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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福建莆田，湄洲岛国家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今年6月就“缓解农村大龄未婚问题”答复称，该区始终坚持对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行为的人和事的整治、引导，通过不断完善村规民约，充分发挥红白理事会的作用，约定俗成相关标准，不断巩固婚嫁彩礼6.8万元的文明风尚，同时积极倡导“零聘金”或“低聘金”，引导未婚青年树立正确的婚姻观的同时有效降低结婚成本，减轻适龄青年结婚压力，形成良好的移风易俗倡导新风舆论氛围，推动社会文明风尚实现良性发展。

据漳平市民政局今年5月介绍，漳平每个行政村均成立了红白理事会，建立了红白理事会台账，将婚事新办纳入村规民约。引导人们移风易俗，逐步摒弃农村结婚的繁杂仪式和昂贵的彩礼聘金，树立节俭的婚姻观。

“近三年婚姻登记数据表明，我县初婚年龄呈现大龄化且逐年升高，结婚人数逐年下降，其中高层次女性人才、家庭经济条件较差农村男青年单身比例较高，出现明显的‘农村男生娶不到，城市女生嫁不出’现象。”今年7月，一份发布在江西省宜春市铜鼓县网站上的提案答复称，大龄青年婚恋难问题成为了普遍的社会现象，构建健全的大龄青年婚恋社会支持机制迫在眉睫。

在相关答复中，富源县民政局的这些举措值得关注。例如，当地称，将推进婚俗改革，提倡不办婚礼仅领结婚证，提倡取消彩礼嫁妆，提倡子、女共担养老责任，提倡子女姓氏分别随父、随母；重视乡村教育，提高人口素质，均衡城乡教育资源，让农村人口享受到同等教育资源，提高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增强个体在社会生活中的竞争力；发展乡村产业，留住劳动力资源，让农村劳动力可以留在家乡务工，特别是减少女性劳动力外流，增加局部区域农村男性青年婚配机会。

富源县民政局分析，人口性别比例失衡是产生问题的根本原因。据有关部门统计，1980年至2010年间我国出生人口男性比女性多出约3600万，意味着1980年以后出生的男性将有10%-15%难以婚配。

当地持续深入开展“两治一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农村建设品质提升、村庄清洁等专项行动，推动村庄从干净整洁向美丽宜居升级，提升农村青年的获得感、幸福感，吸引更多外出务工的适婚青年返乡。

富源县民政局还透露，将大力发展政府组织牵头的婚介服务。一是规范和发展并重，由政府组织牵头，推行有偿婚介服务，建立有婚介需求适龄人群数据库，让有需求人群共享数据信息，增加双向选择机会。二是大力发展国际婚介服务，特别是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婚介交流，在政策上为涉外婚姻的实现及婚后社会融入提供便捷通道。

此外，漳平市市人社部门引导农村大龄青年参加人社部门组织的职业技能培训，使之掌握一定的职业技能，提升职业竞争力，根据该市的产业状况，重点引导参加制茶、评茶、电工、焊工、食用菌栽培等方面的职业技能培训，稳定和提高农村大龄青年的经济收入。参加该市举办的“春风行动”、“民营企业”、“夏季招聘”“带岗直播”等各种线上、线下招聘活动，解决农村大龄青年的就业问题，提高该部分群体的经济收入。

城乡差距是导致这一问题的直接原因。农村青年仍然普遍存在着收入水平低、文化水平低、生产生活技能低的现状，加之农村与城市仍然存在着生产生活条件与经济发展的差距，这一问题在农村，尤其是地处偏远、贫困落后的地方尤其突出。

当地通过委托湄洲湾职业技术学院常态化开展高素质农民培训工程、深入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持续组织实施高素质农民学历提升工程等，不断丰富职业技能培训渠道和内容，开拓眼界，启发思维，提高青年技能水平和增收本领。同时积极贯彻落实创业担保贷款、创业补贴等就业创业优惠政策，降低创业成本，激发青年创业热情，解决就业和致富问题，为婚姻创造良好基础。

