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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伟博律师事务所主任、武汉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李伟民告诉记者，根据民法典规定，主播在提供服务过程中使用虚假标签，属于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经营者与消费者进行交易，应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直播利用虚假标签从事的相关民事行为，可能涉嫌民事欺诈，导致无效或者撤销等后果。如果情节非常严重，还可能涉嫌诈骗罪。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法律系主任、文化法治研究中心主任郑宁认为，如果标签内容真实，那么它只是一种个人表达方式，无可厚非。但如果标签内容虚假，就可能误导公众，尤其是对信息辨别能力较弱的未成年人。在实际操作中，虽然主播可能没有直接伪造学历证书等文件，但如果声称或暗示自己是某大学毕业，误导公众，同样涉嫌虚假宣传。

在河北经贸大学法学院教授任成印看来，主播背后的MCN机构同样应当承担相应责任。MCN机构为网红和自媒体提供内容策划制作、宣传推广、粉丝管理、签约代理等各类服务，作为一种商业服务模式本无可厚非，但其宣传推广行为本质上属于广告法中的商业广告活动，应遵守广告法的规定。如果MCN机构虚构剧本，为网络主播打造虚假的人设，从而扩大其影响力，以达到促销的目的，就触犯了广告法，构成虚假广告行为。相关部门应强化监督管理，净化网络信息环境。

短视频博主“我就是梁××”在社交账号分享从县城中专到伦敦留学的完美逆袭经历获得了热度与关注。他在视频中说：“读过中专，做过洗碗工，创过业，留过学，看过世界，我就是你远在国外的人脉。”

在“打造获利账号”的课程中，“老师”详细介绍了如何通过虚假标签达到实现营销目的的操作方法：在注册账号后，上传几个自己悲惨经历的短视频吸引流量；有一定粉丝后立马开直播，并购买水军进行推广，让人气在最短的时间里迅速上升；直播间进入“真网友”后，此时主播不要一味卖惨，而是要讲述自己的逆袭故事，以此获得更多推送机会；最后，通过卖课或带货让自己获取收益。

公众人物作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他们的言行举止和背景信息往往受到公众的广泛关注。准确的个人资料信息能够增强公众对他们的信任感，从而维护其公信力。作为公众人物，应当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提供准确的个人资料信息，包括学历背景，是履行这一责任的重要方面。有一定影响力的公众人物的言行和背景信息往往具有示范效应。如果他们的学历信息不准确，可能会误导公众，特别是容易受到影响的未成年人群体。他们在填写个人资料时，应当主动提供相关证明，由平台进行认证。已认证的平台要加上认证标识，没有认证的也应有提醒说明。

某平台游戏主播“××小桀”曾在直播中称自己为中南大学毕业。后在其电脑装机店收费过高割韭菜事件发酵后，在道歉时承认因虚荣心作祟，谎称自己是中南大学毕业的学生。

记者注意到，除了主动贴虚假标签，还有一种情况是，主播自己没有主动营销自己的高学历、假经历，但是也不否认网上流传较广的与自身有关的错误信息，并因此获利。

近期，一记录农村生活、粉丝人数超千万的网红被曝出其售卖的农产品成分有问题，其本人也并未真正居住在农村，“农村生活”这些标签误导了公众购买她所售卖的产品。

记者加入一个名为“爆款直播培训营”的社交群，培训营的课程展示了如何通过打造虚假人设的方式获利，并建议培训营中的学员购买系统课程。

任成印建议，平台应加强对内容的审核，可以利用算法、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对视频内容进行智能识别和分析，及时发现并处理虚假剧本和虚假人设。对涉及敏感话题或可能引发争议的内容，进行人工复审，确保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近日，网红“小小努力生活”因涉嫌编造虚假身世，在直播平台上卖惨牟利，严重扰乱公共秩序，被警方在直播过程中抓获。据警方通报，这位网红及其团队通过精心策划的虚假人设和情感营销策略，在直播间内博取网友的同情与支持。他们编造了一个被亲生父母抛弃、由精神失常的养母抚养长大的故事，以此来吸引观众的关注和打赏。在短短几个月内，该账号的粉丝数量增长至112.8万。最终，涉案的4名违法行为人，包括“小小努力生活”本人及其扮演养母的亲生母亲，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10日处罚。

近日，一名拥有2000多万粉丝的网络主播被质疑学历造假——其主页个人简介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但遭到北大校友的否认。事件发酵后，该主播将个人简介中有关北大毕业的内容删去，称其账号的学历信息是账号注册之初随意填写的，自己从未伪造北大毕业证书，也从未在直播以及任何地方使用北大的标签进行营销活动。

主播“××爱吃猪蹄”在发布其吃播视频的同时，讲述了自己原生家庭的伤痛，给自己打上了“原生家庭伤痛”下艰难成长的标签，在视频中一边哭一边吃生日蛋糕、一边吃饭一边与母亲吵架等，通过这些行为塑造自己原生家庭不幸的形象以吸引流量、带货获利。在今年8月底被扒出其“表演痕迹过重”、有“剧本嫌疑”等，原生家庭的不幸为凭空捏造，与母亲吵架等也都是为了吸引热度故意设计。

