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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研究往往涉及多学科交叉融合，需要构建科学、高效的科技创新组织模式。而在当时，各单位各领域单打独斗依然是普遍现象。

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所青年科研人员 蔡韬：机制体制在改革上，会鼓励更多的年轻人去做事情。比我更优秀的人，比我们这个工作更优秀的工作，会不断地涌现出来。

武汉同济医院的汪道文团队经过科研攻关，找到了解决暴发性心肌炎早期诊断难问题的方案。虽然这一问题一直困扰着医学界，但这项成果在申请专利后，却迟迟找不到转化的门路。

长飞光纤光缆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庄丹：没有任何的参照，我们就去大量查阅行业的专利和相关的文献，然后去做各种各样相关比对性的试验。

深化创新体制机制改革，其中构建起科学的人才评价机制是一项重要内容。以破除“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的“四唯”现象为突破口，为科研人员松绑、减负；通过“揭榜挂帅”“赛马制”，让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正是全新的人才评价和任用机制，让蔡韬敢于接下这项科研重任，勇闯“无人区”。

在一系列基础研究中，量子科技是其中一项重要课题。回顾第一次量子革命，激光、半导体等重大技术发明为人类生产生活带来巨大变革。来到第二次量子革命的关口，我们能否把握住机遇，构建我国科技发展制高点？早在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便对此敏锐判断、作出部署，指出：科学家们开始调控量子世界，这将极大推动信息、能源、材料科学发展，带来新的产业革命。

乐鱼全站官网登录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创新决胜未来，科技是国之利器，是牵动世界格局变动的重要力量。前沿科技靠创新，创新要怎么实现呢？创新早就不是砸在科学家头上的苹果，而是需要翻越的一座又一座大山。

创新之道，唯在得人。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很重视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强调“鼓励年轻人大胆创新、勇于创新，让青年才俊像泉水一样奔涌而出”。

100多年前，量子科学诞生的时候，我们还只是看客，今天，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次量子革命”的重要推动者和引领者。这就是所谓的弯道超车，它所体现的就是创新体制机制的优势。

面向国家重大需求，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集中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社会资源共同攻关，正是新时代科技体制机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从协同创新中心团结高校间人才，到启动“率先行动”计划、集聚中国科学院优势力量，再到搭建国家实验室创新平台、实现全国优势力量汇聚，新型举国体制优势的不断完善让量子科技的发展进入快车道，墨子号、九章、祖冲之号等一批重大成果集中涌现。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量子信息与量子科技创新研究院院长 潘建伟：大家都希望自己单位来主导做某个事情，介意这个成果的归属问题。没办法妥善解决好的话，大家很难齐心协力来做这个事。

对企业的托举和支持，绝不仅仅是推出几项政策那么简单，它涉及方方面面，要做的工作千头万绪。正是以这种“啃硬骨头”的精神大力推动改革，我国的一系列核心技术攻克难关，重大科技成果不断涌现。C919大飞机实现商业运营，“嫦娥”揽月，“天问”探火。体制机制改革产生的效能让科技创新打开了新局面。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 薛澜：改进科技评价机制，对科技项目的管理实行改革，加强中央财政对基础研究的投入，一系列的税收优惠措施，改革对这些成就起到了巨大的支撑作用。

在天津的这家研究所里，平均每两天就有一项专利产生，用二氧化碳合成淀粉的重大科研成果，就在这里首次实现。不过，它的研发者蔡韬和团队在2015年最初接到这项科研重任时，也曾犹豫过。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量子信息与量子科技创新研究院院长 潘建伟：它的计算能力全面超越了目前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在整个量子计算研究途径当中的三个阶段性的目标，相当于是第二个里程碑的含义。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院长 潘教峰：我们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研究应当说实现了数量和质量的跃升，整个科技呈现出上天入地下海、宏观微观贯通、顶天立地结合的一个生动局面。

武汉产业创新发展研究院院长 李锡玲：我们在这个中间就要做科学家的助跑者，整个转化的过程中他需要什么，我们来给他补足什么。

我国全社会基础研究投入持续增加，从2012年的499亿元提高到2023年的2212亿元，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例从4.8%升至6.6%。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作出全面部署。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战略目标，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我国科技创新事业必将再攀高峰。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 薛澜：十八大以后，总书记特别重视基础研究，看到中国到了这个发展阶段，基础研究是我们的一个瓶颈。

在科技飞速发展的过程中，基础研究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习近平总书记精准指出：我国面临的很多“卡脖子”技术问题，根子是基础理论研究跟不上，源头和底层的东西没有搞清楚。

长飞光纤光缆股份有限公司的光纤技术现在已经部分领跑全球，但在十多年前，这家公司走的正是从国外引进、消化、吸收的老路。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长飞所在的光谷考察后，留下嘱托，“我们这么大的国家，不能做其他国家的技术附庸，一定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为摆脱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长飞瞄准国际最先进的工艺技术，组建自己的研发团队自主攻关，但起初也困难重重。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量子信息与量子科技创新研究院院长 潘建伟：在新型举国体制下，把这东西做到极致已经形成一种非常好的协同创新的局面了，我们很有信心在量子科技方面能够继续走在世界的前列。

这个成绩是我国加速推动科技创新所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中的一项。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我国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不仅要夯实基础研究这一重要支撑，尽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也是关键。而在十多年前，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对国外的依赖还比较普遍。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院长 潘教峰：研究课题都是在追踪国际前沿、国际热点，所以我们比较少能够从科学的本源问题上提出科学问题来。

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所青年科研人员 蔡韬：这个课题极大概率可能是失败的。你一段时间如果没有很好的成果积累的话，不管是我们原单位的考核，还是你到新的单位去找新的岗位的时候，都会面临非常大的问题和挑战。

自主创新要频繁试错，付出昂贵成本，而且面临着结果的不确定性。这是当时很多科技企业在继续引进技术还是自主创新之间严重摇摆的主要原因。可要突破“卡脖子”技术，这些科技企业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在科技体制机制改革的过程中，不断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强化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让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企业的创新活力被激发。长飞的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也按下加速键，提前实现了领跑世界的目标。

长飞光纤光缆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庄丹：中央到省到市三级对于我们这些科技创新型的企业方方面面的支持，我们在行业未来关键技术的方向这方面把握上面，以及跟我们的产学研用一体这么一个机制的作用上面起了很好的作用。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内科学系名誉主任 汪道文：接触的人要么不专业，要么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获利等各种因素。

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制定《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方案》，“按比例赋权”“先确权后转化”“先使用后付费”……一系列举措落地，让更多科技成果更及时地从实验室搬上生产线。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内科学系名誉主任 汪道文：他来帮助我们组织团队，有强有力的运营人员来帮我们推进我们的项目。这个初级产品已经形成了，我们预期不超过一年，就能够把它变成一个临床产品。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院长 潘教峰：那个时候很多产业的技术源头其实不在国内，我们往往采取的路子是从国外引进、消化、吸收。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量子信息与量子科技创新研究院院长 潘建伟：总书记作出的是一种战略性的判断，就把量子科技发展，转化成一种国家战略。

世界已经进入大科学时代，科技创新的组织化程度越来越高。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就是要把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转化成竞争优势，赢得战略主动。《焦点访谈》今天继续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广阔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