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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夷志略》还记载了台湾、澎湖是中国的领土，当时台湾属澎湖，澎湖隶属泉州晋江县，盐课、税收归晋江县。这恰好是郑和下西洋的一个空白点，也是17世纪之前中国人对台湾岛的历史记载之一。

两位航海家都采取了搭乘商船的方式，完成了自己的航海历程。他们都以纪实体裁写下了沿途所见所闻，回国后将游历情况写作并编纂成书。他们各自的著作《岛夷志》和《马可·波罗游记》，为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与融合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其次，两人的航海行动几乎活跃在同一历史时期。马可·波罗离开中国数十年后，汪大渊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城市泉州出发，随商船远航走出国门。

现存《岛夷志略》约2万字，书中记载的220余个国名、地名中，有些是初次见，有些甚至是仅见于该书。这些翔实记载，在历史、地理、文化、国际贸易等领域均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科学价值，是当前专家学者们了解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珍贵史料。

178体育提起中国的远洋航行，人们多半首推明代郑和七下西洋。鲜为人知的是，早在元代，被称为“东方的马可·波罗”的江西南昌人、民间航海家汪大渊就附商舶浮海，足迹遍及亚非几十个国家和地区。

值得一提的是，汪大渊远航给郑和下西洋带来借鉴。作为翻译官多次追随郑和下西洋的马欢，在《瀛涯胜览》一书中记述了下西洋期间的所见所闻。在该书序言中，马欢感慨：自己随郑和历涉诸邦，“其天时、气候、地理、人物，目击而身履之，然后知《岛夷志》所著者不诬”。马欢的实地考察，印证了汪大渊记载的真实性、准确性。

《岛夷志略》上承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和赵汝适《诸蕃志》，下启明马欢《瀛涯胜览》、费信《星槎胜览》等书，很早就引起了西方学者的重视，被译成英、法、日等多国文字供国外学者研究。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博士、苏州大学教授魏向东所著的《行走天下：中国行旅文化》一书中，将汪大渊称为“东方的马可·波罗”。

远航回国后，他把两次航海所见记录整理，写出了《岛夷志》。至正九年(1349年)冬，汪大渊过泉州，适逢吴鉴(元代文学家、历史学家)奉命主修《清源续志》(即泉州志)，因泉州为市舶司所在地，应记外事，遂将《岛夷志》附于《清源续志》之后。1350年春，汪大渊回到故乡南昌，复将该书以单行本刊印，并请张翥(元代诗人)作序，“以广其传”。后《岛夷志》佚失，所幸该书节选《岛夷志略》在清代被《四库全书》收录。

汪大渊出生地(今南昌市青云谱区施尧村)水运业较为发达，是古代当地水上交通良港和货运集散地。“江到南关古渡头，旁分一曲入溪流。垂杨夹道三千户，绕郭连樯数万舟。”宋朝诗人宗必经的《南浦》诗中，就描述了施尧村一带的航运盛景。汪大渊成长的这方水土，虽不是沿海一带，却是个连山通海的地方。对外航运频繁的成长环境，为他提供了远洋航海的信息基础。

章丽：与郑和下西洋全由朝廷造船出资不同，汪大渊几乎仅靠一己之力凭借商船完成了航海行动，他的故事比郑和早了半个多世纪。

章丽：汪大渊，字焕章，江西南昌人，生于元至大四年(1311年)。少年求学时，汪大渊天资聪颖，博览群书。他对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创作的《史记》爱不释手，尤其是《货殖列传》中南北各异的地理、自然、物产等内容，更是反复诵读，沉浸于“纸上神游”的同时，也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向往。他收集了许多记载各地奇闻逸事和风土人情的地理著作，对海外地理的游记格外痴迷。

汪大渊为何被称为“东方的马可·波罗”？他与郑和下西洋有何区别？豫章师范学院副教授章丽一直在从事文化和旅游国际传播研究，近日她在江西南昌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讲述这位中国民间航海家的故事。

　章丽，豫章师范学院副教授、文化与旅游学院新闻系主任，江西高校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江西省文化与旅游研究推广协会会员。发表学术论文10余篇，参与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主持或参与完成各类省、市级课题10余项，获得省级智库研究成果1项。

汪大渊先后两次出海，都是附舶远行。他没有自己专门的船只，也没有自己的生意，只是靠着搭乘商船不断航行，一段一段前往下一站。可以说，汪大渊的航海，完全是凭借以商船活动为基础的民间航行活动，这也是汪大渊远航与郑和下西洋的主要区别。

章丽：1330年冬春之交，弱冠之年的汪大渊由泉州港附舶(搭乘商船)出海，沿着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开始了他的第一次航海旅行。这次航行的区域，远至阿拉伯及非洲地带。1334年回到泉州，前后历时近5年。1337年，汪大渊第二次由泉州港出航，航涉的区域重点在南海诸岛周边国家。1339年夏秋间回到泉州，前后历时近3年。

章丽：在航海旅行中，凡所到之处，汪大渊对各地的地理山川、民情土俗、风景胜迹、奇事异闻、贸易货物等方面进行了详细、严谨的记录。

成年后的汪大渊束装远游，沿着赣江一路上溯，来到了福建泉州。泉州港古称为“刺桐港”，此时的刺桐港正值海上贸易空前繁荣之际，是梯航万国、舶商云集的“东方第一大港”。元代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取道泉州出海的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后来写道：“我们抵刺桐城，城甚大……刺桐港(泉州港)即在此城，印度一切船舶运载香料及其他一切贵重货物咸莅此港……商货宝石珍珠输入之多不可思议……”正是泉州港的舶商云集景象，进一步激发了汪大渊探险求奇的兴趣，促成了他日后两度远洋航行的壮举。

章丽：以共情激发国家之间的情感流动，是当下做好国际传播的可行路径。在人类与海洋接触的过程中，汪大渊无疑是冲锋在前的勇士。基于人类对航海探险的共同情感体验，将民间航海家汪大渊作为情感化标签进行国际传播，可为国际公众认知世界海洋文明成果提供“共情机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