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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一名患者因肾绞痛住院手术，术后出现血尿，每日腹痛难忍，与医院协商赔偿不成，霸占医院病床长达十年，历经多次调解，纠纷始终未能解决。如今患者并发偏执型精神分裂症，行为影响了其他病患的诊治。

同为母亲，王立夏深知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母亲的角色不可或缺。她也看出，男方只是想通过藏匿孩子获得孩子的抚养权。好在，夫妻双方都对女儿爱护有加，这是关键的突破口。

王立夏还接过一起外地来沪少女因长期缺乏家庭关爱欲轻生的纠纷，王立夏联动人民调解员+心理咨询师+青少年社工，由三支力量组成一支“三师小组”：心理咨询师为少女提供心理疏导、释放压力；由调解员介入化解家庭矛盾、修复家庭关系；由青少年社工引导参与公益活动、融入社会，最终帮助女孩走出阴霾、放弃轻生念头。

历时大半年，经过反复调解沟通，最终医方同意将拖欠的医疗费与医患纠纷补偿一并处理，对患者作出合理赔偿，患者也依约出院回家休养，历时十余年的纠纷就此化解。

2023年起，王立夏承接了市妇联“妇女维权驿站项目”，以专业力量为妇女儿童提供法律咨询、矛盾化解、妇女权益保护等普惠性维权服务，构建多方力量协同参与的联动机制。

她从一名街道司法所的基层调解员，到成立社会调解组织开展专业性、行业性的调解工作，“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收获当事人的一句‘谢谢’，这就是我继续坚持的动力。”

王立夏的耐心和善意打动了两位当事人。最终在她的协调下，双方放弃了打官司，带着王立夏草拟的协议书至民政局办理了离婚手续。整个调解过程既解决了当事人的家庭纠纷，又避免了双方讼累。

然而，婚姻家庭纠纷总是一波三折。就在女方等待探视的前一晚，王立夏突然接到男方推翻调解方案的电话，理由很简单，他担心女方接到孩子后会做出和他之前一样的举动，不让他探视女儿。为打消他的顾虑，王立夏当即表态：“我陪女方一起来！”第二天一大早，她便陪着女方一同去接孩子，周日晚上再陪着送回去。

王立夏说：“对于这样的局面，如果处理不当会导致矛盾激化，甚至有可能演变成‘民转刑’等恶性事件。”王立夏细细梳理案情，发现夫妻双方原先婚姻美满，因女方认为感情破裂提出离婚，本着好聚好散的原则男方也同意离婚，但双方对孩子抚养权和财产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于是女方诉至法院。这一举动激怒了男方，于是出现了藏匿孩子不让女方探视的情况。

“患者不出院，院方不赔钱，怎么办？”这成了王立夏要面对的难题。于是她组织了一支由调解员、公益律师、医学专家三方力量组成的调解小组。

网页版登录入口官网身处调解一线，王立夏常常需要倾听家长里短的琐碎，面对人情冷暖，也经常要承受不被理解的委屈。但每化解一起矛盾纠纷，就是她成就感“爆棚”的时刻。

多次电话沟通后，王立夏从双方的婚后生活、财产情况、女儿生活起居等问题入手，安排双方现场调解。在王立夏的劝说下，男方终于同意恢复之前的约定模式，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如今，王立夏带领的调解团队立足于化解基层纠纷，同时为法治化营商环境、和谐医患关系、幸福家庭建设、妇女儿童维权、扶残助残等领域开展普法宣传、纠纷化解和公益法律服务，以“线上+线下”、调防结合等多元模式疏导、化解了3万余件矛盾纠纷，努力筑牢社会稳定“第一道防线”。

除此之外，王立夏秉承“每一次调解就是一场普法宣传”的理念，做到在矛盾纠纷化解中普法，在普法中化解矛盾纠纷，更好地促进矛盾纠纷化解和法治宣传的有机融合，将法治宣传教育贯穿于纠纷排查化解的全过程。至今，她已开展各类公益普法活动160余场，切实提高居民群众对法律法规的知晓度，提升法治宣传的影响力。

2020年5月，王立夏接待了潼潼妈妈，潼潼妈妈当时情绪焦躁，她告诉王立夏，她与丈夫已经分居，离婚诉请已经送至法院，尚未开庭。女儿潼潼住在男方家中，按约定女方应于双休日接孩子，却遭到男方拒绝。王立夏了解到，为了争夺孩子，双方多次发生冲突，女方甚至还拨打110报警。然而面对男方拒不开门的态度，警察也是爱莫能助。

1982年出生的王立夏是上海市杨浦区人民调解协会副会长、杨浦冰之融法律服务中心主任。14年前，王立夏走上人民调解员的岗位，成为一名上海人口中的“老娘舅”。进入社区基层后，她发现原来社区有那么多纠纷，意识到了人民调解工作的重要性，于是开始自学法律，十多年来始终扎根一线。

王立夏主打情理规劝牌，劝说医患双方各退一步。先将患者转入分院治疗，同步解决争议纠纷；律师主打法律保障牌，全程释法释疑。同时，邀请医学专家开展医疗行为评估，在此基础上科学制定赔偿方案。

遇到棘手问题，王立夏总会梳理经验、结合情法，形成了自己的一套高效调解方法，她以女性调解员的独特视角分析案情、权衡利弊，总能达到以“柔”克“刚”的效果，一起长达十余年的医疗赔偿纠纷也在她的调解下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