铜鼓县文明办、县妇联、县人社局和县总工会联名回应称，为解决大龄青年婚恋难问题，采用如下举措施逐步解决问题。一是着眼长效，健全婚恋社会支持体系。把各级党委、政府和部门重视关注青年婚恋问题，纳入移风易俗、基层社会治理工作考核指标中，通过部门联动方式推动凝聚全社会关心和解决青年婚恋问题的合力。二是加强教育，引导树立正确婚恋观。联动工青妇等群团组织切实做好舆论宣传和教育引导，积极组织策划开展融入婚恋文明内涵的群众性活动。三是多措并举提升青年婚恋能力。结合产业园等相关政策，积极推动农村就业困难群众的就业，同时积极建立和发展“红娘”大数据，整合婚恋相亲交友活动，探索打造青年们喜爱的集体婚礼、相亲交友、文体兴趣、组团参与志愿活动等项目，激发青年参与热情。

欧亿“农村大龄男青年婚配难已经成为越来越突出的社会问题。据调查，在我县广大农村，每个村少则几个、多则几十个大龄男青年找不到配偶已成为普遍现象。这些大龄男青年由于不能按部就班顺利组建家庭，无法实现传统认知思维下的个人生命周期模式，逐渐被现实社会边缘化。”近日，云南省曲靖市富源县民政局在答复提案时表示。

高价彩礼是加剧问题的又一重要成因。受不良价值观的影响，彩礼的多少几乎成了评判婚前男方优劣的唯一条件，女方家庭动辄提出十几万、甚至几十万的彩礼要求，让一般农村家庭望婚兴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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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批通报中，青海省省级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介绍，西宁市湟中区“留痕式”宣讲倒逼基层干部弄虚作假。该区多巴镇在文明村镇测评和“一学三促”政策宣讲时，为不耽误群众农事，对需宣讲的多个政策进行统筹安排、一并开展，但要求每宣讲一个政策就要拍照打卡留痕、撰写一条信息、制作一条横幅，倒逼乡镇干部工作摆拍、信息造假，宣讲工作异化成“留痕”工作；

青海省省级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指出，上述3起典型问题，反映出有的单位将教师“短期借调”变为“长期占有”；有的职能部门对行业监管流于形式，向下层层转嫁任务推卸主体责任；有的政务应用程序过多，加重基层干部负担，影响工作质效。各地区各单位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形式主义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强化思想认识。要对照《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要求，切实把为基层减负工作扛在肩上、抓在手上。要对照通报的典型问题，对号入座、反躬自省，深刻剖析形式主义问题产生的思想根源，树立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用力纠治形式主义顽瘴痼疾，真正为基层减负赋能。

欧亿近日，青海省级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发文点名，西宁市大通县委党史研究室等单位长期借调教师从事非教学工作，影响个人评优晋升和日常教学。

通报显示，自2016年起，大通县委党史研究室、巡察办和县文联、县乡村振兴办公室、县爱卫办等单位，先后借调9名中小学教师从事非教学工作，平均借调时长超过5年，最长借调时间超过8年。由于长期借调，被借调教师在原单位工作考核中连续多年只能被评定为“合格”，既影响个人评优评先和职称晋升，也影响日常教学工作。

通报还称，西宁市湟源县消防主管部门以属地管理为名转嫁责任加重基层负担。该县消防主管部门与城关镇及所辖各村（社区）层层签订《2023年消防工作目标责任书》，将原本属于自身的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消防宣传教育培训等责任，以属地管理为名下派给村（社区）承担。年末对各村（社区）消防目标工作完成情况进行考评，明确规定“凡管辖领域内发生一起亡人火灾事故的村（社区）不能评为先进，同时予以通报批评”，致使基层压力大、负担重。

另外，玉树州囊谦县对政务应用程序整治不力，基层干部盯群回复应答耗费大量精力。该县各乡镇“一把手”被要求加入由县水利局、生态环境保护局、民政局等部门建立的业务类微信工作群，平均达20个以上，基层干部每日盯群回复应答耗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同时，各乡镇自己建立的微信工作群平均达8个以上，大多职能重复，并无实际作用和意义。

