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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瑞·布朗：过去十年，中国学的研究环境受到一些阻碍。其中部分原因来自欧洲，如民粹主义的兴起、政治动荡和美国的影响。与此同时，新冠疫情阻断正常人员往来，欧洲相关人士缺乏到中国访问的机会。尽管如今面对面的活动和访问逐步恢复，但远未达到疫情前的水平。

未来，欧洲和中国在交往中要共同关注全球变暖、人工智能和其他跨国挑战等问题，这些问题有很多共同点，欧中需要建立良好的合作基础。同时，欧洲需要在对华关系中，争取一定程度独立于美国的战略自主权，尽管欧洲与美国的安全关系至关重要。

凯瑞·布朗：中国是当今地缘政治中重要的一部分。一方面中国经济发展对全球非常重要；另一方面中国正在成为塑造全球未来的关键参与者。在应对气候变化、人工智能挑战以及努力建设一个更加繁荣、和平的世界方面，中国可以作出巨大贡献。目前要关注的问题是如何建立正确的地缘政治框架，以稳定、可管理和平衡的方式实现这一目标。

每个人都需要记住，今天中国的故事关乎14亿人民，他们现在的生活方式在40年前是难以想象的。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许是现代乃至人类历史上对人类福祉的最大贡献。中国故事的这一部分时常被遗忘，而这恰恰是需要被强调的，这很重要！(完)

凯瑞·布朗：中国和欧洲必须相互打交道，欧洲人需要更多地思考他们想从中国得到什么，以及在哪些领域可以最好地与中国开展合作，当然中国也需要这样做。值得一提的是，欧洲是由单一国家组成的集合体，有些是欧盟成员，有些不是，这种多样性给欧洲带来多元化包容方面的优势。尽管目前欧中关系存在着一些挑战，但欧中有着深厚及广泛的民间联系，可以应对这些挑战。

凯瑞·布朗：1994年至1999年，我在内蒙古生活和工作。从那时起，研究中国的历史、政治、文化和社会，就一直是我生活和事业的核心。中国拥有极其复杂、有趣且有益的历史、文化和世界观，我常能从中找出与自身理念的共同点和差异。这种共同点和差异的不断碰撞，使我的思维与此前仅限于欧洲文化视角相比，有了很大的不同。

中新社记者：您长期研究中欧关系的历史，曾著有《欧洲人眼中的中国：绵延800年的文化与知识交流》一书，这段历史给您带来什么启发？

十七、十八世纪的欧洲哲学家莱布尼茨、伏尔泰、孟德斯鸠等人都曾研究过中国，但方式却截然不同。回顾他们过往的研究，有助于理解为什么欧洲经常对中国抱有非常模糊的看法。莱布尼茨试图通过研究儒家思想和当时的贤能官僚治理体系来理解中国。伏尔泰在其早期职业生涯中，很大程度上以一种偏向于欧洲的角度比较中国，但同时又将中国理想化。孟德斯鸠对当时中国封建专制统治持强烈批评的态度。可以说，这些立场都存在一定程度的扭曲，而至少直到今天，那些理想化或是妖魔化中国的倾向仍然存在。我编写这本书的目的是将这些与黑格尔、马克斯·韦伯、马克思、罗素等其他重要欧洲人士关于中国的文章放在一个地方。这样就可以提醒大家，欧洲与中国的接触之悠久与深厚。

2000年至2003年，我作为一名外交官，担任英国驻华大使馆一等秘书。这段时间，我走遍中国的每一个省级行政区，包括新疆、西藏、海南。随后，我在伦敦查塔姆研究所(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担任亚洲项目负责人，此后在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担任中国研究中心主任。自2015年起，我担任伦敦国王学院中国问题研究教授。从2010年到2014年，我指导欧洲中国研究与咨询网络(ECRAN)向欧盟对外行动署(EEAS)提供政策建议。这些经历能够让我更客观地思考欧洲对中国的政策立场。

欧洲关于中国的公共话语比较偏颇，往往是“非黑即白”。由于目前欧洲对自身地位和政治稳定的紧张情绪等原因，很少有人将欧洲与中国之间的问题放在具体语境中讨论。对欧洲人来说，一些叙述仍然将中国视为价值观上的威胁，或者视中国存在具有未被充分利用的巨大经济潜力。在这两种观点之间几乎没有中间立场。因此需要更多懂中国的人士，客观地向欧洲讲述中国。

凯瑞·布朗，英国伦敦国王学院刘氏中国研究院主任、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亚太项目副研究员，著述涉及当代中国历史、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

乐鱼买球英国伦敦国王学院刘氏中国研究院主任凯瑞·布朗，是英国知名的中国研究领域的专家，他的足迹遍布中国各地，并著有二十多本关于当代中国历史、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著作。近日，凯瑞·布朗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就中国学、中欧关系等问题发表看法。

凯瑞·布朗：欧洲与中国交往有着悠久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宋元时期的马可·波罗时代。在明清时期，意大利人、德国人及后来的英国人，都以传教士、商人或旅行者的身份与中国打交道。我认为欧洲人至少要对这段历史有一定的了解，因为它经常被掩盖或遗忘。

欧洲需要具备较高水平的中国学专家。尽管许多人对中国有各种态度和看法，但冷静的分析不多。中国学的研究需要一个“生态系统”进行支持，包括在欧洲、中国和其他地区的良好传播网络、优秀学生、有价值的活动，以及开放和包容的受众群体。目前，这些方面都存在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