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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宁说，众所周知，日本军国主义曾经发动侵略战争，犯下了严重反人类罪行，给地区和世界带来深重灾难。你提到的有关错误言论不仅引发日本民众的警惕，也是对包括中国在内亚洲受害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再次反映出日本国内存在妄图开历史倒车的逆流。

另有记者提问，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日本自卫队一部队的官方X账号在发帖时使用了“大东亚战争”表述，这是二战时期日本政府使用的表述，现在日本政府将其称为“太平洋战争”。此举引发了一些日本网民的警惕，有人将这形容为“日本帝国陆军的复活”。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华体网首页几乎没人看得出金涌已经88岁了。他面色红润，声音响亮，走起路来不要人搀扶，自评身体没有年轻时好用，但不妨碍他听人说话，日常阅读写字。他退休前研究化工，经过了近70年的学术生涯，是国际公认流态化、反应工程领域的领军人物、循环经济领域相关学科发展与实践推动的领军人物，做了中国工程院院士和清华大学博导。退休后，他花大把时间做科普，线上线下，对民众、对领导、对企业家。2023年11月1日，在北京师范大学良乡附属中学，由北京市科协主办、北京科学中心、新京报社承办的“院士专家讲科学”活动中，金涌院士为青少年们带来了一场特殊的科学课。院士为什么要做科普？金涌的答案是，“科学家不仅要做科研，创造知识，同时还要传播知识，惠及大众，要在青少年的心中种下科学的种子”。2023年11月1日，金涌院士在北京师范大学良乡附属中学开讲。新京报记者 王远征摄“面包干”的日子   1935年，金涌出生在北京，他由奶奶抚养长大，祖孙二人寄居在姑姑家中。他向新京报记者回忆，“我父母感染肺结核，我5岁前后他们就都去世了，我小时候他们甚至没有抱过我，因为怕传染给我，都是我在窗户外边，他们在屋里逗逗玩玩”。金涌早熟，成绩好，一路读书到高中，高二时，他被聘到北京市东城区团委做组织员，“冬天下着雪，我背着书包串商店，负责找徒工谈心，家里怎么样啊，有什么样的启发觉悟啊”，那一年，他发展了18个团员，成立了1个团支部。1953年，金涌因高考成绩优异被选入北京外国语学院留苏预备班，已过耄耋之年的金涌还记得，自己当年“数学成绩好，最想就读的专业就是数学”，当时的学生们有一种时髦的讲法，“数学好才最能体现人的智商水平。”但最终金涌被安排进化工专业学习。进行了将近一年的俄语培训后，1954年，他被送往苏联，临行之前，这批学生受到当时高级别领导的接见，“我们的助学金比一个部长的工资都高，假如在那不好好念书，就对不起家乡父老，成绩不好，你自个就没脸，就卷铺盖回来。”当时，金涌每天早上7点起床，“连走路带吃饭到教室”，下午下课后，直接钻进图书馆，“不到晚上12点图书馆关门绝对不会出来”，即便在课间有丁点儿的空闲，也被用来向苏联的同学请教俄文，“整整5年没有看过一部电影”。这种摈弃一切娱乐的生活状态一度被同窗们笑成为“面包干”，“他们说我们干巴巴的一点水分也没有”。但最终，金涌以所有科目满分的成绩毕业回国，苦行僧般的努力换来了当地学生和老师的敬佩。化工领域的先驱1959年留学回国后，金涌被分配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任教。1973年，由于中科大不再设立放射化学专业，金涌和同系的另外几位教师一起来到了清华大学，继续教学科研工作。