西宁市城西区委组织部对组织工作信息“定数量、搞排名、季约谈”，重复考核增加基层负担。该区委组织部制定全区组织工作信息办理和信息报送采用评分方案，要求全区各领域、各层级基层党组织每2周报送1篇综合类信息，每月至少报送1篇180字以内的信息，并实行信息工作考核评比制度，将信息撰写报送情况纳入季度末和年终党建考核，按积分进行排名通报，对每季度排名靠后的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及联点组工干部进行约谈，造成基层疲于应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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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光明学子们总有一份淡淡的遗憾：在璀璨的淮海路夜景映衬下，这所百年名校因缺乏景观照明，在夜间显得沉闷或冷清，甚至有些昏暗。

欧亿百年名校在金秋九月的夜晚被璀璨点亮，是源于同学们主动展开课题研究，由此形成了一份“模拟政协提案”，而后受到了市、区两级多位政协委员的关注。最终，“点亮光明”——首届上海国际光影节黄浦区分会场开幕活动暨黄浦区三级政协委员携手光明中学学生“协商文化进校园”提案成果展示得以在近日登场。

除了创意设计效果外，同学们还对建筑保护、开幕式场景布置等方面提出了不少意见和建议，黄浦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在制订项目实施方案时也充分考虑了师生们的使用体验。在灯具选择上，最大化地避免在建筑本体上安装过多灯具，而是通过地埋灯和精准调光远投等方式达成既定设计效果。在施工工艺上，团队对建筑结构的凹进与凸出等细微特征进行了反复的精确测量，以确保后续施工时灯具和线路的隐蔽性，致力于在细节上做到尽善尽美。在实际效果把控上，提前进行了十余轮灯光测试，精确控制灯具的光束角与眩光，使灯光显得柔和而温馨，整体光影氛围既雅致又独特，犹如温暖的晨曦透过窗帘洒在建筑上，光线在夜晚柔和而宁静地流淌。

“能否让夜晚的校园亮起来，融入城市景观？”高一（8）班的姚屹麟、盛子涵、王奕涵等30多名同学主动展开课题研究，在学校思政教师赵程斌的辅导下，撰写了一份“模拟政协提案”，得到了包括王美华、黄海清、施泳峰和光明中学校长朱晓薇在内的市、区两级多位政协委员的关注。

最终，一份《关于将光明中学教学楼纳入人民广场周边景观灯光升级改造工程范围》的提案正式形成，并于今年1月的黄浦区政协全会上提交，并被列为黄浦区政协2024年重点提案，由主席会议成员领衔督办。

本届光影节期间，除了将呈现主题为“外滩之魂恒新上海”的建筑常态灯光，还将通过光影艺术、音乐装置、建筑照明“三位一体”的表现形式，在老市府大楼的中庭区域打造具有独特韵味的沉浸式视听创意作品。作品将以这座记录着上海百年历史的建筑为载体，通过两个不同篇章的投影秀展示上海的历史深度和现代魅力。

其中，位于苏州河之畔的光陆大楼将以“光陆大戏院曙光剧场”的历史前身为背景，融合浪漫的视听元素，通过投影秀的形式构建出一个既怀旧又充满希望的梦幻世界。展演中既有“满船清梦压星河”的绝美意境，又有旧时的海报、海派爵士乐等怀旧演出场景，更有破晓来时，人们携梦前行，在曙光中迎接美好未来的深刻寓意。

光明中学地处上海市中心淮海东路和西藏南路的交界处，始建于1913年，竣工于1923年，是沪上百年名校，也是上海市第二批优秀历史建筑，其教学楼“新艺术派”与“罗马风”混合的折衷主义建筑风格也颇具特色。

此外，9月6日-9月26日，第三届“豫园·仲秋月神游”上演，为首届上海国际光影节黄浦区分会场系列活动预热。9月19日晚，“山海奇豫记之蘑菇丛林”灯组也在上海国际光影节主会场亮相，其创意源于《山海经》。

