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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建直言，上一轮以旧换新政策实施时，我国仍处于城市化的初级阶段，房地产债务、房屋供给量、城市开发程度和基础设施建设等发展空间巨大，城乡生活水平差距明显，农村家电、汽车等保有率相对较低，以旧换新实际上瞄准了县镇和农村下沉市场，以家电下乡的形式释放农村消费空间。用苏剑的话说，2009年开始全面铺开的以旧换新一下就把中国经济给“拉上来”了。

董明珠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建议，应明文规定家电的使用年限，“虽然它没有坏，但是它已经在老化，性能也下降，会威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为什么是这七大领域？郭占强说，它们在国民经济体系的供给侧占有绝对优势比例，覆盖衣食住行娱各领域，且与公众生活密切相关。另外，我国部分工业基础材料的主流企业，设备普遍在役10年以上甚至长达15年，当年的技术水平距离如今现代化产业体系下智能化、绿色化和融合化的要求有很大差距。

而当下，赵建认为，城乡差距已经缩小，“缺乏落差势能，房地产带动内需的扩张恢复减弱，甚至成为负累，城市需求近乎饱和，加上耐用品寿命较长，以旧换新的空间有待观察”。

但戴铁军在南方某省调研时发现，一个试点地区的被批准的拆解处理企业的数量远远不止规定的1至2家。另外，走街串巷的民间“游击队”因其运营成本低、定价自主灵活、回收便利吸引收购了大量的废旧电器，之后便将核心部分进行非法拆解销售，催生了大量以经济利益为导向、不计环境代价的产业链。对比之下，具备资质的正规回收与处理企业却面临收集率低，因经营成本过高、回收价格偏低而“无米下锅”的困扰。

西泽研究院院长、首席经济学家论坛成员赵建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补贴的力度、中央和地方的比例要视消费者和生产者弹性测算而定，力度过大过小都会造成财政浪费。

他坦言这一轮以旧换新促进消费的目标会面临消费者和投资者预期偏弱的挑战。苏剑也直言，当前百姓需要一定的储蓄才能重获安全感，这种心态或会令政策效果打折扣。

比如无锡市商务局就表示，将对属于家电以旧换新且单件实付金额达到4000元、6000元、10000元的消费者，额外再给予200元、300元、500元的以旧换新激励。美的、格力、比亚迪等品牌也相继推出旧家电抵扣的促销活动及置换补贴。

上一轮以旧换新的财政补贴涉及交售旧家电并购买新家电的消费者、中标家电回收企业及家电拆解处理企业。而这一轮补贴的覆盖群体，补贴到底从需求端直接刺激，还是从生产端通过降低生产成本来影响售价来刺激消费和投资？赵建认为，不同的行业需要不同的政策，要根据政策实施的反馈不断调整，以保证政策效果最大化。

《方案》指出，加大财税、金融、投资等政策支持力度，打好政策组合拳，引导商家适度让利，形成更新换代规模效应。在苏剑看来，这意味着较上轮以旧换新，此次政策的力度空前。

郭占强也表示，家电和汽车的寿命一般分别是10至15年和8至10年，理论上看，当前我国汽车和家电都已进入了“换新”的高峰期。京东家电家居生活事业部服务业务相关负责人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根据行业预估，这些存量的家电会以每年10%的比例被淘汰。

先进设备的更新将会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国家发改委主任郑栅洁在今年全国两会上表示，设备更新初步估算将是一个年规模5万亿元以上的市场。

资金的问题不仅仅存在于循环经济内部。此轮以旧换新推开之后，舆论最为关心的话题也是，当前各部门各地方在过“紧日子”的情况下，钱从哪来？

戴铁军也表示，国际上规范回收的通行做法是实行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不同的利益主体都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在德国，回收处理费用由政府、生产商、消费者等予以不同比例的分摊，这样可以促使生产者自设计阶段就从产品生命周期角度考虑无害原料的使用与再循环设计，并主动参与到回收处理过程中，从而形成源头防治污染的有效激励。