任成印认为，应当明确个人资料和个人认证的区别。个人资料是用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填写的关于自己的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姓名、性别、年龄、职业、兴趣爱好、联系方式等。这些信息主要用于展示用户的个人身份和特征，帮助其他用户更好地了解用户。个人认证则是指社交平台对用户身份或资格的验证过程。通过提交相关证明文件或经过第三方审核，用户可以获得平台颁发的认证标识。这种认证通常用于确保用户身份的真实性，防止虚假身份或欺诈行为。

然而，今年4月Nova SBE在其官网中文页面发表声明称梁同学非该校学生，学校也没有他说的项目，同时校方还特意强调在官网公布的硕士课程申请条件中对不符合学历背景的申请者是无法被录取的。随着进一步深挖，发现其实梁同学当时拿到的是葡萄牙另一所大学米尼奥大学的语言班录取通知，但因为基础太差，上课经常听不懂，所以去了英国伦敦大学学院进修英语。但在虚荣心作祟下，他编造出逆袭留学的经历博取流量，假借“留学经验分享”与“项目申请辅导”之名获取利益。

接受记者采访的互联网营销专家认为，上述主播变现模式非常清晰，即通过贴虚假标签增加公众信服度，扩大用户规模，提高用户黏性。

该网红以拍摄农村生活的短视频收获了大量粉丝，其短视频中主要的生活地点是一个小村子。当地村民说，该网红的徒弟们也在村里租了民房，专门用来拍摄短视频和直播。在村民看来，这些人并不是在记录农村生活而是在表演农村生活。目前，该短视频账号首页显示，该用户因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已被禁言。

在郑宁看来，要解决网络主播随意贴标签的问题，还要通过加大法治宣传力度，让各方进一步了解虚假标签行为及可能带来的法律后果。对于主播来说，他们需要认识到，虚假标签不仅违法，还会损害自己的声誉和商业利益。对于平台来说，他们需要意识到，对主播的标签行为进行监管，不仅是履行法律责任，也是维护平台公信力的重要举措。还可以通过媒体、网络等渠道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公众对虚假剧本和虚假人设的识别能力，避免其被虚假信息所误导。

记者近日尝试在多个平台中修改自己个人资料中的学历信息，部分平台除了30天内仅能修改一次的要求外没有其他限制，可以随意填写。

● 记者加入一个名为“爆款直播培训营”的社交群，培训营的课程展示了如何通过打造虚假人设的方式获利：上传自己悲惨经历的短视频吸引流量，购买水军进行推广，讲述逆袭故事，通过卖课或带货获取收益

● 相关部门应强化监管特别是对主播背后MCN(多频道网络)机构的监管，并通过法治宣传让主播和平台意识到虚假标签的法律后果；平台应利用技术手段智能识别和分析，及时发现并处理虚假剧本和虚假人设行为

受访专家认为，主播通过贴虚假标签增加公众信服度、扩大用户规模、提高用户黏性，以此获利的行为不仅构成虚假宣传，还侵犯了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扰乱了正常市场秩序。相关部门应强化监管特别是对主播背后MCN(多频道网络)机构的监管，并通过法治宣传让主播和平台意识到虚假标签的法律后果；平台也应加强对相关内容的审核和监管。

“主播尤其是网红主播作为公众人物，应保证在直播活动中自己信息的真实性，包括严格使用自己真实的信息，同时，也要对粉丝或公众的错误信息认知进行解释和澄清，防止发生信息误导。”任成印说。

万狗体育全站● 一些主播为了制造话题、增加流量，给自己贴上了各种虚假标签。这些虚假标签五花八门，有的标榜学历，如“北大高才生”；有的强调身份，如“农村接地气大姐”；还有的突出经历，如“原生家庭伤痛”等

主播给自己贴上虚假标签的行为并非个例。《法治日报》记者通过采访和梳理发现，一些主播为了制造话题、增加流量，给自己贴上了各种虚假标签，这些虚假标签五花八门，有的标榜学历，如“北大高才生”；有的强调身份，如“农村接地气大姐”；还有的突出经历，如“原生家庭伤痛”等。

“还可以鼓励用户积极举报虚假剧本和虚假人设，为举报者提供便捷的举报渠道和反馈机制。对举报信息进行及时核查和处理，对举报属实的情况给予举报者一定的奖励或激励。对确认存在虚假剧本和虚假人设的主播，平台应采取下架视频、限制获利、封禁账号等处罚措施。对情节严重者，平台应配合相关部门进行进一步调查和处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任成印说。

在他的视频中不仅自述了自己是“不一样的留学生”——无需拥有学士学位甚至高中毕业证书，就拿到了葡萄牙新里斯本大学商业经济学院(Nova SBE)的硕士项目，还能去英国伦敦交流学习，而且还宣称可以帮助像他一样低学历背景的人进入Nova SBE，实现海外留学的梦想。

在社交平台上，认证用户通常享有更多的特权和信任度，例如更高的曝光率、更多的功能权限等。而对于普通个体而言，过度的资料准确性要求可能侵犯其隐私权。如果要求每个人必须提供绝对准确的个人信息，那么这些信息的收集和存储就可能引发隐私泄露的风险。并且，从成本效益的角度来看，非关键性场景(如日常购物、社交等)对普通个体的个人资料进行严格的准确性验证可能并不划算。这些场景通常不需要高度敏感的个人信息，否则验证成本可能超过其带来的价值。对普通个体的个人资料，现有的法律法规和监管体系往往侧重于保护而非严格的准确性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