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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艺文基金会理事长余政是洪远朋的首批博士生，他回忆，“我们从老师那学到不仅是做事的学问，更是做人的本领”，有一次余政爱人来沪，正好洪老师和师母出差，就让夫妻俩住他家，卧室写字台上放着钱，字条上写着“最近换季，上海东西也便宜，你们拿上这些钱去买些喜欢的东西”。

他主张理论家应该走出书斋，密切关注风云变幻的中国改革，尤其是越来越与世界接轨的中国经济。2008年，洪远朋所著《社会利益关系演进论》获得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类一等奖。2011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成果《新时期社会利益关系总论》系列著作出版，回答新时期遇到新的不可回避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不仅为政治经济学界所认可，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政策导向。次年，洪远朋获得上海市第十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和学术贡献奖。

他带博士生有自己的特色，一般会尽可能吸收学生参与自己主持的国家科研项目，鼓励他们选择与课题相关的学位论文选题，使之在“传帮带”中得到锻炼与提高。

“我愿意。”仅仅用了2个月时间，洪远朋就完成了书稿的修订工作，交付出版社。“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大众化和中国化，是理论工作者的共同事业。”

2015年10月，洪远朋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恢复建院三十周年庆典上致辞，“我们的未来青年要有好的成果，不是天上掉下来，既要学习，又要创新，只讲学习，不搞创新，是没有前途的，只想创新，不学习，是空话，是不能成功的。要学习学习再学习，创新创新再创新”。致辞最后，他提出希望：“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不仅是我们国家的经济学院的一流，而且是第一名”。

曾围绕这一主题的著述到多次获得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类一等奖，洪远朋也获得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学术贡献奖”等荣誉，2014年，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第九届论坛授予洪远朋教授“世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奖”（Marxian Economics Award），以奖励其为经济学发展和人类进步作出的卓越贡献。

2021年冬天，在《共产党宣言》展示馆，年近90的洪远朋，在参观了展示馆一楼后，执意要到二楼参观。当看到陈望道老校长教书育人、治学治校的故事时，他在照片前驻足良久。后来，他对讲解员说：“老校长对学生的关爱，影响着我的一生”。

他对教学充满热情，以科学研究的严谨求实精神，编写了多部政治经济学专业教材，其中《新编‹资本论›教程》（一至四卷）发行量大，影响广泛，成为复旦一届又一届学生的必备教科书，同时还被其他高校纷纷采用，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经济学人才。2021年，教师节之际，他还在忙于《<资本论>教程简编》一书的再版。

一生嗜读《资本论》，一生研究《资本论》，洪远朋却总是说：“我只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小学生。我只有一句话——确信《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确信马克思主义万古长青”。

在洪远朋眼中，复旦不仅是一个令人向往的人才高地，更是一个师生教学相长、互促提升的好地方。他认为年轻时的进步离不开老师的谆谆教导，扎实的基本功训练打下较好的学术基础，而有所成就则离不开与学生的共同努力。诸多研究课题“得到认可并不单是我个人努力的结果，而是团队的共同成果”。

1985年，《通俗〈资本论〉》问世，著述举重若轻、深入浅出，让复杂深奥的经济理论变得通俗易懂，一经出版，激发无数人对经济学的兴趣，是洪远朋学术生涯最看重的著作。

蒋学模对学生要求严格，强调要深入理解《资本论》，不仅要逐字逐句阅读原文，“连附注也不可以放过”，他要求学生在阐述其中要义时，既不可生搬硬抄，更不能用生硬的学术语言，必须用“大家都听得懂的语言，把道理讲清楚”。洪远朋把这段时间的学习称为“一生治学的基础”。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回忆，洪远朋曾赠言青年教师四个“一”：讲好一门课程、主攻一个研究方向、熟练应用一门外语、承担好一项社会工作。

1964年，洪远朋在复旦学成毕业，留校任教。历经岁月跌宕起伏，众生喧哗，他认为：“自己最大的收获就是安安静静地读完了《资本论》”。

后来这本书不但成为理论读物中的畅销书，还被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列入第二届优秀通俗理论读物的推荐图书，获得上海市2010年邓小平理论研究与宣传一等奖。

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海内外再现“马克思热”“《资本论》热”，中国也不例外。正是那时，洪远朋接到出版社编辑电话，问他是否愿意再版23年前的那本《通俗〈资本论〉》。

多年后，当洪远朋的学生提起他，印象最深的就是：“老师总是提前一刻钟抵达教室，拿着一摞厚厚的讲义，对原文原典抠得很细，概念把握极其到位，考试要求也是一丝不苟。即便是‘庸俗经济学家西尼尔之流’，少了‘之流’二字，就要丢掉两分。”