相关数据也证实这一体系尚未规范建设。2023年，我国废旧家电回收总量达450万吨，但通过正规渠道回收，实现环保拆解和再回收的比例仅占20%左右。中国循环经济协会数据也显示，我国平均每年产生4亿部以上废旧手机，但只有约5%的废旧手机能够进入专业回收平台、以旧换新活动等回收渠道。

非法拆解野蛮生长下，环境污染随之而来。国务院法制办、环境保护部原负责人在2009年答记者问时曾指出，一些地方的个体手工作坊为了追求短期效益，采用露天焚烧、强酸浸泡等原始落后方式提取贵金属，随意排放废气、废液、废渣，对大气、土壤和水体造成了严重污染。

比如国家水泥行业能效标杆水平以上的熟料产能比例应达到30%，能效基准水平以下熟料产能应基本清零。但实践中，水泥行业部分产能的能效水平低于国家基准水平，更远达不到国家能效标杆水平的要求。

清华苏州环境创新研究院副院长么新曾参与15年前以旧换新政策的制定，他表示，目前回收利用环节最大的堵点是回收体系的规范建设。

上一轮支持消费的直接财政补贴发生在2009至2013年，补贴资金由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共同负担。其中，中央财政负担80%，省级财政负担20%。

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今年全国两会上表示，在用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的乘用车超过1600万辆，其中车龄15年以上的超过700万辆；平均每年约有2.7亿台家电按标准超过了安全使用年限。郑栅洁也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指出，汽车、家电更新换代能创造万亿规模的市场空间。

据商务部当年数据，2010年以旧换新拉动消费1700多亿元，全国以旧换新累计销售新家电3222.4万台，实现销售额1211.1亿元，回收旧家电3344.6万台。汽车方面，截至2010年5月24日，全国共办理补贴车辆10.6万辆，补贴金额14亿元，拉动新车消费126亿元。

长期从事循环经济政策与实践研究的北京工业大学教授戴铁军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2009年印发的《家电以旧换新实施办法》对拆解处理企业的要求是，试点期间，原则上每个试点省份选择1到2家拆解处理企业，试点城市选择1家。非指定的拆解处理企业不得收购和处理以旧换新的旧家电。

而在消费品领域，如何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望也需要得到关注。特别是家电领域，家电“寿命”并未在消费者中形成共识。上述京东家电家居生活事业部服务业务相关负责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不少消费者缺乏家电“寿命”的概念，对反复出现故障的产品一修再修。

广东汕头一家环保企业负责人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拆解企业回收成本比较高，以空调为例，回收价格为470元，但拆解之后仅能售出420元，因此基金补贴是废旧家电拆解企业能盈利的关键。

国家统计局和公安部数据显示，2009年我国家庭拥有的电器数量和汽车超过20亿台和0.72亿辆。这两个数据在2023年，分别达到了30亿台和3.4亿辆。

这些轰鸣的机器是重庆秋田齿轮有限责任公司去年刚刚耗资1.6亿元更新的高端摩托车齿轮加工设备和新能源汽车齿轮加工设备，据公司副董事长、总裁刘一透露，该公司每年用于技术改造和扩大产能的设备更新升级资金达到1亿多元，“我们在等待这个政策出来，可以说期盼已久”。

事实上，早在2009年，家电、汽车以旧换新的政策就曾在全国轰轰烈烈推行。时隔15年，新一轮的以旧换新究竟“新”在何处，又该如何畅通进行？

“这一轮史无前例地将生产设备更新纳入以旧换新的范围。”中国循环经济协会秘书长郭占强长期从事循环经济相关政策研究与产业咨询工作，他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

3月13日，国务院印发《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下称《方案》)，明确实施设备更新、消费品以旧换新、回收循环利用、标准提升四大行动。

多位专家都认可，当时以旧换新政策效果不错，扩大内需、提振消费的效果显著。但他们也指出，当下的消费场景、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此外，电商平台也已经发力。苏宁易购已经上线以旧换新百亿补贴专场，提供最高30%直降的大额补贴。京东则宣布将联合3C数码、家电家居、汽车等品牌共同投入65亿元以支持新一轮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

