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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4月至2022年1月，被告人钱某在经营被告单位浙江某公司期间，伙同被告人赵某等人以“智能充电桩商城系统”网络平台实施传销活动。被告单位及被告人以销售充电桩、提供充电桩经营服务为名，通过宣称国家支持等虚假宣传，安装运行少量充电桩，用充电、流量、广告收益为幌子，以直推奖、伯乐奖、级差奖、团队奖等奖项为诱饵收取费用发展会员，并以发展会员的数量作为计酬、返利依据，引诱、鼓励会员继续发展下一级会员。经统计，“智能充电桩商城系统”网络平台用户数共计2万余个，层级达25层，涉案资金10亿余元。钱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职务侵占的犯罪事实略。

2021年8月，被告人李某经他人介绍下载“某某影视”App，明知该App以投资电影票房可获得高额回报为诱饵吸收会员，要求会员缴纳入会费，并按会员投资金额和发展会员数量形成层级，直接或间接以发展会员数量作为计酬返利的依据，其仍通过微信、熟人间宣传等方式推广该App并吸收会员。同年10月，李某被任命为“某某影视”山东区域总经理，11月19日“某某影视”App关闭，会员无法登录提现。经统计，李某发展下线2152人，层级达8级，涉案金额380万余元，获利2万余元。

本案是一起以获得高额投资回报为诱饵实施网络传销的典型案例。近年来，各种商业投资的线上化、网络化趋势明显，一些犯罪分子以投资高额返利为名，实施网络传销犯罪，导致不少群众遭受财产损失。本案中，被告人李某伙同他人，利用少数群众对短期高额收益项目的投机心理，假借高收益电影票房投资项目，依托注册网站和手机App客户端，精心设置影视投资传销骗局，宣传推广“某某影视”App，不断发展会员、吸收资金，扰乱经济社会秩序，其行为已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人民法院综合考虑李某系经他人介绍下载该App并推广，具有自首、退缴违法所得等情节予以减轻处罚，确保罪责刑相适应。本案也提醒广大网民要警惕高额回报投资骗局，避免误入网络传销陷阱。

2020年起，被告人杨某等人假借“弘扬伏羲文化”创立“万某合”网络平台，先后发展罗某、晏某等骨干成员，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公司化运营模式，对外销售“中华姓名学”“即刻旺运”“中华风水学”等课程。“万某合”网络平台将参与人按照不同交费额度设置多个级别，根据级别获取不同额度返利，并通过营造氛围、现身说法等方式，在线下授课过程中将杨某打造成“庚天缘大师”，配备四名“护法天使”，神化被告人杨某可改运势，助人逢凶化吉、时运发达，不断对参与人洗脑，蛊惑参与人购买课程并发展下线。经统计，该传销组织共计吸纳会员120人以上，层级达3级以上。

下一步，人民法院将会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等单位，充分立足网络传销违法犯罪的新特点、新变化、新情况，依法从严惩处网络传销违法犯罪活动，在铲除违法犯罪根基上持续发力，坚决斩断网络传销的犯罪链、利益链、生态链，做深做实“抓前端、治未病”，强化防范网络传销法治宣传教育，推动落实网络平台监管责任，积极构建网上网下协同防治新格局，守护好人民群众的“钱袋子”，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中国体育报官方网站为充分发挥典型案例教育、警示、震慑作用，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现联合发布依法惩治网络传销犯罪典型案例。本次发布的五个典型案例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特点：

一是聚焦网络传销犯罪新形态、新形式，依法准确定性处理。在互联网跨地域性、虚拟性、交互性的影响下，网络传销以新业态、新模式为噱头，以新媒体为依托，呈现出犯罪路径由“线下拓展”向“线上线下聚合”，犯罪对象由“熟人滴灌”向“大水漫灌”，犯罪媒介由“实体商品”向“虚拟商品”的发展变化，人民法院透过表象，依据入门费、设层级、拉人头发展下线等典型特征，依法准确认定犯罪行为。本次发布的典型案例，各被告人、被告单位均以投资获取高额返利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服务的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将参加者按照一定的顺序组成层级，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下线，骗取钱财，人民法院根据主客观相一致原则，准确认定各被告人、被告单位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

