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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念的是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论文中涉及不少专业术语的概念解释。但令她苦恼的是，这些固定的解释最容易被AI系统标红，而她又无法“创造出一个新的概念”。

距离交论文定稿的时间只剩下两天，舒然和室友们的论文都被判为“高风险”或者“中风险”。“她们有的是用AI代写的，有的是从别人论文里面抄的，也有自己写的”。舒然说，她们检测结果相似，都是查重率不算很高，但是AI率很高。

反反复复修改之后，林天乐已经降低了自己的“学术要求”。强行改变行文逻辑，也让他感到“错乱”。“从小到大一直使用的连接词，可以让文章比较通畅，现在都不能用，好像已经变成AI专属。”

因为提前和导师商量好了论文的结构框架，写作过程中，舒然的思路较为清晰和顺畅。除此之外，导师对她的论文格式，包括目录、字体、表格的线条等都提出了更细致的要求。

但在今年4月最终颁布的《学位法》中，人工智能代写并没有被纳入学术不端行为的考量。“不过一些学校目前已经开始进行AI检测”，重庆一所高校的老师说，高校引入“AIGC（生成式人工智能）检测服务系统”，多是出于学术诚信的考虑，确保论文的原创性，并以此抵制人工智能代写论文的行为。

古思琪同组内有一个同学，论文的引言和致谢都是AI写的，就这样直接发给老师后，老师把学生“痛批”了一顿，“这样的行为肯定是学术不端。但是如果自己的想法大于人工智能的参与，AI就只是一种工具。” 

于是她不得不把逻辑词去掉，让前后句子的关联度变弱，或者调换段落顺序，或者把几段内容压缩成一段。打乱之后，“反而更像是机器写的了。”不过改了半天后，论文的AI率的确降了下来。

部分学校的通告显示，人工智能工具仅可用于文献检索、数据处理等辅助工作，严禁直接应用于论文撰写。但是，不同学校对于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比例的要求并不相同。

和舒然一样，林天乐也上网搜寻了各种降AI率的方法。同学建议他用AI软件降AI率，他拒绝了。自己又重新写了三遍，最后一气之下直接“爆删”。

降AI率成功的喜悦没有持续几分钟，舒然开始感到失落。自己用尽心思写出来的论文，经过“缝缝补补”，最后变得“支离破碎”，并没有达到她想要的目标。

天快亮的时候，舒然不记得是第几次改完整篇论文。再次检查，虽然报告上仍有几段显示是“中风险”和“低风险”，但整体结果是她无比期待的“零风险”三个字。

和舒然一样，四川大学生林天乐的毕业论文也被判定为AI代写。今年毕业前两个月，林天乐突然接到学校要求查AI率的通知。交论文截止日期的前一天，他才知道学校要求学生使用维普论文检测系统，系统显示，可以用AI语言模型检测AIGC实现快速、准确识别学术文本中的AI生成内容，可有效识别文本是否部分或全部由AI模型生成，检测结果与论文质量无关，仅表示论文中内容片段存在AI生成可能性的概率。

舒然内心彻底“破防”。她并不知道其中的算法和规则，只知道软件会标出不同的风险段数，标红的是高风险，标黄的是中风险，标绿的是低风险。第一次检测结果中，她论文中的“中风险”有35段，改完之后变成了五十几段。

在这之前，他已经在知网上查过一遍，查出来的重复率是百分之零，所以他对自己的论文比较放心。直到要交初稿的当天，老师建议他再加新的内容进去，他又继续修改，到下午才定稿。“感觉自己这么努力，到交之前还手忙脚乱， AI率却被判为37%，内心挺气愤的。”

六月，舒然通过了论文答辩，顺利拿到了毕业证。毕业论文躺在她的电脑中。偶尔，她会回想起降论文AI率的“痛苦过程”，好像只是“稀里糊涂”完成了一个任务。

龙博互娱在舒然两万三千字的论文中，有几十段文字被检测出“中风险”和“高风险”。舒然解释，这意味着自己的毕业论文虽是原创的，却因为“AI率较高”无法达到学校论文过审的要求。

他指的是在2023年8月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草案）》中，草案明确学位论文或者实践成果存在抄袭、剽窃、伪造、数据造假、人工智能代写等学术不端行为的，经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决定由学位授予单位撤销学位证书。

去年12月，古思琪完成了毕业论文的开题报告。今年2月，她开始写初稿。查阅资料、构思和写稿，大概花了两周时间，她把论文初稿交到老师手中。之后再根据老师的建议修改，一篇本科毕业论文便算完成。