“应明确企业自主承担以旧换新责任，取消过多的政府补贴。”全国人大代表、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建议，要规范二手家电市场，建立健全废旧家电回收体系，并加强监管和评估，提高消费者参与度。

刘一说的政策是最近正在被大力推进的以旧换新。3月28日，国务院召开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强调，要扎实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以更新换代有力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和城乡居民生活品质提升。

另一个问题在于资金的投入。2011年，国家建立了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基金，以扶持拆解行业“正规军”，按照要求，电器及电子产品的生产者等需要缴纳基金，拆解企业则享受补贴。

他还特别指出，如果供给产生变化而消费不跟着行动，又会带来新的产能过剩。因此，设备更新、消费品以旧换新、标准提升以及作为兜底的回收循环利用这四个行动环环相扣。

郭占强说，设备更新在生产端的作用是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和过剩产能，为新技术、新设备、新理念、新业态，“也就是为新质生产力的应用创造空间”。

186棋牌工具在距离重庆解放碑20公里处的大渡口区建桥工业园区的精密制造生产车间里，原本粗糙的齿轮在磨齿机的打磨下逐渐光滑、圆润起来，工人们忙碌地穿梭于生产线之间。

在上一轮侧重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行动中，循环经济的建立是其中的难点问题之一。而在这一轮，回收循环利用也是拆解的四大行动之一。

《方案》指出，将重点聚焦工业、农业、建筑、交通、教育、文旅、医疗七个领域，涉及钢铁、建材、电力、机械、航空、船舶、电子等重点行业及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等设备更新。

“其实它起到一个牵引的作用。”郭占强认为，“换”什么和“更新”什么的目标都需要标准提升来做参照，提高产品的性能标准、能源的利用效率等。

苏剑则指出，应把提高产品和设备性能作为刺激需求或者消费的抓手，尤其是像耐用的白色家电，只有功能迭代或性能跃迁，消费才更具吸引力。

作为今年的政策“热词”，以旧换新首次作为关键词出现在去年12月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当时其作为扩大内需的信号开始释放。其后，该词又出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今年全国两会等会议中。

郭占强以《方案》中提到的建筑领域为例，传统的建筑能效比较低，外墙保温缺少通风系统，供水系统、管道、应急消防设备等也面临老化带来的安全风险，加上老龄化趋势的加剧，无电梯的住宅楼缺乏适老性的改造，因此大量四五十年以上住宅的设施设备升级和节能改造迫在眉睫。

因此他建议，要制定贯穿电子产品整个生命周期的溯源技术标准和回收规范，明确谁生产谁负责、谁使用谁负责、谁消费谁负责、谁污染谁负责的环境责任和经济责任体系，以保障回收行业健康持续的发展。

和15年前相似的是，消费品以旧换新再次被提及，不过，其本质内涵已经截然不同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国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苏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较上一轮“家电、汽车下乡”满足民众刚性需求不同的是，这一轮重在“提质”，“新”在满足其改善性需求；目标群体也发生变化，当时侧重于农村添置全新的家用电器和汽车，这一轮“旧”是前提，不局限于农村市场，即针对已有汽车、家电等耐用消费品的拥有者。

数位受访者都指出，依赖财政补贴并非长久之计。郭占强强调，有限的财政补贴只能维持企业生存，难以助力其升级。对传统拆解企业而言，实现产业的升级需要有持续的投资能力和创新能力，否则会在这一轮以旧换新的转型中被淘汰。

苏剑说，政策目标人群和企业要精准。对于设备确实老旧有需求的企业，可以借此东风进行升级改造，恰逢其时的优惠政策会有助其作出更新决策和行动。

与生产端相似，需求端的“提质升级”也面临标准的变化，从过去的“有没有”到当下的“好不好”。正因为如此，国务院印发的《方案》将以旧换新拆解成了四大行动，其中一个就是标准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