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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杨告诉中新社记者，在考古学中，这类淤泥被称作“堆积”，含有大量信息，“不单单是瓷器、植物种子等看得见的东西，我们也在用DNA检测技术识别那些已经腐烂的、肉眼看不见的物质。”

目前，长江口二号古船出水的700余件文物，主要来自考古团队在水下考古调查阶段对古船4个舱室的小范围清理，其中有600余件为瓷器，另有少量紫砂器、船体构件和船用属具等。据透露，古船已探明有31个舱室，本次试掘的面积约为全部发掘面积的五分之一。

网上买足球彩票的app10月10日，长江口二号古船考古试掘现场，当上海市文物保护研究中心副主任、古船考古发掘项目现场负责人翟杨清理出沉船表面的第一铲淤泥，忍不住感慨：“终于可以发掘了！”此时，距离他与团队一起发现此船的踪迹，已经过去9年了。

走进考古试掘现场，记者在古船南端的发掘区看到了4个探方。据了解，此次探方的选取基于三方面的考量：一是在船的端头发掘，可以观察到更多船体信息，通过船型线判断船型；二是从端头开始发掘，便于船体构件按顺序编号；三是船端的结构更有利于对船体进行支撑加固。

与此同时，长江口二号古船考古工作站配置的多功能水下文物实验室考古系统，正为此处的考古发掘工作“保驾护航”。据上海博物馆文物保护科技中心的专家介绍，当古船考古现场发掘出亟待保护或分析的文物，5分钟之内即可被送入文物保护实验室妥善处理，为后续深入研究打好基础。

考古团队计划对古船开展“全生命周期”研究，借助文献资料和科技手段，还原其从设计建造，到航行、沉没，直至“重见天日”的轨迹，以探讨近代上海作为世界贸易和航运中心的形成过程。因此，即便是古船表面附着的淤泥，也具有研究价值。

试掘阶段，“舵叶”是考古学家们最期待发现的文物，以证实古船的首尾方位及船型。翟杨解释说，到目前为止，长江口二号古船为沙船的判断依据，是船底偏平的探摸结论；而舵叶的形状也是判断船型的一个重要特征，中国古代的4种船型——福船、广船、鸟船、沙船的舵叶有明显差别。“我们在水下考古调查阶段发现此船的舵杆时，是折断的状态，并未确认舵杆下面的舵叶。”

“试掘阶段，我们会和多学科团队合作，进行团队间的磨合，为下一步全面发掘做好准备，希望能建立一套关于木质帆船的发掘、保护、研究范式。”翟杨相信，随着对长江口二号古船这枚“时间胶囊”的抽丝剥茧，更多“秘密”会在不久的将来呈现于世人面前。(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