请签约主播进入“一对一运营服务群”。在群里发送一些文档作为对主播的培训，并在拍摄和投流之后，要求他们在群聊中确认各项高额费用。

晓棠(化名)：我那会正准备考研，在刷抖音的时候就有一个人私信我，说他是MCN公司的，想找我进行签约，看我抖音拍得还可以。

随后，这家MCN公司向晓棠更加详细地介绍了公司的业务。他们会安排摄影师拍摄，还有非常专业的剪辑为晓棠制作好视频。另外，公司还会为她投流，也就是花钱买流量，还做出承诺：晓棠不需要花一分钱，也完全不用操心。

晓棠加入了一个群聊后，她发现群里其他人都是专门为她提供运营服务的，这让她觉得，距离成为网红又近了一步。接下来，正如这家MCN公司所承诺的，他们开始为晓棠进行一些培训，拍摄，她也按照对方的要求发布了一些视频。但是慢慢地，她觉得有些不对劲了。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朱巍：表面上这个合同是一个民事合同，它是一个类似于经济合同、代理合同，类似于委托合同的这么一种合同。但它实际上并不是真正去履行合同，把所谓的签约人变成一个网红或者变成一个网络营销师，根本目的就是把她签“死”在这个地方，只要发现一点违约行为，就通过诉讼等相关手段获取高额的违约金，所以签合同的目的就是为了最后获取违约金的。

对此，被告晓棠并不认可。她认为，双方之前沟通的时候就已经说好了不需要直播，所以自己并没有违约。至于MCN公司让自己确认的那些费用，是存在夸大的情况的。

晓棠平时喜欢拍一些小视频记录自己的生活，并发布在社交平台账号上面。MCN公司的工作人员告诉晓棠，经过打造，她有机会可以成为一名网红。

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法官 魏若男：争议焦点，一个是对于被告拒绝进行直播的行为构不构成违约，再一个是这些相关的费用是否实际进行了支出以及进行支出的话，应该由哪一方来承担？

晓棠(化名)：他们说给我投了抖加，没有什么反响，根本没有人点赞，没有人看，流量特别差。他们就跟我说，让我直播，说会对我的号有好处，流量会多，看的人会多。我说沟通的时候是不要求直播的，但是他们说合同上是要求直播的，但是我还是不太想，所以就拒绝了他们。

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法官 魏若男：她们可能就没有直播的条件，然后她们也会提出来质疑，说当时沟通的时候是说不需要直播的。原告这边这时候就搬出了合同条款，说协议里面约定了每个月需要有多长的直播时长，说直播也是为了活跃账号。被告拒绝了直播，原告就在群里发了催告函，说如果不配合进行直播，那就要进入诉讼程序了。

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法官 魏若男：说“这个项目下个月就要启动了，你赶快考虑一下是不是要跟我们签约，因为我们可能只有一个名额、三个名额……”这样的话，她们(被告)听完这个之后，就觉得反正也不收费就试一下。

原被告双方围绕着争议焦点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原告MCN公司认为，他们与被告之间签订了合同，合同中规定被告应当进行直播，但是被告拒绝履行直播义务，因此应承担违约金。由于被告存在违约的情形，公司为运营账号支出的费用也应由被告承担。

从合同的履行情况来看，法院审理认为，MCN公司并未按照合同约定，对签约主播进行“全方位”的培训和孵化，而是仅发送几份文档，不足以证明其尽到了培训、孵化的相应合同义务。

除了晓棠，这家MCN公司还起诉了另外8名签约主播，他们有的人和晓棠一样拒绝直播，有的人觉得公司不正规提出解约。他们来自山东、河南等不同地方。20多万的索赔，对于这些20岁左右的女孩而言，无疑是一笔巨大的金额。

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法官 魏若男：摄影师会带她去一些免费的场所，就是公园或者一些网红店，完全没有摄影棚这种模式，也没有相关的摄影团队，只有一个摄影师，就她们当时实际体验肯定是不值这么多钱的。

晓棠自己也有社交平台账号，她知道如果账号做好了，粉丝多了，流量多了，是可以变现赚钱的。在沟通的过程中，这家MCN公司也为晓棠规划出了赚钱的路，例如她可以进行好物分享，有人购买她就会获得佣金。如果流量好了，还会有商家主动联系她分享产品，这样就可以赚到上万元的广告费。

来自山东菏泽的晓棠就是这些案件中的一名被告。她究竟经历了些什么呢？事情还要从2023年10月，她的社交平台账号收到的一条私信说起。

双方在线上签好了合同之后，晓棠就被拉进了一个名为“一对一运营服务群”的群聊当中。她还不知道的是，短短一个多月之后，她就被起诉并索赔26万多元。

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法官 魏若男：首先我们是认定她(被告)既然在协议上签字了，这个协议合同关系肯定是建立了。但是虽然合同条款里约定了说需要进行一定的直播，但是辅以当时她们和原告之间工作人员的沟通记录来说，原告是明确许诺了说不需要直播、无需任何直播，这种情况下，被告虽然拒绝直播，但是是不构成违约的，所以违约金的情况我们肯定是没有办法予以支持的。

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法官 魏若男：一个是购买抖音账号的费用，大概是每个账号3.5万到4万不等。另外一部分费用是拍摄费用，因为在10月底签约之后，到11月底期间和每个被告之间存在两到三次的拍摄情况，他们把拍摄的费用支付给了摄影团队。还有一部分费用是他们给被告的抖音账号投了抖加。

学习了这些文档之后，运营人员还为晓棠约了菏泽当地的摄影师，进行视频的拍摄。每一次拍摄结束后，运营人员都会在群里发一张转账截图，写明这是拍摄服务费用，包含场地费、拍摄人员费用等，并让晓棠进行确认。

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法官 魏若男：我们认为这个公司的设立可能也是存在一定的预谋。我们也怀疑他是不是想要用新的传媒公司的名号再故伎重施，我们就向原告示明了说，怀疑他们注册这个公司可能从注册到提起诉讼，都是他们设计好的。在我们案件进行宣判之前，原告这边就联系了我们，想要对这批案件申请撤诉，我们也向被告征求了意见，准许了原告的撤诉。

工作人员告诉晓棠，他们的业务是做素人精品IP孵化的，还强调了他们“无直播，不收费，公司一对一服务，从零打造，全包”。这让正在准备考研的晓棠心动了，她平时时间比较充裕，自己刚好想找一份兼职来做。

晓棠(化名)：他们在群里发了一张几万块转账的截图，上面明确备注了是我拍摄的消费，他们说这个钱是公司出的，只用我回复好的确认就行了，所以我就回复好的确认了，因为当时他们也没有让我掏钱，所以我就按照他们说的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