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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们的想象里，玉兔的毛色应如皎皎清辉一般洁白。现代人对“蹦蹦跳跳真可爱”的小白兔早已司空见惯，但长期以来，我国古人只见过毛色棕褐、奔跑迅速的野兔，白兔属于罕见的基因突变现象，和天界月宫关联后，更增加了一重祥瑞的光环。《抱朴子》记载：“虎及鹿兔，皆寿千岁，满五百岁者，其毛色白。能寿五百岁者，则能变化。”明代，由欧洲穴兔驯化的家兔传入我国，白毛家兔也不再罕见。或许在这层因素下，人们描绘的玉兔造型越来越小巧驯顺，如同嫦娥的宠物，和神仙信仰的世俗化相辅相成。

在古人心目中，折取月宫的桂树还有象征科举及第的含义，最初源自“折桂”的典故。晋代郤诜曾对晋武帝以“桂林之一枝，昆山之片玉”作比，夸耀自己举贤良对策为天下第一。自唐到清，农历八月都是举办乡试的时间，唐代人结合“折桂”之典，将月中有桂的传说与之关联起来，“月中又言有蟾，故又改桂为蟾，以登科为登蟾宫”，自此“得桂”“登蟾”都成为科举及第的代名词。“男则愿早步蟾宫，高攀仙桂；女则愿貌似嫦娥，圆如皓月”成为少年男女拜月时的常见祝愿。

原色花堂power“三五明月满，四五蟾兔缺”，兔和蟾蜍既是人间常见的动物，也是自古以来的月之象征，这与传统的阴阳五行观念联系紧密。诗人屈原在《天问》中写道：“夜光何德，死则又育？厥利维何，而顾菟在腹？”“顾菟”最常见的解释是兔。汉代《五经通义》亦有诠释：“月中有兔与蟾蜍何？月，阴也，蟾蜍，阳也，而与兔并，明阴系于阳也。”在马王堆汉墓锦饰内棺的盖板上，覆盖着一张在西汉人心目中能够引导墓主魂魄升天的“T”型帛画。画面上部描绘了天界的神仙景象，其中左上角是一弯银白的新月，蟾蜍和玉兔置身其上，和右上角的日中金乌遥遥相对。

在古代，不仅玉兔被民间视为接地气的神灵“兔儿爷”，蟾蜍也受到崇敬，认为它可以镇凶邪、助长生。《抱朴子》将万岁蟾蜍视为灵异的仙药：“带其左手于身，辟五兵，若敌人射己者，弓弩矢皆反还自向也。”清代，苏州周王庙藏有一尊重50斤的碧玉三足蟾蜍，别名“青花大将军”，每年玉器行会时，派八人抬着它走遍街巷，人们争相观看，祈求吉祥。

有趣的是，尽管古人通常称月宫为“蟾宫”而非“兔宫”，但月亮总是和形象更好的玉兔深度绑定，玉兔的工作职责也比蟾蜍明确得多。在我国神话体系里，西王母以“西华之至妙，洞阴之极尊”的身份掌管不死仙药，玉兔在她座下专司捣药。汉代以西王母为主题的画像石上，持杵玉兔经常伴随左右，甚至还不止一只，有的两两对立捣药，有的左右开弓筛药。

魏晋六朝后，嫦娥逐渐与蟾蜍独立开来，以美丽的月中女神形象为人熟知，居住在光华莹澈的广寒宫中，殿前有着大桂树。蟾蜍则是和嫦娥、玉兔并列的月中居民，“蟾三足，窟月而居，为仙虫”。唐代铜镜背面的装饰常以月宫为主题，桂树下嫦娥起舞，玉兔捣药，蟾蜍跳跃，一派和乐气象。相传唐玄宗曾在天师的法力相助下，于中秋夜飞上月宫，远观守卫森严的广寒清虚之府，聆听仙娥在桂树下歌舞的乐音，归来后编成《霓裳羽衣曲》。大同出土的元代镂空瓷枕描绘了这一景象，枕座正面塑嫦娥在月宫中揽镜自照，蟾蜍和捣药玉兔守在阶前，背面是帝座上的唐玄宗。

与玉兔相比，月中蟾蜍的存在感相对较弱，更像固定的吉祥物。《河图》曰：“蟾蜍去月，天下大乱。”但在上古传说里，蟾蜍竟一度被视为服食不死药后飞升的嫦娥的化身，后来才各自分立。

随着时间的推移，玉兔的工作地点从西王母的洞府转移到了月中，与嫦娥朝夕相伴，并因制作仙药之功备受尊崇。宋代的“济南刘家功夫针铺”广告雕版上，有一只白兔拿着药杵捣药的图案，两边八个字像对联一样均匀排列：“认门前白兔儿为记”，是目前所见的全世界最早的商标，下面印着简练的广告词。从意象的关联也可见店家设计的用心之处，玉兔陪伴在月宫嫦娥的身边，就像针陪伴在闺中女子身边一样。

“仙娥玉宫秋夜明，桂枝拂槛参差琼”，秋季正值桂花盛开，与月中桂树的意象相辅相成。唐宋时流传，杭州灵隐寺中的桂花是中秋夜从月宫落下的种子长成的：“至今不会天中事，应是嫦娥掷与人。”《学斋占毕》附会了桂花树和月的关系：“土之生物，其成数五，故草木花皆五。惟桂乃月中之木，居西方地，四乃西方金之成数，故花四出而金色，且开于秋云。”

嫦娥本作“姮娥”，汉代因避文帝刘恒讳，改称常娥、嫦娥，亦有素娥、霜娥等别名。关于嫦娥奔月的最早记载，来自现已亡佚的战国《归藏》，《文选》引之：“昔常娥以不死之药奔月。”嫦娥奔月的完整故事首见《淮南子》，东汉张衡在《灵宪》里详细讲述：“羿请无死之药于西王母，娥窃之以奔月。将往，枚筮于有黄，有黄占之曰：‘吉。翩翩归妹，独将西行，逢天晦芒，毋惊毋恐，后其大昌。’娥遂托身于月，是为蟾蜍。”在东汉人的心目中，嫦娥化为蟾蜍并非对她的惩罚，而是大吉之相，表示她真正成为主宰月亮的“月精”，因此也有诗中称嫦娥为“蟾妃”。在东汉画像砖上，描绘了蟾蜍在西王母座下献舞的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