当时教学条件简陋，金涌和同组教师，带着18位学生，到一家化工厂开门办学，他们早晨参加劳动，下午在工厂进行讲课，还需要参与配合改造一台损坏的苏联进口大型流化床反应器。没有设计流化床方面的工程经验，金涌便带着师生查询国际上流化工程学术上的最新进展，到北京化工研究院借用实验设备、在车间反复测试数据，直到最终任务圆满完成。1979年，金涌领衔创建了清华大学反应工程研究室（FLOTU）。长期在湍动流化床、高速气固流化床反应器、气液固三相流化床反应器、颗粒技术及反应-反应、反应-分离耦合等领域进行深入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多年来，金涌获得了诸多原创性学术成果，通过气固湍流流场时空结构研究，提出了气固流态化流型转变的机理模型和定量判据；进行了气固并流下行床流体力学、传递学的系统研究，并进行了团聚流态化行为的提出和基础研究。在工程开发应用研究方面：发明了湍动流化床新型复合内构件，改善了流化质量，解决了工程放大的难题，成功地用于指导六种工艺，三十余台大型工业流化床反应器的改造或设计。所研究的气固循环流化床、气固超短接触催化反应器，移动床重整反应器、大型节能干燥装置等已成功地应用于工业过程，在生态化学工程与工艺、产品工程、亚微米与纳米粉体技术研究与应用方面也取得重要突破，获得显著经济和社会效益。1997年，他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从被组织安排，到“干一行爱一行”，金涌在化工领域深耕近八十年，他对化工怀有深厚感情，“化学工程是跟人类的生存密切相关的，衣食住行都离不开化工，种田用的肥料、杀虫剂，汽车的汽油，电池的燃料，装修的水泥玻璃，这些全是化工人做的，没有化工就支撑不了现在的文明社会。”科普匠人退休之后，金涌把大量的时间用在科普上，他曾在许多场合提到过自己热衷科普的原因，那是多年前一次与一线化学老师的座谈会上，他质问道，“你们为什么没在中学培养学生对化学的热爱？化学如此关键。”老师反驳说：“培养学生，是你们院士的职责。你们不干，却来问我？”金涌当时无言以对，他感到惭愧，并将这个问题带到了中国工程院，引发了更深层次的思考。“一线老师们的确不清楚科学领域的最新进展，点燃学生好奇心的事，的确得我们来做。”2009年，经金涌发起，中科院、工程院43位院士联名发表了《振兴化学与化学工程教育，从中学生抓起》的倡议书，号召通过化学化工的科普教育，让更多青年学生了解化学化工专业的前沿进展。2012年，该项目分别被列为中国工程院和中国科学技术协会重点资助项目。那几年，金涌也没有闲着，他记得，自己曾先坐飞机，再转火车，最终乘坐汽车到达一处偏远山区的学校进行科普，“学生们都很激动，结束后还要拿着本子让签名”，他意识到，偏远地区的孩子资源少，要投入更多精力，将科学辐射至更广泛的地区。回京后，他拉来自己的学生、清华大学的老师们，还有多位院士、其他高校的专家们，亲自去谈赞助，拍摄短片，制作配套科普书籍，希望能让青年学生了解化学化工的内涵和深度。经过6年的不懈努力，2016年5月，题为《探索化学化工未来世界》的视频短片及配套科普书籍终于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做了这么多年科普，金涌的经验是“不要讲道理，而要讲故事，讲很多很深的道理，结果就适得其反”，他认为，真正的科普不是要教给孩子们知识，而是引发孩子们的科学兴趣，“把他们‘勾引’过来，在他们心中种下科学的种子。”11月1日，走在秋日的校园里，入眼满目金黄，金涌觉得自己“确实是老了”，这几年来，他的脾气越来越好，“我现在很随和，但年轻时候对学生是相当严厉的”。他不拘小节，随身带着的包是2019年一次会议的纪念品，他说自己闲不住，总爱去实验室，去和同行们交流科学问题，工作日，他要绕着小区走5000步，到了周末，他的固定行程是到圆明园散步，目标步数是一万。