1988年，世界经济与政治经济学两个专业被国家教委定为全国首批重点学科，在这次评选中复旦共有16个重点学科。第二年，以蒋学模、伍柏麟、洪远朋教授领衔的政治经济学课程改革获得国家级特等奖。

“我这个人就是这样，任何一件事，要么不做，要做就一定要做好。”自律自励，言出必行——这是提及洪远朋性格时最常见到的评价，他还有个称号叫“拼命三郎”，1991年至1996年任经济学院院长时，他每日必到办公室，每天接送教师的第一趟班车上总有他的身影。

迄今为止，洪远朋发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相关著作60余本，学术论文360多篇，被誉为“既能坚持又有创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这些著作中，关于《资本论》研究的专著、教材就有近二十本。

那摞厚厚的讲义，就是后来的《<资本论>难题探索》。马艳称之为自己的启蒙之作，“当时大家人手一册,完完整整地读过一遍，我才对《资本论》有了感觉。时至今日，我还会时常翻看，依旧对我的研究和教学有很大的帮助”。

“每次有学生去他家拜访，他都会轻声询问，‘我能为你做些什么？’”马艳说：“他总是希望再为学生做点什么，无论是学业，还是生活，像个‘慈父’。”

IMF副总裁、复旦大学杰出校友朱民先生在世界经济系成立三十周年回校之时回忆在复旦的岁月，他一直记得当时洪远朋老师一个字一个字地教他们《资本论》，“到现在都还能把《资本论》背两段”。

晚年的他退而不休，仍旧活跃在理论研究舞台上。2017年，《资本论》第一卷发表150周年之际，83岁的洪远朋又接下重任，躬身书桌，睡眠时间更比平时少了一半。数月之后，《〈资本论〉学习丛书》的正式亮相上海书展，成为晚年洪远朋对自己一生研究《资本论》的回望和总结。

“他在人才培养上坚持系统化的训练，对语言表达，对数据引用都非常严格，往往把学生推向前沿”，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孔爱国曾和洪远朋就经济周期论、劳动价值论、经济利益论合作研究过好几个课题。“我不是洪老师指导的学生，但他从来都把我当他的学生，他和周老师常常关心我们。每年还会小范围讨论一些热点，就担心大家思想上掉队，赶不上时代的发展。”

“问题导向、知行合一、经世济民、追求卓越。”复旦经济学科百年发展，始终同时代发展变迁紧密相连，与国家、民族的命运休戚与共。洪远朋的学术生涯，也是如此走过。

“他是很勤奋、很艰苦的。女儿出生前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每天晚上都要工作到凌晨，只睡三四个小时，一大早又赶去给家人排队买菜”，他的夫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周建平谈起丈夫当年的刻苦治学感佩不已。

不仅自己做深邃的研究，他还用深厚的理论修养做通俗讲解，提倡“通俗化经典理论不仅要尊重原著、清晰表达，更要提出新问题，激发读者兴趣”。

双赢彩票官网在线他，曾担任过复旦大学经济系主任、经济学院院长、经济学院学位委员会主席、复旦大学理论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站长、国家社科基金学科组成员、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全国综合大学《资本论》研究会名誉会长、复旦大学泛海书院院长、《世界经济文汇》编委会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先生的学术事业，奠基于《资本论》研究，延展于理论经济学领域，关注于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为当代中国经济改革奉献出系列探索，从理论学习与探索，到深切关注社会发展，他的人生轨迹与学术贡献，都显现着理论与实践融合无间的特点”，洪远朋学生、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马艳回忆说。

20世纪80年代，是洪远朋学术生涯的重要时期。仅1983年，他就独立发表8篇论文，同年，其著作《政治经济学入门》在全国政治理论通俗读物评选中荣获一等奖。次年，他跻身全国百名50岁以下特批教授之列。他的硕士生程恩富回忆：“现在的科研最早受他启发。他很刻苦，中年的时候在复旦成果他第一”。

夫妇二人一直住在复旦凉城路的“博导楼”，二十多年没换过房。最大的房间，是二人的书房。每次博士生来家里上课，周建平都一起参与讨论。后来，家附近的“章记粥铺”成为师生讨论、聚餐的固定场所，学生们笑言，那是洪老师家的第二个厨房。不少博士生在论文致谢中，也特别感谢老师与师母，“家庭般的温暖”。

“一篇论文，改上十遍八遍是家常便饭。每篇文章，他都会字斟句酌，用红笔在上面做好批注或亲自动手修改。”后来，马艳的博士毕业论文《风险利益理论》编撰成书，收录在《经济利益理论与实践》丛书，成为社会经济利益理论体系中重要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