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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东方书店前身“极东书店”诞生，创立之初的目的就是促进中日出版交流。1956年，在极东书店任职的安井正幸参加了法兰克福国际图书博览会，其间与中国国际书店（现为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公司）总经理邵公文会面，为极东书店涉足并参与中国图书出版发行创造了机缘，也为安井正幸与中国出版界的深入合作奠定了基础。

东方书店的发展史是当代中日出版交流事业的缩影，背后离不开几任社长的接续努力。他们的接力不仅是对出版事业的坚守与传承，更内蕴着对中日友好的执着追求。

安井正幸出生于东京，新中国成立后，便投身中日友好交流活动，为《人民中国》《人民画报》《北京周报》等杂志的经销工作四处奔走。安井正幸、福岛正和两任社长还曾受到中国领导人接见。他们与中国文化界、出版界长期保持友好密切关系，当代出版家王仿子曾撰文回忆安井正幸：“他坚信中日两国人民必须友好相处，他坚信中日两国出版业必定会走向友好的未来。”

u7彩票数字彩购彩东方书店不仅是一家书店，也兼营出版业务。它是日本第一家翻译出版中国领导人著作的书店，是日本中国学研究者常来常往之所，也是日本华侨华人钟爱和聚集之地。这样一家看上去很普通的书店，见证着中日出版与文化交流70余年的历史——东方书店用图书搭建起中日友好的桥梁。

进入数字时代，实体书店面临严峻挑战。日本出版科学研究所统计显示，2023年日本的实体书店数量为10918家，这一数字与2003年的20880家相比，20年间锐减了近一半。面对行业窘境，东方书店积极拥抱变化，在SNS（社交网络平台）开设账号进行图书推介活动并与网友互动。在一众书店的社交账号中，东方书店表现抢眼，例如在X（前身为推特）的粉丝量即抵得上日本中等出版社的规模。

东方书店还通过SNS收集读者需求，对新书、特色书随时随地发帖，这似乎与读者形成了某种默契，有的读者在已知其他书店也有销售某本书之后，仍然专门前往东方书店购书，许多图书的作者、译者也热衷于去书店“打卡”晒图。

东方书店出版的图书，种类十分丰富。在日本最大的图书馆国立国会图书馆，检索东方书店出版的图书可以得到1010个结果，仅2019年到2024年7月就已出版图书113种。比如，“东方选书”是以中日问题为焦点，研究中日文化、历史、社会以及其他领域学术问题的丛书。作者中不乏知名汉学家身影，如大庭修、金文京、藤井省三等，该系列至今已推出62期，第63期将在今年9月正式出版。

中国主题图书在日本的传播离不开几代出版人的努力。东方书店作为第一批率先与中国建立联系的日本书店之一，从历任社长安井正幸、福岛正和、山田真史，到现任社长间宫伸典，几代出版人持续接力，一直在中日图书出版及文化交流领域扮演着重要角色。

东方书店作为中日民间友好交流的践行者、图书出版交流的中流砥柱，发挥着协调作用，也凭借其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厚的行业资源为两国读者搭建起一个跨越国界的阅读交流平台。资料显示，截至2010年，东方书店有全日本出版的中国主题图书、杂志约1.5万种，进口中文出版物约2万种，涵盖书籍、杂志、报纸、DVD、CD、中文电子数据库等多介质信息载体。

东方书店在选品上也有所调整，东京店店长田原洋介已入职30余年，他在2024年4月份的采访中说，近年来，到东方书店光顾的普通读者较之以前有所增加，这些读者对中国当代小说，包括科幻小说、网络文学作品兴趣盎然。以前的读者是对中国感兴趣、研究中国的人，东方书店充当的是研究者的“资料所”角色，而现在的读者则是由于喜欢某一部中国作品，从而对其他作品和中国文化也产生了兴趣。随着中国类型文学的崛起，中国科幻文学、网络文学风靡日本，获得了众多忠实拥趸，有的读者甚至为了读懂某本小说，去购买专业学术书籍钻研。

在学术资源方面，东方书店不断更新数字化产品。东方书店在原有的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代理、“中国基本古籍库”日本总代理基础之上，又新增代理了不少古籍数据库，例如“中华经典古籍库”。该数据库收录内容以中华书局等整理出版的古籍图书为主，集中反映了中国古籍图书出版成果。2024年，东方书店与上海图情信息有限公司达成合作，成为其在线数据库的日本经销商，也同上海古籍出版社合作，成为其全力打造的古籍整理和数字化平台“尚古汇典”的日本经销商。这些数据库无疑是日本学者研究中国的重要依托，为他们提供了良好的研究条件。正如田原洋介所说，“东方书店的支柱是研究类图书。”东方书店丰富的学术资源为日本学者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养分，可以说是间接培养了一批中国学研究人才。

第三任社长山田真史，于1983年毕业于庆应大学文学部东洋史专业，同年便进入东方书店工作。2002年，山田升任东方书店社长，同时担任日本销售中文书刊的同业组织“中国书籍恳话会”干事长。2007年，他被聘为“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的外国专家。2014年，山田真史因“几十年来持续不断推动中国图书在日本的销售，矢志不渝，积极促进了中日两国人民的交流，为巩固和发展中日友好关系作出了重要贡献”，获得第八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如今，卸下社长职务的山田真史仍在为中日友好事业奔走着。

东方书店的两大特色品类最受读者欢迎，一是汉语学习类图书，二是“东方选书”系列图书。这两大拳头产品的形成还要追溯到1978年。当时，东方书店决定转变原有销售思路和销售模式，主动选书，从单一的政治类读物转变为提供语言学习、文化、历史等品类多样的差异化产品。同时，东方书店兼顾出版业务，力图更加全面地满足读者需求，运营模式和业务模式由此焕然一新。根据中国出版家王益在1987年统计的数据，东方书店“1986年的营业额达到破纪录的17亿日元，为1977年的2.2倍；利润为1977年的7.6倍”，是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结合的范例。

东方书店与中国出版界联系密切，多次参加在中国举办的书业盛会。从1986年的第一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开始，东方书店就与日本出版贩卖株式会社积极组织日本代表团到中国参会。

1966年，安井正幸正式创立东方书店。1967年，东方书店开设京都营业所，3年后便将总店迁到神保町。1971年，东方书店开设大阪营业所。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极大促进了中日图书贸易的发展；加之中日交流合作的增加，使学习汉语在日本风靡一时，东方书店等中国主题书店借机大量推出汉语教材，获得极大成功。资料显示，东方书店自1973年至1988年，从中国进口图书的发行量长期超过10万册，发行量最高的1985年超过86万册，可谓其发展的“黄金时期”。

世界图书馆联机书目数据库OCLC数据显示，东方书店出版的钟江宏之、鹤间和幸、孙江、刘建辉、大庭修、吉田怜等作者的作品均被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图书馆收藏。

除了图书发行，东方书店还发行中国期刊。20世纪80年代，安井正幸成为《人民中国》《人民画报》《北京周报》在日本的总发行人，这也使得东方书店成为日本出版界独一无二的存在。值得一提的是，东方书店还自办刊物，关注中国出版界动态。1975年，东方书店创办《东方》杂志，起初为月刊，有书评和书讯等栏目。由于该杂志登载了大量中国图书书评及随笔等，一度成为日本中国学界极具学术影响力的杂志。2021年，《东方》纸质版停刊，杂志随即转为线上的“WEB《东方》”平台，仍保留书评、随笔等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