老市府大楼是上海解放后上海市人民政府首个所在地，以其独特的建筑风格与悠久的历史底蕴成为上海城市文化的重要象征，也是外滩第二立面更新成果的典范之作。

此外，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从黄浦区获悉，在本届光影节期间，作为12个分会场之一，黄浦区以“光咏经典”为主题，于光明中学、豫园商城、老市府大楼、外滩源-苏州河区域、世纪广场等地标性区域推出系列夜景活动、打造黄浦区夜景新品牌。

以此为契机，经过慎重讨论和广泛听取各方意见，黄浦区将光明中学景观照明建设工作纳入今年光影节分会场系列保障活动中，由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指导，黄浦区人民政府和黄浦区政协共同牵头打造“点亮光明”——首届上海国际光影节黄浦区分会场开幕活动暨黄浦区三级政协委员携手光明中学学生“协商文化进校园”提案成果展示。

在科技艺术营活动中，同学们在上海照明学会和同济大学等专业团队的帮助下，依托于AIGC、数字媒体交互、声光交互等前沿技术，将脑中的创意付诸电子画笔一一呈现，并最终融入了光影节黄浦区分会场开幕活动中的创意声光展演中，将灵感外化为实际成果，践行了“人民城市”理念。

10月中旬，位于黄浦区汉口路193号的老市府大楼将带来一部题为“辉光日新”的光影音乐视听艺术作品，以创意投影秀和互动乐器表演装置的形式讲述城市变迁的“叙事诗”。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呈现最贴合建筑物文脉和气质的夜景效果，设计团队邀请学校师生深度参与了全过程设计环节，举办了景观照明知识分享学习会、科技艺术营等形式多样的配套活动，既有效推动了对设计方案的研究打磨，又引导青少年有序参与社会治理。

9月22日，“点亮光明”活动向公众开放，没有获得入场资格的市民游客也可以通过线上转播的形式一睹《光之梦》等夜景艺术作品的全貌。黄浦区表示，今后，光明中学将成为淮海路东门户夜景新标杆。

FAQ

分配不公和晋升难之外，工作的重复性也让人产生倦怠。张晓在一家新媒体公司担任运营3年了，她原以为新媒体工作可以发挥创造性，然而她发现，工作很容易形成套路，和自己的认知有很大落差，便逐渐失去思考、创新的动力。

由于审计工作性质原因，出差、加班对于郑阳来说是家常便饭。为适应艰苦、偏远的出差任务，他常常压缩自己的睡眠时间。工作几年后，郑阳的体检结果显示一些指标异常，他开始对工作产生抗拒。

中国心理学会注册心理师王嘉悦对记者表示，当前，一些企业探索建立EAP（员工帮助计划）服务，旨在通过提供心理咨询、职业生涯规划等服务，帮助职工解决心理健康问题，“然而，一些管理者以提高工作效率、降低离职率为主要目的开展服务，忽视了职工的内在需求，容易使服务走偏、流于形式化。”

如今，工作久了感到倦怠的人不在少数。2019年，世界卫生组织首次将“职业倦怠”作为职业健康综合征纳入《国际疾病分类》第11次修订本，指个体在工作重压下产生的身心疲劳与耗竭的状态，伴随长期压力体验产生的情感、态度和行为的衰竭。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党委副书记谢小云教授对《工人日报》记者表示，从组织层面看，职业倦怠主要源于工作要求与工作资源之间的不平衡。当职工面临过高的工作要求，比如时间压力、繁重的工作负荷，以及持续在线且即时响应工作时，就容易发生情绪耗竭。而当工作资源，包括上级反馈、组织支持等不足时，工作压力得不到有效缓解，则容易加剧职业倦怠。

那么，用人单位应如何帮助职工化解职业倦怠？有管理者认为，让职工休个长假或可以解决。对此，谢小云表示，化解职业倦怠，休假治标不治本，如果不从组织层面对职工工作进行支持和调整，其职业倦怠问题依然会长期存在，“应注重树立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来疏导和缓解职业倦怠。”