古思琪就读的学校今年也有新的规定。不同于往年的纸质版定稿，学生需通过知网系统上传论文。定稿之后，到了5月，学校才通知学生，要查AI率。古思琪心想，我都写好了，不会再改了吧。“老师只说如果评优的论文（AI率）需要在10%以下，但没有说合格的论文AI率要低于多少。”古思琪回忆。

当时舒然觉得“还挺新奇”，但她心想，这样的论文肯定重率高，自己的论文都是一个字一个字写的。当舒然把论文提交后，出现在她眼前的查重率只有1%，但AI报告也是“中风险”。

她的具体修改方式是，用同义词替换，或者调整一下句子的顺序，或者用一些更“高级”的词汇，以此对抗“AI给出的机械和低级的词句”。但她没想到，再次检测的结果竟变成了“高风险”。

林天乐的专业是自动化方向，有时他会使用AI询问某句代码的相关含义，“AI会给出比人更加耐心和详细的回答”。他认可AI是一种实用工具。但是对于通过AI查论文的AI率，他觉得检测标准和准确率并不能令人信服。

一篇论文生产提交的前后，AI作为使用的辅助工具，再用作检测AI代写的系统，之后再成为降AI率的工具，“AI主导了一切”，林天乐说。

针对被误判的行为，受访大学生们的共同疑问是，程序是怎么判定的？“很多人用AI是为了将自己的口语变得学术化，现在为了避检，却要故意将学术化语言改得更口语化。”浙江一所高校的大四毕业生古思琪说。

她听有同学说自己在致谢里感谢某位老师的话语，也被标成AI写作了。她不知道自己的论文被判为AI代写的原因，改起来也无从下手。最初改完之后一查，只下降了1%。

随着AI的流行，不乏学生会在论文写作时借助AI生成。根据一些高校的官网消息，针对2024届毕业生，这些学校首次发布了有关AIGC（生成式人工智能）检测的通知，明确学生在进行毕业设计（论文）时，应严格遵守学术规范和学术道德，避免过度依赖智能生成内容，确保毕业设计（论文）的独立性和原创性。

舒然通过上网查询得知，这款软件能够提供论文查重、格式检测、格式校正、论文管理等功能。论文查重主要通过与期刊数据库比对，找出论文中内容的重复率。

改了一天后，又回到起点。舒然觉得这样的修改方法太慢，于是继续上网搜寻。这次，她通过提炼其他人降AI率的经验，总结出一句她背得“滚瓜烂熟的法则”，即“复杂变简单，正话反说，主动变被动，简单变复杂”。

古思琪觉得，“AI的逻辑和人的逻辑有一定的差距。它会带有一些人的想法，但是没有我们人写得那么顺畅，看着很别扭。”她说，AI只会抓住一些关键词，识别论文是否是AI写的。所以，用AI来改AI率就显得很矛盾。

林天乐曾将自己的困惑告诉论文指导老师。老师觉得，检测系统目前的确不太智能，但学校已有相关规定。除了鼓励他加紧修改外，也没有其他办法。

学校虽然提供了一次免费的检测机会，但舒然想用在最终稿上，因为检测报告一出来，系统会直接提交给老师。她先后自己花了200多块钱，购买了四次检测机会。

起初，学校通知是这天零点前交稿，由于AI检测系统不稳定，很多同学没有成功交上去，学校不得不把截稿时间推迟到第二天的中午12点。

之后，她又搜到一些大学毕业生降AI率的经验分享帖，说要去掉论文中“首先”、“其次”、“和”等字词，以及调换语句和语序等等。她用这种方法再次修改了一遍论文，论文又变回到“中风险”。

但是舒然感觉，她把室友的论文也改得“难以入目”。为了降AI率，她和其他同学一样，不再顾及论文内容的通顺和流畅。不过，最后她还是顺利通过了答辩。

最后有几段内容，她实在不知道怎么修改，也不能删掉。于是她用降重的方法，先翻译成英语，再翻译回中文，AI率最终降到学校要求的15%。她身边有同学为了降AI率，先把中文翻译成爱沙尼亚语，再翻译成中文。

林天乐学校要求，AI率要低于30%。超过这个比例，论文盲审不能通过，就无法毕业。他上传论文后，查出来的结果是37%。林天乐表示，标成AI的那些内容，都是他自己写的。

论文上传到检测系统后，古思琪发现，她自己写的某一段话，“一个逻辑性很强的结论”，却被认定为是AI写的。虽然没有具体的比例要求，但老师说尽量把论文的AI率降下来。降之前，古思琪论文的AI率是38%。

大概过了半个月，她写完论文初稿。按照学校的要求，她的毕业论文字数要在两万以上。一遍遍修改后，舒然的论文字数停留在两万三千字。

这也让她思考，当AI越来越智能化，它写出来的东西“很高级、很专业，越来越接近人类时，又用AI检测系统让我们去降低AI率，那不就是把我们自己变得不像人类了吗？”舒然觉得，这是一个悖论。

