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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王妍的企业已经进入落地前的准备。“这件事情没有前车之鉴，只能一点一点去摸索。如果要建一个满足我设想、需求的基地，牵扯到的环节非常多，从选址到环评、安监、食药、消防，不仅在技术上需要攻克，市场也需要一个一个环节去打通。”

2018年，李军棉在博鳌论坛结识了海南软件园的朋友。考虑到海南作为海洋省份，更注重环保，海南软件园也是国家和当地政府重点推广的产业园，她希望将“来个碗”总部设在海南。

联想到小时候家里不想做饭就去小饭店炒两个菜连碗一起带回家，吃完后再把餐具送回饭店的经历，王妍有了让外卖餐具循环使用起来的念头。

“可重复使用”之路道阻且长，但“减塑”却是不变的趋势。2020年初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公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规定，到2025年，塑料污染得到有效控制，进一步促进环保升级。2021年9月，《“十四五”塑料污染治理行动方案》出台，全链条治理塑料污染。

为了验证自己的想法，她开启了餐具循环商业模式的市场可行性实践调研：为公司送团餐使用不锈钢餐具代替一次性餐具，顾客选用一次性餐具或循环餐具，为循环餐具的清洗拍摄视频、直播等，但都以失败告终。“这些思路都不能解决一次性餐具的问题，而且循环餐具的清洗信任度也是个大问题。”

落地难的同时，两位创始人还面临着日益增加的成本压力。李军棉称，她已经往“来个碗”这个项目上面投了几千万。因为要做所有环节的配套，他们甚至连杯子都是重新原创设计的。“我们一个杯子的研发费用是38万。如果要满足重复使用，我们觉得杯盖必须方便清洗，如果有死角就会发霉，所以我们必须自己原创。”

她购买了一款布草管理系统及对应的软硬件产品，并采用RFID技术对餐具进行流程管理，这个新模式主要服务B端。“现在的应用场景是非外卖的堂食场景，会让他们把餐具放到固定的回收点，我们进行回收、清洗、消杀。”

为此，她还曾借鉴伦敦的循环杯每次绑定餐具的模式，设计软件管理餐具，控制餐具丢失风险，但发现操作起来太麻烦，大众接受度很低。她又构思了客户选用一次性餐具还是循环餐具的外送模式，并增加了循环餐具清洗过程直播功能和环保打赏功能，但这个模式市场接受度仍旧很低。

接下来，“来个碗”开始尝试和高校合作，但截至目前，都没能落地成功。李军棉解释，在海南软件园和南方医科大推行测试时，有政策这个推手，强制大家重复使用。而别的高校的试点没能落地成型，一方面与疫情有关，当时学校对卫生要求格外严格；另一方面，校园后勤的配合积极性不高，担心风险。

本着减少外卖垃圾污染、不制造新垃圾的初心，李军棉选择了一条创新的创业道路：以知识产权为着力点。“我觉得如果要做这个项目，一定是从知识产权的角度开始。2017年，国家出台了专利法，鼓励技术，鼓励创新的商业模式，也可以申请发明专利。”

王妍希望，政府能对一次性餐具进行管制，规定一次性餐盒的质量标准，“有商家用循环餐具，成本一元，而别人用塑料的成本才一毛钱，这就会形成恶性竞争。”

早在2017年，李军棉透过写字楼垃圾桶里爆满的外卖盒看到了商机。“外卖盒多到垃圾桶都装不下，我就感觉‘可重复使用’的市场应该很大。”

她指出，商家和环保人士不一样，商业追求利益最大化，环保不能要求商家把利益往后排，但政策可以。“作为一个综合服务平台，我们认为政策推动是十分重要的。我们随时为政策落地做好准备。”

她分析，这一方面来自对消杀安全的担忧，大家普遍不信任第三方提供的餐具，因为这个行业规范程度不高，导致大家对套装碗的认识有一些偏差，从而不信任整个行业。另一方面，大家意识不到微塑料对健康的影响。

她表示，“可重复使用”的整个流程中，除了杯子，还包括溯源芯片的研发、智能回收设备等环节，这里面每一个环节都需要他们原创，所以花费如此之高。“对我们来讲，大规模的推广是需要融资的，但前几年疫情改变了资本的市场标准，也增加了大家对食品安全卫生的担忧，导致我们现在不但在资金方面压力大，落地也难。”

“如此庞大规模的押金池，必须从国家金融的角度考虑它的合规性、合法性。”李军棉指出，“来个碗”如何取得合法性，是否要找国有企业合作，这些都是问题，另外涉及金融，离不开监管，那么监管的归属也是一个问题，“理不清归属于环保、可回收资源、发改委或者其他哪个部门。”

王妍也经历了多次失败。2021年，当她刚开始设想“可重复使用”的商业模式时，就在外卖餐盒这方面进行了落地实践。当年的6月-12月，她卖盒饭，找客户供餐，并提供不锈钢餐具。为了得到消费者对餐具的信任，她买了好几款洗碗机、消毒柜、塑封机等，还安排人拍洗碗过程发给客户看，但是她发现餐具卫生的信任度很难建立。

王妍与李军棉不谋而合。她认为，“在宣传层面上，得告诉大家微塑料的成分对健康的影响，微塑料的产生途径。这不仅仅是环保问题，还涉及个人健康风险，我发现很多人根本都不了解微塑料，以至于不觉得微塑料会对健康产生影响。”