他常常在校园中闲逛，清华园中有一处地质之角，金涌记得有块石头上刻着爱因斯坦的名句，“每天我都无数次地提醒我自己，我的内心的和外在的生活，都是建立在其他活着的，和死去的人的劳动的基础上的，我必须竭尽全力，像我曾经得到的和正在得到的那样，做出同样的贡献”。这也是金涌的一生写照。退休之后，金涌院士把大量的时间花在科普上。新京报记者 王远征摄对话新京报：您为什么以化学为终生之业？金涌：实际上并不是我选择了化学。我1953年中学毕业的时候，因为高考分数高，直接被录取到留苏的预备班，我填的志愿是数学，因为当时我觉得想体现一个人聪明，就得数学好，后来组织安排我学化工，我还有点不高兴，但干了一辈子，我现在完全是干一行爱一行了。新京报：您的学生时代的学习生活是什么样的？金涌：我选入留苏预备班之后，先学了七八个月的俄文。在苏联，考试不是笔试，是口试，老师提前准备好六七十张小卡片，最重要最核心的内容会重复，但也有很偏的题，比如说你考物理化学发展史，这本书的头页是什么，你要是不会，那你这满分就保不住了。所以为了确保拿满分，我们每天早上7点起床，然后赶紧麻溜儿跑到学校，7点40分上课，连走路带吃饭过去，一些政治课本俄文书看不懂，我们买中文书，把重要关键的地方找到，再看俄文版，背下来，模拟考。我们的课要上5年，每学期五六门课，差不多要考60次试，要保证每门考试都满分是好难的。刚开始到苏联的时候，下了火车，一个中国的高年级学生把我带到宿舍，给了我功课表，就像把我扔在这大海里了。我第二天早上一醒，都不知道自己在哪呢，听广播一句听不懂，我说这次惨了。好在数学物理这些，基本上没有太大问题，最难的政治课，我们会在每节课之前开讨论会，课上积极发言，给自己挣平时分。我们5年没看过一个电影，冬天天冷，我们7点多到学校后就不再出来了，每天上课上到下午4点多，直接钻图书馆，图书馆晚上12点关门，我们就12点才回宿舍，12点以前绝对不会出来的，每半个钟头干什么，小本都规划好了，不能有一点时间浪费。下了课我们也不出去，在课间和苏联的同学请教俄文。最后我们大概有百分之六七十的学生都做到每门功课满分 ，所以50年代的留苏学生给当地学生和老师的印象简直太另类了，说你们这些人不是人，我们不赞赏你们，你们就像“面包干”，干巴巴的一点水都没有。但他们也很佩服中国学生的毅力。最开始的时候肯定是有些辛苦的，但我们后来也习惯了，到了四五年级基本就没有任何心理负担了，因为俄文也好了，我们只要功夫下了，功课不在话下，我们在班上绝对是最好的。最后发毕业证书的时候，中国学生的证书一摞红的，真是露脸。新京报：能不能介绍一下您的研究？金涌：我是做化工的，我想特别提到的一个研究进展是，2001年我们的反应工程研究室能够成吨制备碳纳米管了，当时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大家听了我们能做成都很震惊。碳纳米管是1991年被发现的，这是化学及材料学很热的研究领域，为什么呢？碳纳米管的传热性能可与金刚石媲美，导电电流密度可达铜的1000倍以上，强度是钢的100倍，重量仅是钢的1/6，国际学术研究认为它是一种非常有潜力的超强、超韧材料及下一代半导体材料。刚发现这种材料的时候，碳纳米管只能按克生产，我们的团队能实现碳纳米管的量产，就能应用到工业界中。但实际上，我们的研究并没有被中国的企业家们所看到，他们几乎一窍不通，都不知道什么是碳纳米管，更别提该怎么用。过了几年，还是一个外国公司说可以卖给他们，我们没办法，只能200万美元卖掉了，因为再不卖只能砸手里，后来人家把碳纳米管用在锂电池里，现在每年能有几百亿的利润。从这个之后我就一直在想，这么好的材料，怎么中国的企业家不来买，不来用。后来我琢磨明白，科学研究和企业之间是有距离的，企业家们不知道、不了解最新的研究进展，那就很难很快地将最新的科研成果运用到实际生产中，这还真的需要学者专家来向企业家们做科普。