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野猪种群增加在很多研究者看来并不意外，“这与南京生态环境好有关。”东北林业大学副教授刘丙万认为，另一方面，南京低山丘陵的自然地理条件适合野猪生存，在没有天敌的情况下其繁殖会非常迅速。

在刘丙万看来，目前对于全国的野猪统一的摸底监测数据仍是缺乏的。2011年，全国第二次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启动，距今已经十三年。今年6月，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通报，这项工作进入尾声。

不过，在持续一年的追踪后，“1128”的数据停止了，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常青和学生曾经试图寻找但未果，在他看来，或许是“1128”因体型变化或是其他原因，把GPS背带项圈弄丢了。由于样本量远远不够，“1128”反馈的信息极少，这项研究就这样结束了。

整个猎捕期大部分的时间都会花在用饵料与野猪拉近关系，让其放松警惕。“野猪是非常聪明的，我们要花很长时间把它喂养变笨。”单庆理的笼子上连着摄像头，他可以从手机App端观察到野猪小心翼翼靠近笼子里食物的过程。

也是在这个时期，单庆理开始关注南京的野猪。他在南京六合经营着一家图文广告店，闲暇之余，他开始琢磨用KT板做猎笼的机关模型，成功之后用铁艺复刻出来，并开了一家狩猎公司。

南京市林业站站长孙立峰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2019年，南京市绿化园林局启动南京市野猪种群监测工作，委托江苏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在全市野猪分布密集区域布设红外相机142台，监测结果显示，南京8个行政区均有野猪分布，结合前期监测结果，各监测区域野猪种群密度呈总体上升趋势，从2021年的每平方公里3.24头增加到2023年的4.43头。

野猪，一种偶蹄目猪科物种，食性广泛、性格凶猛、繁殖力强，栖息于山地、丘陵、荒漠、森林、草地，曾经由于过度捕杀和栖息地变小等原因，处于局部灭绝状态。

在种群调控之外，有关部门还做出了一些尝试。将野猪调出“三有”名录后，按照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其造成的损失仍属于致害补偿范围，受损群众仍可以依法获得补偿。据媒体报道，2022年起，浦口在南京市范围内率先发起了野生动物致害政府救助责任保险。截至目前，理赔总计290多起，理赔金额超过150万元，其中95%以上是农作物损害险。

这头代号名为“1128”的野猪名字起源于2020年11月28日在南京南站附近广场被发现，随后被带回野生动物收容救助中心。放归山林的“1128”每隔1小时就会发来定位信息，研究人员通过手机就能看到，它的活动范围相对固定，基本上是在以一个点为中心方圆2.5公里范围内。

“有些地方区域性的监测可能做得比较完善，但也存在重复监测、监测过频的问题，而摸清全国家底补足数据，才是野猪调控措施的根本依据。”刘丙万说。

从2022年开始，南京率先在紫金山开展野猪种群调控，积累了城市在处理野猪难题方面的经验，也留下一些问题待解——冲破城市与自然边界的野猪困局难点在哪里？猎捕调控的效果几何？被捕野猪如何科学处理？

刘丙万告诉新京报记者，美国允许狩猎并食用野猪，但是野猪交易是违法的。“这不难理解，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其实我们也可以借鉴。”刘丙万认为，未来或许也可以采用狩猎证制度，由政府统一调控，打一头野猪多少钱，这些费用又可以用于野生动物的保护。否则，“单纯靠禁止和无害化处理，很难有动力持续。”

23年的时间，野猪逐渐走向“失控”。国家林草局2024年1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野猪危害防控的建议”复文指出，经科学、综合评估，野猪在我国28个省份有分布，数量200万头，已不存在生存威胁，且很多地区数量过高，其中致害省份达到26个。

如果说以前野猪致害主要是在农业方面，从2017年开始，南京市区开始出现野猪的身影并频频登上热搜，人们意识到，野猪的足迹已经跨过乡村农田，进入了一座人口接近千万的特大城市。

2011年，国家林草局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野猪危害防控工作的通知》和《防控野猪危害技术要点》，提出野猪种群调控密度控制标准为南方丘陵地带2头/平方公里、北方地区1头/平方公里。

据荔枝新闻报道，被带回来的野猪都要经过评估才能确定最终去处，其标准包括是否是纯种野猪，杂交野猪放归野外可能污染种群基因，比如与人的亲近程度以及自身的健康状况，待放归的野猪会被单独隔离，留下血样和粪便，便于日后研究。

而据澎湃新闻，当地知情人士称，弃标原因是服务采购方对后续无害化处理的要求太高，要求野猪必须全部运到山下，到指定焚烧厂处理，中标公司很难实施。

根据招标结果，当地企业南京建涵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中标，但今年8月13日一份公告显示项目终止，原因是“成交供应商放弃中标资格”。

