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案中，涉案视频中带有甲某面部清晰近照，从面貌特征上可推知信息主体为未成年人的可能性较高，视频使用了极端恶俗、下流的语言针对女性未成年人进行了人格侮辱和人身攻击。此外，视频还披露了甲某的真实姓名、微信号等个人信息，附加极度诋毁人格、甚至可能被误以为是“招嫖”的语言。涉案信息不仅可能引发人肉搜索和侵扰私人生活安宁、侵犯隐私的风险，还明显为涉黄谣言，严重侵害女性未成年人社会清誉，其侵权内容显而易见、易于判断。

新京报记者获悉，北京互联网法院对此案进行了当庭宣判，判决被告某科技公司向原告甲某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及合理支出。宣判后，法官进行了判后释明和普法指引，向被告某科技公司释明了法律法规关于平台责任的规定，尤其是未成年人保护方面的特殊要求，鼓励被告及时主动履行生效判决，并提示被告在其今后的经营过程中，切实提升技术措施和管理水平，尽到未成年人保护的社会责任。该案目前正在上诉期，判决尚未生效。

甲同学发现乙同学在朋友圈发布该视频后报警，涉案视频随后下架。因乙同学和制作视频的同学均为未成年人，经甲同学及其监护人同意，公安机关未对其作出行政或刑事案件处理。

法官呼吁，包括网络服务提供者在内的各方主体均应落实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社会责任，预防和阻止涉未成年人违法信息的传播，共同织密未成年人保护网，为青少年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

凤凰直播近日，北京互联网法院一审审结一起涉未成年人网络欺凌案件。因网络平台出现包含自己肖像、姓名等个人信息且造黄谣的视频，这名未成年人将传播侵权信息的网络平台诉至法院。

因此，本案情形符合法律规定的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的情形，在网络服务提供者未采取必要措施的情况下，应与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法律规定承担连带责任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部分或者全部连带责任人承担责任。本案中，甲某选择向软件运营者主张全部的赔偿责任，于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

法官提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网络保护专章以及新出台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专门就预防和惩治网络欺凌行为作出规定，并规定了网络平台相应的未成年人保护义务，要求网络平台建立健全网络欺凌行为的预警预防、识别监测和处置机制。

该案中，甲同学和乙同学都是未成年人，在校学习时因琐事产生矛盾，乙同学便委托另外一同学通过某社交软件制作了涉案视频，该视频包含甲某的肖像、姓名、微信号等个人信息，并包含造黄谣、招嫖广告等内容。该视频在某社交软件中迅速传播，一天内浏览量即超过三万。

法院认为，平台对涉及隐私、涉性谣言等严重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违法信息审查应尽到更高的注意义务，此案中平台未及时处理侵权信息应承担侵权责任，赔偿被告精神损害抚慰金及合理支出。

原告甲同学认为，被告某科技公司作为涉案软件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承担侵权连带责任，遂将该科技公司起诉至法院，要求该公司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及合理支出。

法院经审理认为，法律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涉案视频指向未成年人，在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承担民事责任时，需秉持“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结合网络服务提供者服务性质和对信息作出的处理情况、涉案信息侵权类型及明显程度、浏览量及影响范围、应当具备管理信息的能力和采取预防合理措施的情况等因素进行评判。

法官表示，近日，教育部办公厅印发通知，对各地开展的校园暴力与学生欺凌防范治理专项行动提出具体工作要求。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未成年人触网的普及，未成年人网络欺凌问题逐步受到社会关注。由于未成年人身心尚未成熟，自我保护能力不足，加之网络传播存在瞬时性和广泛性，人格权一旦遭到侵害即难以弥补，更应强化网络环境对于未成年人的特殊、优先保护。网络服务提供者对网络欺凌的预防和处置具有信息技术优势，应采取有效的技术和人工保障措施，切实提高未成年人保护水平。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七条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本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生效前侵权责任法的相应条款)本案判决明确，网络平台除承担“通知－删除”的事后处置义务外，还需尽到采取预防侵权措施的事前义务和“明知或应知”侵权行为情况下的事中处置义务。特别是针对涉及隐私、涉性谣言等严重侵害未成年人人格权益的违法信息，网络平台应贯彻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尽到更高的注意义务，主动及时进行监测和处置，给予未成年人更为靠前一步的保护。

此外，涉案视频从发布到删除仅一天时间，即已产生了超过三万的浏览量，引发了相对较高的网络关注和社会影响程度。此种短时间飙升的情形，应更易于触发技术监测和响应或人工审查，进而提升网络服务提供者知晓涉案信息的可能性。由于未成年人易受侵害、网络传播的瞬时性和广泛性、人格权一旦遭到侵害即难以弥补，对于涉及未成年人的信息管理，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尽到更高的注意义务。现有证据无法证明被告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对涉案信息进行了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