我们的团队后来发现可以把碳纳米管跟石墨烯做结合，石墨烯是个平面，碳纳米管是个柱子，用碳纳米管把石墨烯一层层架起来，形成了立体的纳米材料。这个材料做出以后，有外国企业希望大量买成品，我们就去调查，他们的用途是什么，结果发现人家是把纳米材料填入铝片中，做成电极。我们就也因此找到了应用方向，告诉了企业怎么用，中国公司也愿意买单，他们把这个材料用到了电池里，后来促进了汽车产业发展。所以真的还是要科普，让企业家了解技术，真正有利于制造业的发展。金涌院士寄语青少年。受访者供图新京报：您对现在的年轻人，有什么样的期待？金涌：现在的年轻人不用说，当然很聪明，但我觉得我们尤其要培养我们的学生对科学有兴趣，对国家的发展有责任。不能让学生成长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清华有个地质之角，里面有块石头上刻着爱因斯坦的名句，“每天我都无数次地提醒我自己，我的内心的和外在的生活，都是建立在其他活着的，和死去的人的劳动的基础上的，我必须竭尽全力，像我曾经得到的和正在得到的那样，做出同样的贡献”，我们还是要培养学生的品德，要知恩图报。新京报：您怎么看科技报国？金涌：其实一直以来，我都感到愧疚，我们2000年以前培养出来的学生基本上全都出国了，为什么不留在国内呢，这个问题我也在想，但我后来意识到，人家出去之后，不能说就对国家没有贡献了，而且绝大部分人都是对中国有感情的，后来我们经常请出去的人回来做兼职教授，多来交流，这也有助于我们了解国际最新的研究进展，现在回来的年轻人越来越多。新京报：您怎么看待当今年轻人所认为的“生化环材”是“天坑专业”？金涌：我认为恰恰相反。咱们就说材料，高性能的材料是一切高端制造的基础，有了高端的制造，才有科技的发展。我自己是搞化工的，化学工程是跟人类的生存密切相关的，衣食住行都离不开化工，种田用的肥料、杀虫剂，汽车的汽油，电池的燃料，装修的水泥玻璃，这些全是化工人做的，没有化工就支撑不了现在的文明社会，还有一些高端制造，比如高档的碳纤维，之前我们不会做，需要进口，就容易被“卡脖子”，后来我们把这个技术难题突破了。我觉得这些前沿学科，应该以变化的眼光来看待，时代是进步的，应该找准一个方向深入钻研，在自己的领域做到一流。2023年11月1日，“院士专家讲科学”走进北京师范大学良乡附属中学。 新京报记者 王远征 摄同题问答新京报：您怎么看院士做科普？金涌：我觉得院士有责任把自己的知识传播出去，科普对一个国家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举个例子，19世纪初，德国的科技落后于法国和英国，德国就开始搞了一个大的科普活动。在1900年前后，德国请大量人去做演讲，办了很多图书馆、科技馆，同时办了各种活动，1910年以后德国出现了一大批科学家，世界的科学中心转移到了德国了。那些年，每年都有得诺贝尔奖的德国人，那是一个集中的爆发。所以科普对启发民智是非常重要的。科普的作用，我理解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方面只有更多的人才能够出现更高水平的科学家。所以普遍的知识提高对促进我们科技人才的出现非常重要。第二个，只有大众的知识水平提高了，伪技术伪科学才会没有市场，才不会出现劣币驱除良币的现象。比如说水变油，或者一些完全是胡说八道的讲法。第三个，一个社会总是要科技进步的，在美国、英国都曾经发生过工人出来砸机器的现象，工人说机器抢了我的饭碗，我本来很好，现在机器代替了我，我不要科技进步。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这些工人没有知识，他不能很快地适应新技术的提升，如果工人有足够的知识，能够转型，转型以后他挣的钱更多了，更轻松了，更愉快了，他应该是非常好的，就因为知识的缺乏造成了这种现象，所以科技的进步要跟工人的知识水平同步提升，不然的话容易引发社会动荡。