南京市绿化园林局与江苏省林业科学研究院曾经发布过一份“偶遇野猪指南”，南京浦口区的星甸、老山，江宁区的汤山林场、牛首山等是野猪经常出没场所，而在南京城区，野猪偶尔会出现在钟山风景区、南京大学仙林校区、鱼嘴公园等地，而钟山风景区的紫金山距离新街口核心商圈仅5公里。

在南京浦口那次试点抓捕过程中，单庆理在3个月内一共抓捕了22头野猪，合同金额10万元，在句容的试点抓捕收获更大，抓了32头，合同费用20万。“撇开笼子、监测设备与雇佣人力等成本，没有太多利润，不是网传的1万元1头。”

虽然是第一次使用自己发明的猎笼，但单庆理对野猪习性熟稔于心。在他的东北农村老家，时常有野猪闯入村民的农田，留下一地狼藉，村民们会结伴捕猎野猪。“野猪是杂食动物，喜欢吃玉米、瓜类，甚至蚯蚓、花草也来者不拒，在秋冬季节进入人类生活范围的，大多是公猪。”

中山大学生态学院博士后姜中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我相信未来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基于科学数据做一些更详细的规划，应该进行一系列的等级划分。如果它造成了危害，有的情况是不是只需要在农地附近建立一些电网或围栏就可以解决问题了。不需要动用猎人，避免过犹不及，浪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笼捕是最安全的方式。”单庆理说，“我们不去打扰在山上的野猪，而是防止野猪进入人类生活区。”猎笼放置的位置通常在山脚下，阻断野猪进城之路，单庆理形容是“人为建立一个生态廊道”。即使有其他动物不慎误入猎笼，也可以将其毫发无伤地放归山林。

不是所有野猪的归宿都是无害化处理。在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有一支救助野猪的团队，接到求助信息后，兽医们会赶往现场，通过“吹管”麻醉野猪，并将其带回收容中心。在红山森林动物园的“本土动物保育区”，野猪的活动面积最大，大部分来到这里的野猪，被认为不适合放归野外。

这则报道引发了舆论关于捕猎野猪的成本与利润的猜测讨论。大河报报道称，该企业弃标原因是“人手不足”，天眼查信息显示，该公司主营范围为建设项目咨询、建筑工程承包等业务，人数规模少于50人。

广东省科学院动物研究所胡慧建博士在接受上游新闻采访时表示，如果要有效控制野猪，要重新审视“不可食用野生动物”的规定，要合理考虑野生动物利用相关政策，加强科技手段支撑与应用，将私人猎杀与政府猎杀协同起来，同时要鼓励对野猪资源的合理利用，降低防控成本，并为防控获取资金与动力。

正式猎捕前，单庆理会先使用红外相机采集数据，找到野猪的活动路径，然后在野猪经常出没的点位投放饵料。这些饵料是单庆理特意为野猪定制的，在玉米等野猪喜欢的食物中添加了食用盐，“长期在野外的野猪喜欢补充盐分。”

在单庆理看来，使用猎犬存在弊端，在追捕野猪过程中，猎犬伤亡率很高，一只“重拖”打一场猪可能就死掉了，而驯养一只猎犬成本很高，“一开始用猫、獾子一类小动物训练猎犬撕咬，然后才慢慢过渡到大型的野猪”。被猎犬追赶的野猪受惊极易乱窜，攻击性变强，如果不慎闯入人类生活区可能会造成严重后果。

小九棋牌这不是野猪第一次闯出大祸。11月2日，安徽滁州一只野猪在居民区狂奔撞倒2人；10月27日，一头野猪侵入南京南站至紫金山东站间的高铁联络线，列车随车机械师下车排查处置故障过程中，被邻线列车碰撞身亡；10月25日，杭州建德市的街头，一头野猪闯入了路边的店铺。

单庆理告诉新京报记者，笼捕也存在一些局限，比如猎捕周期较长，猎人要花很长的时间通过投喂饵料让野猪放松警惕；长期置于野外的监控设备容易丢失损坏；此外，如果山上有其他人为活动，也可能干预野猪的活动轨迹，导致前期的努力白费。

2000年，野猪被列入《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简称“三有”)保护名录，从此受到法律严格保护。直到2023年7月，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公布新调整的“三有”动物名录，野猪正式从“三有”动物名录中被除名。

今年1月，国家林草局等15个部门联合印发《野猪等陆生野生动物致害防控工作方案》，全面加强野生动物致害防控工作。在这份工作方案中提到捕猎方式，“要积极推广规范化笼捕、网捕、围栏诱捕等种群调控手段，并由专业培训机构和组织加强培训考核。”

2023年，南京市浦口区农业农村局和单庆理签订浦口区重点区域野猪种群调控试点服务的合同，约定在3个月内，使用5个方形诱捕笼，一个大型诱捕笼抓捕野猪，费用为10万元。