一个月后，舒然开始写论文初稿。撰写论文期间，她已经进入一家公司实习。每天下班后，她趴在电脑前绞尽脑汁，写到半夜才休息。周末两天，她把所有时间都投入到论文写作中。

未来，古思琪打算读研究生，她认为之后的论文可能都会进行AI检测，检测是必要的，“因为现在的确有很多人直接用AI代写”。但是她自己写的内容，也被判定为AI代写，说明系统还不完善。

在舒然提交之前，她的一个室友先进行了AI检测。结果是查重率13%，AI检测“中风险”。室友对此结果并不意外，她告诉舒然，自己的论文有一部分是AI代写的。

论文被判成“高风险”之后，舒然先冷静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她开始上网到处搜索降低风险的方法。刚开始，她尝试了几款可以降AI率的AI工具，“但都没啥用。”

写完论文初稿一个星期后，舒然发给导师。导师提出修改意见后，她从标题到框架全部“人工”修改了一遍，直到对自己满意为止。在答辩前两周，她将论文提交到AI工具里检测。

因为已经保送了研究生，林天乐对自己的论文要求较高。每天早上9点，他就跑到实验室打卡写论文，一直写到晚上八九点，有时候熬夜写到十一二点。持续了一个学期，论文写了近四万字。

刚开始改论文，舒然根据软件里标红和标黄的提示，自己琢磨修改。对于那些跟其他内容相似的句子，“看着它有点像AI”，便逐字逐句地改。

但论文查出来的AI率仍有30.13%，他觉得自己可能要延期毕业了。他记得那个夜晚，班里几乎所有同学跟他一样，因为AI率通宵熬夜修改论文。

对于那些被误判为AI写作毕业论文的学生，机器反馈给他们一个数字，他们没有申诉途径，只能按照机器的运行逻辑修改。一个明显的悖论是，当人工智能越来越像人类时，人类自己写的句子也越来越像人工智能。此时，用AI检测是否使用AI代写，他们的论文被误判为AI代写的可能性就越高。

截稿时间越来越紧迫，他只能继续删掉标红的几千字。他知道这对论文内容有一定影响，“观感没有之前那么好，但是没有办法，至少能顺利毕业了。”

不同的查重系统算法和数据库大小不一样，比如知网查重的规则是13个字符，即6.5个字连续重复就会被标红。而AI检测的目的在于识别出哪些内容是由AI生成，通过分析语言风格、检测重复内容、语法和逻辑进行判断。

虽然最后林天乐的论文如愿以偿被评为优秀毕业论文，但他仍有种无处诉说的冤屈感。“根本没用过AI写，难道要让人承认没做过的事情吗？”他为此难过了几天。

原本信心十足，读博士的师兄也夸赞他论文内容丰富，图表画得好看，查重率从来没超过3%，却被检测出AI代写，林天乐心情跌落谷底。

接受采访的学生们都认为，AI检测某种程度上的确可以防止学生用AI代写论文，但是目前的AI检测功能尚不成熟。“很难理解它是怎么判断为AI写作的，因为就算是人工写作，或者经过修改，也会再次检测成AI代写。”舒然说，用科技制裁科技的结果，会导致跟论文的要求相反。

在学校要求开始查AI率之后，古思琪跟导师交流过。她的导师平时很喜欢使用AI辅助教学，也不限制学生使用AI。导师觉得使用AI能帮助学生拓展思维，“比如AI给出了三种想法，如果你能不限于AI的想法，拓展出四五种，就掌握了和AI互动的主动权。”

她舒了一口气，迫不及待跟同学分享自己降AI率的方法，熬夜帮室友的论文改至“低风险”。“室友开心得不得了，说你就是我们宿舍的神。”

她听说可以用AI降AI率后，也尝试过用ChatGPT和其他软件。当时她想清除关联词的部分，但最后的结果和她自己想写的“完全无关”。

学校的另一个要求是，除了一般的查重外，学生需使用一款叫“格子达”的AI工具作为论文引用检测系统，检测的结果必须是“低风险”。

为了更快速和高效，被检测标红的部分，林天乐全部删掉，直接再重写一遍。改了三遍之后，论文中仍然有标红的地方，他继续改写一遍，最后AI率只降了不到7%。

林天乐就读的学校今年是第一次进行AI检测毕业论文。虽然系统还在公测阶段，但已经开始使用。“之前不是说《学位法》要检测AI，但是最终法律把AI那条删掉了。因为它本来就只能根据简单的措词来判断，而且是疑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