湖南省双牌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张某通过组建传销组织，利用“扶贫济困、均富共生”的幌子，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的方式获得加入资格，以高额收益为诱饵，积极发展下线会员，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其行为已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且属情节严重，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亿元；违法所得予以追缴、没收，上缴国库。一审宣判后，张某提出上诉。湖南省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13年5月，被告人张某注册成立深圳市善某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下称“善某汇”)。2016年3月至2017年7月，张某伙同查某、宋某等人，开发了“善某汇众扶互生会员系统”并上线运行，以“扶贫济困、均富共生”为名开展传销活动，采取培训、宣传等多种方式在全国各地大肆发展会员，要求参加者以缴纳300元购买“善种子”的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会员之间根据“善某汇”确定的收益规则进行资金往来，以发展下线的数量作为返利依据骗取财物。经统计，“善某汇”在全国共计吸纳会员598万余人，层级达75层，张某非法获利25亿余元。

本案是一起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实施网络传销的典型案例。近年来，有的企业在生产经营中遇到资金困难时，不惜铤而走险借助网络实施传销犯罪，严重扰乱了市场管理秩序。本案中，被告单位实施以投资智能充电桩为名，线上线下同步推进的传销犯罪，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置于企业经营活动中，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和欺骗性，直至司法机关办案期间，仍有个别参加者认为是参与正规投资。人民法院坚持罪刑法定原则，准确认定单位犯罪，对被告单位判处罚金，并根据各被告人参与犯罪的程度、作用、主观恶性及犯罪后表现等情节，依法认定钱某等6名被告人系主犯，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及罚金；对其余41名从犯均予减轻处罚，并对其中参与时间较短、发展下线较少、涉案金额较小、退缴违法所得的张某等宣告缓刑，在法律框架内最大限度从宽处罚。同时，本案也警示公司经营管理人员，要摒弃侥幸心理，远离网络传销活动，守法合规经营。

本案是一起以区块链、虚拟货币等新技术概念作伪装实施跨境网络传销的典型案例。虚拟货币立足区块链的去中心化结构，具有匿名性、无国界性等特点，已成为跨境违法犯罪活动的重要对象，并向网络传销领域蔓延。本案中，被告人陈某等人以区块链技术为噱头、以比特币等虚拟货币为交易媒介，打着提供虚拟货币增值服务的幌子，以发展会员数量来计算报酬及获取高额返利，非法收取比特币等虚拟货币超900万枚,为逃避侦查将平台服务器设置在境外，其行为已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人民法院根据跨境网络传销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在整个犯罪链条中的地位、作用，判处相应的刑罚，同时依法对涉案的比特币等虚拟货币予以没收，切断了被告人跨境再犯罪的经济能力，彰显了司法机关坚决捍卫互联网金融安全，维护金融市场秩序稳定健康发展的态度。

三是注重对网络传销犯罪的释法说理，着力提升群众传销辨识能力。新型网络传销犯罪多点散发，更具隐蔽性、迷惑性，使得不明真相的参与者一时难以识破组织者的骗局。人民法院在裁判过程中注重释法说理，在被告人张某冒用公益名义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案中，切实讲清被告人假借慈善之名骗取钱款的性质；在被告人杨某假借弘扬传统文化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案中，充分揭示被告人利用封建迷信实施传销活动，并通过线下授课敛财的本质；在被告人陈某、被告人李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案中，通过揭开被告人假借投资“虚拟货币”“电影票房”等实施传销活动的面纱，深刻揭露传销组织骗财的实质，进一步提高广大人民群众识别、防范、抵制传销的意识和能力。