“一些人选择将工作物化、异化、陌生化，以减轻痛苦，但这也异化、陌生化了自己作为一个完整的人的意义感。”王嘉悦建议，一方面，职工可以通过自我维护和照顾，逐步提升心理弹性，提升自我效能感。另一方面，组织环境可以通过改善人际体验和关系支持，为职工提供消化问题的空间。

他建议，管理者要从组织层面着手，实现“标本兼治”。在组织机制层面，可以通过优化工作设计、合理分配工作任务等来平衡工作需求和职工的资源，同时增强团队合作和支持，确保职工下班后的工作脱离，帮助职工恢复心理资源。在企业文化层面，管理者要鼓励开放沟通和心理健康支持，建立容错、包容的组织环境，使员工感受到组织的关怀。（部分受访者为化名）

比起离职，不少年轻人开始采取“精神离职”的态度应对职业倦怠。所谓“精神离职”，是指在不丢掉工作的前提下，绝对不让工作占据私人时间。不过，也有人担心自己由此“摆烂”，却没有真正解决问题。

“面对职业倦怠，这种‘精神离职’的方法可以暂时缓解压力。”谢小云指出，然而，从长远来看，却会导致职工对组织的认同感下降，不利于个人的发展和组织的进步。

“当下，很多工作逐渐数字化、要求在线协作，使得工作与生活的界限渐趋模糊，容易造成职工的信息过载，无法‘离线休息’。而职工如果缺乏足够的休息时间和心理资源从中恢复，就使得职业倦怠的问题越发突出。”谢小云指出。

欧亿当下，很多工作逐渐数字化、要求在线协作，使得工作与生活的界限渐趋模糊，容易造成职工无法“离线休息”，进而导致职业倦怠的问题越发突出。专业人士建议，树立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来疏导和缓解职业倦怠。

“当职工陷入职业倦怠时，易引发生产力下降、离职率上升。而倦怠造成的心理状态会使得组织活力降低，不利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他建议，管理者应提高对职业倦怠的认知敏感度，了解职业倦怠的症状和影响，提高对问题的识别能力，及时提供反馈和支持。

2023年12月，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对1000名职场人士进行的调查显示，93.8%的受访者对工作有倦怠感，薪资达不到目标、工作时间长是倦怠的主要原因。

而郑阳发现，领导常常以他未成家为由，不公平地安排工作。同时，他发现，近两年公司评定绩效时，“有同事活儿干得没我多，评优和晋升却都比我快，领导美其名曰‘轮流坐庄’。”这导致薪资涨幅很低，让郑阳倍感失望。

在上海一家通信企业工作的夏凡已经数次收到公司提供的免费“心理咨询服务体验卡”。尽管有职业倦怠，他却一次都没有使用过。“比较担心自己的心理状态被记录在案，被管理人员掌握。”夏凡说。

与夏凡的经历不同，肖晴跳槽到一家药企后，最满意的是该企业建立了良好的沟通制度，职工可主动与直管领导约定时间，每周进行半小时到一小时不等的一对一聊天，解决工作中的困惑。

“我工作6年了，没想到现在领导、同事打来电话时，我竟然会感到心慌，忍不住地会回避。”90后的郑阳毕业后在北京一家企业担任审计，从职场新人到部门骨干，他成长得很快，也很有成就感。然而，当下，因为种种原因，他对工作感到深深的倦怠，开始重新思考工作的意义。

“我会跟领导聊项目的堵点，并开诚布公地说出我的想法和建议，这让我很快融入公司并高效地工作。”肖晴介绍，公司还设立了职业规划团队，外聘专家在心理小屋提供服务，帮助职工疏导工作和心理上的困惑。

前程无忧发布的《2022职业倦怠状况调查》显示，针对职业倦怠，超六成受访者希望在工作中获得心理健康支持，同时近四分之三的受访者表示目前企业管理者在察觉心理健康方面没有达到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