国家科技水平的提高应该和大众的知识提高同步进行。现在中国工程院已经有了这个说法，每个院士必须要做科普，每年起码要做两次，做的结果要向工程院汇报，作为工程院院士的义务。清华也有这个义务，作为清华的老师，一个是教书，传播知识，第二是做科研，要创造知识，第三个就是服务社会，服务社会就是要进行科研成果的转移，要帮助企业做科普，做各种活动，这个很早就提出来，现在大家更重视了，特别是习主席提出来说，“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就把科普跟创新摆到了同等位置，这样下来做科普的人也越来越多了。我觉得做科普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定要搞清楚科普的对象，我们重视青少年的科普，这不必说，青少年之外还有更广阔的大众，比如给老太太说土豆发芽是不能吃的，这肯定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科普。还要给做决策的人做科普，因为领导干部一个错误的决策有时候是无法弥补的。本世纪初的时候，国家决定推广循环经济，做资源的循环利用，当时我们聚集了很多人，大概花了两年的时间，走遍每个省，给各省市的领导干部讲什么是循环经济，怎么干循环经济。后来干部水平都提升得很快，过了两年我们都没得讲了，人家已经比我们讲得好了。另外还要给企业家做科普，现在有的企业家手里拿着钱不知道干什么，投错了血本无归，所以给这些人做科普也是相当必要的。科普一定要讲究对象，没有对象，泛泛的讲，没有用处。科普应该是多种多样，不同层次，针对不同对象的系统工程。新京报：您觉得科学家应该具备的关键素质是什么？金涌：最重要的我觉得是好奇心，科学家一定要有发现问题的能力，不能发现问题，也就根本谈不到解决问题。当然，科学家应该具备很多能力，其他的大家都说得很多，我提两个大家不太留意的，一个是，能够用简单形象的语言把自己研究的东西讲给老百姓听，爱因斯坦说过，无论你的研究内容有多深奥，假如你不能用非常简单形象的语言说给老百姓听，你就没有研究透。另一个是，说服别人的能力，让别人跟着你一块思考，同意你的思考，这个也是需要的。新京报：您觉得科学对国家和民族的重要性是什么？金涌：科学的不断发展能够使我们保持产业没有那么的空心化，我们还是要强化我们的制造能力，尤其是高端产品的制造能力。新京报：如何让小朋友们爱上科学？金涌：让青少年们完全懂科学的前沿，这是不可能的，我有的时候跟同学们座谈，很多孩子问，我听完你说的，我怎么还没懂，你给我再讲具体怎么了，我说我怎么讲你也懂不了。真正的科普并不是给你讲懂，而是讲这个东西有多奇妙，它多有意思，或者对人类多有好处，就只给你种一个种子，叫你觉得很好奇，你下决心这一辈子干这个事儿，比如爱因斯坦，他说他小时候就因为听了一个报告，说你要能跑得跟光一样快，你会看到一个什么样的情景，他觉得非常好玩，他一辈子就干这个事了。我觉得院士就要“勾引”学生，有些东西他原来不知道，结果我们一讲，他有了兴趣，觉得这个也值得我去干。新京报记者 李冰洁编辑 陈晓舒校对 陈荻雁中新社北京4月9日电 (记者 黄钰钦)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9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方应当切实反省侵略历史，摒弃搞军事安全“小圈子”的做法，真正走和平发展道路。

毛宁表示，我们不支持制造阵营对抗，反对加大核扩散风险、加剧军备竞赛。有关国家应当切实履行国际义务，不要做破坏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