山东省齐河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李某以投资电影票房可获得高额回报为名，宣传推广“某某影视”App，要求会员缴纳入会费获得加入资格，并按会员投资的数额和发展会员的数量形成层级，直接或间接以发展会员的数量作为计酬返利的依据，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其行为已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且属情节严重。李某具有自首、退缴违法所得等从轻、减轻情节，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违法所得予以追缴、没收，上缴国库。一审宣判后，李某提出上诉。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是一起假借公益名义实施网络传销犯罪的典型案例。近年来，一些犯罪分子打着“爱心慈善”“共同富裕”等幌子，利用互联网的跨地域性大肆组织网络传销，以筹集“善款”等名义非法敛财。本案中，被告人张某等人以“扶贫济困、均富共生”为名，通过策划、操纵并发展人员参加传销活动，骗取巨额财物，非法获利25亿余元，严重扰乱市场经济秩序，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人民法院依法准确认定被告人张某系主犯，判处最高刑期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加大罚金刑的处罚力度，释放从重惩治的强烈信号，坚决维护风清气正的网络慈善活动环境。同时，提醒广大人民群众要增强防范意识，面对以“慈善互助”方式开展营销的，务必保持警惕，不要轻信犯罪分子的花言巧语，自觉抵制传销等违法犯罪活动。

浙江省嵊州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单位及被告人钱某等人以投资智能充电桩项目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依据，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其行为均已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且属情节严重；钱某还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职务侵占罪。根据各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参与程度、主观恶性及犯罪后表现等情节，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职务侵占罪，合并判处钱某有期徒刑十八年；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赵某等四十六名被告人有期徒刑七年二个月至十个月不等，并对张某等二十四名被告人宣告缓刑；对被告单位、被告人判处罚金，违法所得予以追缴、没收，上缴国库。一审宣判后，被告单位、被告人均未上诉，检察机关未抗诉，判决已生效。

二是充分发挥刑罚震慑作用，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组织、领导网络传销犯罪活动次数多、主观恶性深、情节严重的骨干成员，坚持“刑”“罚”并举予以严惩。在被告人张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案中，张某作为传销组织的首要分子被顶格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一亿元，依法严惩的同时做实“打财断血”，剥夺犯罪分子再犯能力。同时，人民法院综合考虑网络传销犯罪人员的主客观情节，用足用好法律和政策，对层级较低、主观恶性较小、获利较少的被告人，依法从宽处罚。在被告单位浙江某公司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案中，被告单位同时存在正常经营和传销活动，一些入职不久、涉世不深的青年人参与其中，鉴于情节较轻，案发后积极认罪悔罪、主动退赃，人民法院依法宣告缓刑，充分实现教育、感化、挽救目的。

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杨某以利益引诱，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的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一定顺序组成层级，以直接或间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返利依据，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其行为已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且属情节严重，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违法所得予以追缴、没收，上缴国库。一审宣判后，杨某提出上诉。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江苏省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陈某等人以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的依据，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其行为均已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且属情节严重。根据各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参与程度、主观恶性及犯罪后表现等情节，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陈某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百万元；判处其余被告人有期徒刑八年八个月至二年不等，并处罚金；违法所得予以追缴、没收，上缴国库。一审宣判后，陈某等提出上诉。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18年初，被告人陈某等人以区块链为噱头，策划设立“某Token”网络平台开展传销活动，要求参加者通过上线的推荐取得该平台会员账号，缴纳价值500美元以上的虚拟货币作为门槛费以获得增值服务，可利用平台“智能狗搬砖”技术在不同交易场所进行套利交易，并获得平台收益。会员间按照推荐加入的顺序组成上下线层级，并根据发展下线会员数量和投资数额,由平台按照智能搬砖收益、链接收益、高管收益三种方式进行返利，实际均是直接或间接以发展人员数量及缴费金额作为返利依据。为逃避打击，陈某等人于2019年1月将平台客服组、拨币组搬至国外，并继续以“某 Token”网络平台进行传销活动。经统计，“某Token”网络平台注册会员账号超260万个，层级达3293层，共收取会员缴纳的比特币、泰达币、柚子币等各类虚拟货币超900万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