“从商业逻辑上来说，我的这一版商业模式是可行的，但目前因为没有建立起回收体系，导致回收成本太高。”她表示，如今暂时不会考虑外卖餐具的可重复使用模式，除非批量化的场景建立起来，回收体系建立起来。

2018年，李军棉创立“来个碗”，专注于餐饮用具可循环使用模式综合服务；2021年，王妍萌生出餐具循环使用的念头，尝试摸索出一个可行的商业模式。

2018年5月，“来个碗”在海南注册成立。目前，“来个碗”申请了44项发明专利、3项实用新型、15项软件著作权、1项PCT(合作条约专利)，同时正在申请进入美国、欧盟区域。“来个碗”部分专利项目已投入运营。

环保机构“摆脱塑缚”外卖减塑项目经理韩文慧表示：“这些创业者和我们一样，都相信重复使用对于外卖减塑、甚至整个餐饮行业减塑是至关重要的，它能够改变一次性包装从生产到焚烧/填埋的线性消费模式，通过重复使用避免包装废弃物的产生，同时产生更正面的环境效益。国外及中国的港台地区已经有一些成功的案例，我们也期待更多像李军棉和王妍这样的创业者能够成功。”

“一个欧洲人喝完一瓶水后，因为瓶子的押金超过水本身的价值，便用绳子牵着瓶子回德国，在欧洲各地‘遛’瓶子。”2024年，李军棉在“摆脱塑缚”的一次圆桌论坛中分享了一个国外关于可重复使用模式的故事。

在李军棉看来，“来个碗”虽然还没有落地成型，但作为一个长期主义项目，她只能熬着赌那万分之一。“时机一旦到来，政策强推行的时候，我们这个项目能很快落地。”

“来个碗”在海南成立后，就在海南软件园做了小规模测试。“其实推行效果非常不错，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供应链满足不了我们的需求。”

她的创业经历与外卖产业在国内的兴起紧密相连。智研咨询在2022年发布的报告《2022-2028年中国外卖行业市场发展规模及市场前景趋势报告》中统计，2021年全国外卖订单量突破200亿。而据中国石化发布的《外卖业包装塑料环境影响及回收循环研究报告（2021）》预测，到2025年外卖订单量将达到339亿单/年。

在海南待了三年以后，李军棉带着“来个碗”迁回了广东。回到广州，“来个碗”开始和南方医科大的职工饭堂合作进行小规模测试。“效果也非常好，他们的配合度和积极性都很高，这验证了我们这个项目是可行的。”李军棉表示，广东的供应链也非常给力。

从成立“来个碗”（全称“广东来个碗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来，在推行“可重复使用”这个商业模式的道路上，创始人李军棉已经奔忙了6年。

李军棉认为需要通过宣传让消费者真正认识微塑料的危害，这对国内推行“可重复使用”也大有益处。“很多人根本不知道一次性餐具是哪来的，是用什么原料做的，这就需要在认知上去做纠正。”

她也曾想过放弃，卖掉这个项目。“很多惦记我们这个项目的人，都想‘空手套白狼’，拿着项目去圈钱，而不是真正冲着落地去的，我觉得这脱离了我的初心，所以我宁愿自己熬着。”

至此，李军棉开始了知识产权的布局。从用户端、市场接受端、回收、再处理，甚至循环用品，她全都做了新的设计和布局。“以餐具为例，连一个杯子的包装、盖子我们都做到了原创。这个成本虽然非常高，但由于这个项目在市场上来讲是全新的，我和团队希望能把每一个环节都配置好。”

亚傅手机网页登录外卖行业已成为一次性塑料污染的“重灾区”。随着外卖用户和订单的逐年增加，外卖产生的塑料垃圾与日俱增。这些废弃的外卖塑料包装不仅污染环境，而且也给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增加了负担。

此外，在“来个碗”的“可重复使用”商业模式中，还涉及一个重要的环节，即押金池。李军棉表示，和共享充电宝不同，共享充电宝就设在路边，用一下就归还押金，而“可重复使用”模式里的回收押金池非常庞大。

王妍的烦恼则更多来自大家对循环餐具卫生的担忧。她曾做过市场调查，发现即使是大学生，填表的时候75%都支持，但是到了真正实践的时候，行动力都比较低。

2022年，王妍决定聚焦餐消行业，重新设计商业模式。“我发现餐消行业还是个小众行业，不被大家关注，设备自动化程度有提升空间，网络化管理程度很低，有很强的餐具管理物联网需求，但是目前全国没有人在做这个领域。”

李军棉在市场调研过程中发现了一件趣事：“重庆有一个组织起诉某外卖平台制造了很多外卖垃圾，结果打官司外卖平台赢了，这个组织输了，外卖平台说自己只是搬运工，并不能决定商家用哪种包装。这说明‘可重复使用’这个市场还是空白的、没多少人关注。”

于是她开始了资料收集和市场调研。“一次性餐具被推广的市场条件主要是方便、便宜。如果想找到一次性餐具的替代品，必须在满足方便便宜的前提下更优，才有被市场接受的可能。”

她曾以德国为参照。德国共有8000万人口，每年的动态押金池金额高达三至四百亿欧元，即德国动态押金是375—500欧元/人/年，预测中国每年有1.9—2.5万亿人民币的动态押金池。

王妍也不例外。在她最初设想的外卖餐具循环使用模式里，由于只有团餐这一个场景可以实现集中配送、集中回收，导致这个项目的体量非常小，进而抬高了项目运作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