单庆理提到，目前一些猎捕队成员多是兼职，参与政府的捕猎行动的捕猎队，一部分是出于兴趣公益，还有一部分人想通过自媒体曝光赚流量，他不喜欢“赏金猎人”这个称呼，“比起捕猎的难度和风险，补贴的费用也并不算高。”

七八条训练有素的“骚狗”“快帮”和“重拖”分工明确，紧密配合，把野猪控制住之后，追赶上来的猎手用刀或者长矛给野猪致命一击。

今年11月，南京一支野猪防控队在浦口区老山使用猎犬追捕野猪。负责人介绍，猎犬分为三类，一种是嗅觉犬叫“骚狗”，是通过气味找到野猪；一种是配合型犬叫“快帮”，当“骚狗”找到野猪后，“快帮”会上前围住；还有一种叫“重拖”，会拖住甚至撕咬野猪。

2021年，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常青与红山动物园合作，为一头野猪戴上定制的太阳能GPS背带项圈并放归老山林场，试图追踪野猪的活动规律。

单庆理说，目前比较主流的猎捕方法主要有猎套、猎犬和猎笼。猎套也就是常说的陷阱，这是一种类似老鼠夹的机关，一旦野猪踩上去猎套就会牢牢绑住它的腿，越挣扎绑得越严实。这种方法成本最低，但极容易误伤其他动物与人类，曾经就发生过有行人不慎中套受伤的新闻。

刘丙万告诉新京报记者，这个标准是根据野猪需要的食物来确定的，特定环境提供的食物能满足多少野猪的需要，“实际上是动态的，比如某些年份山上的食物可能很多，某些年份又比较少。”

今年6月，南京市江宁区农业农村局采购2024年野猪种群防控技术服务，要求数量不低于300头，预算金额为91.5万元，合同履行期限为2025年8月8日前。

根据野生动物保护法相关规定，禁止食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和国家保护的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以及其他陆生野生动物。野猪虽然被除名“三有”动物名录，备案后可以以非食用的目的进行养殖，但仍属于法律规定的“其他陆生野生动物”，不可食用。

从2017年起，南京就因野猪时而进城备受关注，尽管南京并不是野猪致害最严重的地方，甚至江苏省也未被列入2021年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发布的14省野猪危害试点防控名单。但是，当野猪闯入这座人口接近千万的特大城市之后，人们更明显地感受到野猪近在咫尺，人与野猪生存空间之争也被放大。

为了捕获更多的野猪，单庆理通常不会从野猪开始进笼之后就关门——只有少数胆子大的野猪敢钻进笼子里，其余野猪则会在附近观察。直到日复一日的投喂之后，野猪习惯了猎笼的存在，单庆理才收网，一个大笼子往往能捕获七八头野猪。

不过在现实生活中，却存在灰色地带。新京报记者以餐饮从业者身份联系上江苏宿迁一家野猪养殖场的负责人，对方称，他是从湖北购买幼年野猪进行养殖，销往野味餐厅。“纯种野猪肉论斤卖，50元一斤”，他们也将野猪和家猪进行杂交，杂交品种不像家猪那样肥腻，也少了野猪的腥臊味和柴感肉质，更受欢迎。不过，由于检疫不到位，猪群暴发了非洲猪瘟，他不得不关闭了养殖场。

此外，猎枪作为有效的捕猎手段也被纳入考虑，对此国家林草局与公安部协调，优化枪支弹药使用管理制度，保障专业猎捕工作顺利开展。

无害化处理也要产生一笔费用，这笔费用单庆理不必承担，但他了解到在有些地方，是承包给个人，无害化掩埋一头野猪的费用在200-300元，“如果政府处理，会比这个成本更高。”

单庆理说，他此前捕获的野猪被要求送往浦口区的病死家禽处理站进行无害化处理。一名参与过野猪无害化处理的工作人员告诉新京报记者，他们主要是采用化制方法，即使用高温高压加热死亡的野猪，彻底消除其所携带的病原体，并对残留物做进一步处理。

不过，这条新闻在被转发时遭到了误读，据了解，野猪等野生动物的种群密度单位为“头/平方公里林地”，上述4.43头并非整个南京城市，而是重点监测地区，以江宁区2024年初数据为例，约343平方公里林地有约700头野猪。

“野猪有没有更好的处理方式？”单庆理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野猪的处理能否通过食用创造经济价值，其抗病性强的特质能否用于研究？

2022年起，南京开始在紫金山开展野猪种群调控，据媒体报道，南京市绿化园林局每年提供100万元专项资金保障。经过2022年和2023年的调控，紫金山区域野猪种群数量从2022年的166头下降至2023年的103头，现紫金山野猪种群密度低于南京全市平均水平。